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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海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百年辉煌与思想精粹

更新时间:2021-04-13 09:57:45
作者: 顾海良  
原先估计要用3-5年实现的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提前完成;在3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营工商业和私营工商业的比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国营工商业已经占据2/3;私营工商业也开始被纳入由国营经济领导的发展轨道上。经过暴风骤雨般的土地改革,农村的互助合作也普遍地发展起来,以土地入股为主要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崭露头角。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展的民主改革和社会政治斗争,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和社会基础。

   根据中国经济社会这些变化了的新情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对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作出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新探索,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新构想。1952年9月,毛泽东形成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思想。1953年12月,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写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时,完善了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表述,提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渡时期总路线适合于当时中国经济关系发展的实际,体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必然性。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正式批准了这条总路线。

   按照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一化三改造”任务,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实践蓬勃展开。一是在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既借鉴了列宁的农业合作化思想,同时又依据中国的具体国情,采取从互助组到初级合作社、再到高级合作社的渐进过渡形式。二是在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高度关注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样,坚持说服教育、典型示范、国家援助等原则,采取由手工业生产小组到手工业供销合作社、再到完全社会主义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等的逐步过渡形式。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提出,在过渡时期,对于农民的生产和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不能采取剥夺的、只能采取典型示范、国家帮助等方法,使小农经济逐步改造成为集体经济。列宁根据苏维埃俄国的实际,提出合作制是改造小农经济的唯一正确道路的思想。中国共产党牢牢把握中国过渡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以及中国历史文化传承的实际,成功地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对个体农业和个体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实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

   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时,通过“赎买”方式走出了一条和平过渡的道路,在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第一次把对资产阶级“和平赎买”的设想变为现实。毛泽东曾指出,在由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的改造过程中,其中有对民族资本的改造问题,也有对官僚资本的没收问题,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实践探索,使我们成功地揭示了过渡时期的本质及其规律,表明“我们在处理资产阶级的问题上,有很丰富的经验,创造了许多新的经验”。

   “在过渡时期中,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1949-1956年,中国基本上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结束了长达几千年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在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成功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化中国”即在中国运用和创造性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在中国过渡时期积累的创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国化”过程,即丰富和“化”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过程。1959年,毛泽东在回顾这一时期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时还深有感触地提到:“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只有这一条是不行的,还“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

   五、“第二次结合”探索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曲折发展

   1956年初,在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确立这一历史时刻到来之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把如何选择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为国是论衡的重大问题提上了议程。在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中,毛泽东从历史、理论与现实的深相结合上,立足于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结合”的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作出了杰出贡献。

   1956年2月至4月,毛泽东连续用了40多天时间,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及其他各方面的关系问题作了深入调研。调研一开始,他就提出如何对待苏联经济建设的经验和选择中国建设道路的问题。1956年2月25日,毛泽东明确提出“要打破迷信”,我们“完全应该比苏联少走弯路”等重要观点。毛泽东抓住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秘密报告的时机,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作了新的战略布局。1956年3月中下旬,毛泽东提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既“揭了盖子”又“捅了娄子”,“说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我们由此应该思考的就是,如何“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等问题。回溯党的历史,毛泽东深有感触地谈到:“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也就是“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毛泽东提出的“第二次结合”,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选择的关键时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转折节点上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凸显了“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的核心要义。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一讲话“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也就是说,“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运用“第二次结合”思想,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的开创性研究。1956年9月,在党的八大的开幕词中,毛泽东再次谈到:“我国的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第二次结合”的根本原则,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基本方法和学理依循。

   在《论十大关系》及之后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全局的高度,抓住“关系”“矛盾”和“问题”等关键环节,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问题作出了多方面创新性的探索和富有特色的思考。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总体关系和整体布局问题的探索中,毛泽东指出:“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经济建设是解决和处理好其他各方面关系的基础和前提。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总体上,以加强经济建设和完善经济关系为出发点和中心论题,对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国防建设、党的建设、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等作出全面探索,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的根本方法和基本思路。

   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毛泽东提出的中心论题就是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进而达到“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

   要坚持“从发展的观点看”经济建设和经济关系,特别是要注重发展的系统性,注重解决发展中的制度和体制问题,毛泽东强调:“解决生产关系问题,要解决生产的诸种关系,也就是各种制度问题,不单是要解决一个所有制的问题。”“从发展的观点看”,还要求正确对待世界各国和各民族发展的长处,毛泽东指出:“凡是外国的好东西,我们就要学,并把它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基本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如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统筹兼顾、注意综合平衡,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等理论观点。这些“独创性的观点”,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的发展,也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化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中国成分、中国思想和中国智慧。

   “第二次结合”的过程是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在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关系问题的探索中,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后的“文化大革命”10年间,在曲折行进中有过实践和理论探索中的挫折与教训,这对改革开放新时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警示和镜鉴作用。

   六、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党的自我革命中,自我修复和发展完善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指导思想和发展方向。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本命题,开拓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的路向。

   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体现新时期最初6年经济体制改革成就的政治经济学的“新话”。对此,邓小平作出高度评价,“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邓小平对这一政治经济学“初稿”的肯定,主要在于“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这一“初稿”,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的标志性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与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相行并进。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是以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为标志的,是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接续发展为基本过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内容和重要组成部分。

   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确立了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经济事实和经济关系。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事实和经济关系,才能牢牢地把握这一阶段的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的整体关系,使这一整体关系“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才能系统地理解以经济制度论、经济改革论、市场经济论、科学发展论和对外开放论为主导理论、以主导理论交互作用生成的一系列衍生性理论相联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

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纲领为主要框架的理论体系。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纲领理论,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最具创新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本质规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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