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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献忠:晚明科举与思想、时政之关系考察——以袁黄科举经历为中心

更新时间:2021-04-14 08:09:27
作者: 张献忠  

   摘要:

   晚明时期,科举考试与思想变迁以及时政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一方面科举考试中出现了阳明心学与程朱理学的竞争,佛教、道教亦开始向科举渗透;另一方面,会试第三场的策问大都关涉时局,这就使科举与时政之间产生了复杂的互动关系,士子虽然在作答时可以就时政发表自己的见解,但必须在不违背朝廷旨意的前提下,否则就会落第。名噪一时的袁黄编纂了大量的举业用书,先后参加了乡试、会试各六次,其坎坷的科举经历不仅反映了晚明思想对科举考试的影响,而且体现了科举与时政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

   关键词:晚明科举;思想变迁;时政;袁黄;

  

   科举制度自确立后,就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最重要的选官制度,承载和连接了文化、教育、政治等多方面的功能。晚明时期科举考试达至鼎盛,对当时的思想和时政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与此同时,思想与时政也反作用于科举考试,三者由此形成了复杂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不仅体现在宏观层面,更体现在微观层面,体现在个体的举业经历乃至每一次具体的考试中。但是迄今为止,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层面。1本文以袁黄科举考试的经历为中心,对晚明思想、时政与科举考试之间相互作用的具体情况进行深入考察。之所以选择袁黄为个案,不仅是因为袁黄编纂了很多举业用书,更是因为袁黄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晚明思想的变迁,而且他坎坷的考试经历更能体现晚明思想、时政与科举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

   一袁黄的学术渊源及其科举经历

   袁黄(1533—1606),初名表,后改名黄,字坤仪,号了凡,浙江嘉善县人,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本部分拟对袁黄的学术渊源及科举考试经历予以阐述。

   袁黄青少年时期就开始研习六经,并出入佛、道。他在给友人的信中也曾坦言:“某自束发,诵习六经,游神二氏,视尘世轩冕藐如也。”2就儒学而言,袁黄深受阳明心学的影响,其父袁仁(字良贵,号参坡)是阳明学的信徒,王畿在《袁参坡小传》中曾述及袁仁与王阳明及其弟子的关系:

   心斋王艮见之于萝石所,与语,奇之曰:“王佐之才也!”引见阳明先师,初问良知之旨……先师以益友待之。嘉靖戊子,闻先师之变,公不远千里迎丧于途,哭甚哀。与余辈同反会稽。

   自是而后,余至嘉禾,未尝不访公,公闻予来,亦未尝不扁舟相过。故余知公最深。大率公之学,洞识性命之精,而未尝废人事之粗;雅彻玄禅之奥,而不敢悖仲尼之轨。3

   可见,袁仁不仅问学于王阳明,而且与阳明的弟子王畿、王艮都有很深的交往。袁黄所受阳明心学的影响,显然首先是来自于家学,来自于其父袁仁。不仅如此,后来袁黄还曾师事王畿,他在其文集中说:“我在学问中,初受龙溪先生之教,始知端倪。后参求七载,仅有所省。”4王畿讲述与袁黄的师徒关系说:“公(袁仁——引者注)没后二十年,武塘袁生表从予游,最称颖悟,余爱之而不知其为公之子也。”5袁黄的同乡好友沈大奎亦曾谈及袁黄与王畿等人的师承关系,他说:“司马坤仪袁公,幼即致圣贤之学,从事于龙溪诸先生之门。”6袁黄的思想还深受泰州学派王艮和罗汝芳的影响,他曾为王艮作传;7在《答杨复所座师书》中又谈及罗汝芳对他的影响,他说:“某自受官以来,轻徭缓刑,颇得民和。每朔望,群弟子员而授之经,讲《论》《孟》之遗言而实示以现在之至理,生童之属环明伦而观听者不下数百人,诵义之声达于四境,此皆先生及罗先生之教也。”8

   阳明心学本来就融合了佛、道的思想,袁黄在这方面尤为突出。佛教方面,袁黄研习信奉的主要是禅宗。他曾与栖霞山高僧云谷禅师“对坐一室,凡三昼夜不瞑目”9,得其点拨后,发愿行善,并开始笃信佛教。其门徒杨士范在《刻了凡杂著序》中说:“了凡先生幼习禅观,已得定慧通明之学,欲弃人间事,从游方外,入终南山,遇异人,令其入尘修炼,谓一切世法皆与实理不相违背,遂复归家应举。”10袁黄的佛教思想集中体现在《了凡四训》和其所编纂的举业用书中。11袁黄受道家思想的影响也非常之深,杨士范说:“先生识高今古,学贯天人,上自天文、地理、历律、兵刑之属,下至奇门、六壬、遁甲、翻禽、阴阳、选择之类,靡不涉其津而咀其真。”12其中的“奇门、六壬、遁甲、翻禽、阴阳、选择之类”皆为与道教有关的方术,“天文、地理、历律”也涉及道家的知识。袁黄所著《祈嗣真诠》则是其道家思想的集中体现,该书分为改过、积善、聚精、养气、存神、和室、知时、成胎、治病、祈祷十篇,大都涉及道家的思想,其中的聚精、养气、存神三篇更是汲取了道教的内丹修养之术。

   正是因为袁黄深受佛、道的影响,因此一些固守传统的士人公开批判袁黄,有的甚至将其与李贽并列,共目为“异端”,如明末清初的张尔岐说:

   文士之公为异端者,自昔有之。近代则李贽、袁黄为最著。李之书,好为激论,轻隽者多好之。既为当时朝论所斥,人颇觉其非是。至袁氏《立命说》,则取二氏因果报应之言,以附吾儒“惠迪吉,从逆凶”,“积善余庆,积不善余殃”之旨,好诞者,乐言之;急富贵、嗜功利者,更乐言之。递相煽诱,附益流通,莫知其大悖于先圣而阴为之害也。13

   袁黄编纂了大量举业用书并将阳明心学和佛、道融汇其中。这些科举考试用书在当时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以至于“天下士传诵……令都市纸增价”14。

   袁黄青年时就“负一方盛名,浙中士子俱视为准的”15,他编纂的举业用书,有些是在中举以前。16但是,袁黄的举业之路却非常坎坷,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弟凡六应秋试,始获与丈齐升,又六上春官,仅叨末第,秦裘履敝,齐瑟知非,落魄春风,孤舟夜雨,此时此味,此恨此心,惟亲尝者脉脉识之,未易为傍人道也。”17由此可见,袁黄共参加了六次乡试、六次会试。

   根据笔者所掌握的文献,有三次乡试的时间可以确定,分别是嘉靖三十四年(1555)、嘉靖四十年(1561)和隆庆四年(1570)。因为袁黄于嘉靖二十九(1550)年进学,与嘉靖三十四年之间还有一次乡试,时间是嘉靖三十一年(1552),笔者推测,因为刚进学两年,袁黄很可能没有参加此次乡试。如果这一推测成立的话,从嘉靖三十四年起到隆庆四年乡试中举,十五年间共六次乡试,袁黄都参加了。

   对于嘉靖三十四年的乡试,袁黄之弟袁衮曾经提及:“乙卯,四兄进浙场,文极工,本房取首卷。偶以《中庸》义太凌驾,不得中式。”18这里所说的“太凌驾”,从字面意思看是指文字太奇纵、过于追求自我。实际上,这与袁黄所受阳明心学的影响不无关系,阳明心学注重自我,认为良知在心中,而且在时人看来,朱学主平实,王学主新奇。另外,就在这次乡试的同一年,袁黄编纂的举业用书《四书便蒙》和《书经详节》刊行,这两部书“大删朱注而略存其可通者”19,遭到了时人的批评,万历年间任礼部郎中的蔡献臣曾批评其“中间异说诐辞又多有与紫阳抵牾者”20。结合这些情况,笔者推断袁黄乙卯乡试“《中庸》义太凌驾”很可能是指其所作八股文未遵程朱传注。袁黄在给秀水籍进士项笃寿的信中亦提及此次乡试落第的情况:“乙卯,不幸与足下同黜于乡。”21

   嘉靖四十年(1561),袁黄又参加了乡试,因此时袁黄尚未贡入太学,故参加的仍然是浙江乡试,落第后袁黄还作《秋试败回戏言拟罪》以自嘲:

   供状人袁某……本居蓬室,误入芹堂……壮志屡违,命途多舛,年年落地。春风积恨于流莺,处处羁游,夜雨惊寒于断雁。拟罚醇酒百斛,酡颜醉骨;暂命竹林之车济河焚舟,再申王官之战!22

   袁黄第六次参加乡试是在隆庆四年。早在隆庆元年(1567),袁黄就补岁贡入北监,两年后又转入南监,因此这次参加的是应天府乡试,且终于中举。23

   袁黄中举后,次年就参加了会试,结果下第,此后又接连参加了五次会试。也就是说从隆庆五年(1571)至万历十四年,共有六科会试,袁黄都参加了。在这六次会试中,第三次会试是万历五年(1577),袁黄“本房取首卷”,但最后却以“五策不合式下第”。24那么究竟是哪些方面不合式呢?关于这一点在其《游艺塾续文规》和《两行斋集》中都多次提到。而且《两行斋集》还收录了这次考试的五篇策答。下面主要以万历五年会试为中心,并结合万历十四年袁黄第六次会试的情况,探讨科举考试与时政以及晚明思想之间的关系。

   二万历五年会试及袁黄下第原因

   根据《万历五年会试录》可知,该科的主考官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张四维和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申时行,袁黄所在房的同考官为吏科都给事中陈三谟。明代科举考试共分三场:第一场试以《四书》义三道、《五经》本经义四道;第二场试以论一道,判五道,诏、诰、表内科一道;第三场试以经史时务策五道。本部分主要结合第三场的经史时务策、首场《四书》义中的第三题以及袁黄的作答展开论述。《四书》义第三题出自《孟子·滕文公下》中的一段: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25

   首场考察的是八股文的写作水平,而第三场策问则重在考察对经邦治国的认识,多与时政有关。此次会试的五篇策问,也皆是就时事及如何治国理政进行发问。

   第一篇策问先以经史作引申和铺陈,然后就当下如何居安思危发问:

   《书》称:“制治未乱,保邦未危。”《传》言:“图难于易,为大于细。”是知清夷暇豫之时,幽眇几微之衅,固明主荩臣之所兢兢惕虑者也。虞周之隆,君臣胥敕儆戒、张皇之说,在书可征已。汉唐之世,若“流涕太息”,近于激谈,“十渐十思”,疑于过计,而二主受千载美称焉,亦可方于古欤?”

   我国家綦隆之业,迥轶前代。皇上嗣历以来,宪修政举,时和物丰,三垂晏然……顾处泰者危城复,居丰者戒日中。今宁无衅萌微作,当蚤见豫图以应《易》《书》之指者欤?皇上方上嘉虞周,励精求理,设有深恤远谟,补苴盛治。即激且过,亦宵旰所乐闻也。诸士其率意陈之,毋有所让。26

   第二篇策问主要考察士子如何对待古文经之周官:

   班固《艺文志》有称《周官》经者,其书不知所从出。然诋其为伪者,众也。自汉列于博士,始得与高堂生、萧奋之业抗而为三。至王仲淹氏、朱仲晦氏,盖亟称之矣……

   说者以为,先圣致太平之书是矣……程氏曰:“有《关睢》《麟趾》之意,然后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则今之穷经者,无亦缘其意而求之欤?吾愿与诸士相质正焉,以观稽古之学。27

   这篇策问虽然属于“稽古之学”,但实际上旨在考察考生的治国理念。

   第三篇是关于儒者与黄老、申韩之术的问题:

   儒者之说,尊周孔,而辟黄老、申韩尚矣。乃史氏述二家,或以为合于大道,或以为南面之术,或取其明分职,或称其辅礼制。于儒者,则各有刺讥。何悖谬也,岂亦有见欤?即以汉事论,文帝躬修玄默,其说出于黄老,然致治之美,庶几成康;武帝尊儒术,黜百家,而其治顾不逮孝文远甚,何欤?宣帝综核名实,大抵申韩术也。然号称中兴,与周宣侔德;元帝征用儒生,委之政事,而孝宣之业衰焉,其失安在?岂儒者之道,曾黄老、申韩不若欤?抑风会日趋,缘法而理,即黄老、申韩皆适于用,而儒者顾无关于理乱欤?将用之,有善不善也。士贵明道术、习治体,其以得失之效著于篇。28

   策问本身似有兼容黄老、申韩之意,旨在考察士子对道体和治术的理解以及有无从权之心,是涉及治国理政的大问题。

   第四篇是关于文章与社会变迁的关系问题,考察的是士子对文风和学风的看法,策问如下:

文章与时高下,自古记之矣。历观盛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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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史研究. 2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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