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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海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百年辉煌与思想精粹

更新时间:2021-04-13 09:57:45
作者: 顾海良  
帝国主义列强“依其自国资本主义发展之程度而异其侵略之方式,又依世界经济变更之动象而异其相对之关系”。“列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方式各种俱施”,使中国沦为“国际的殖民地”;而“仅仅因各帝国主义国家力敌势均,无一敢首先发难,而又互相牵掣”,使中国的“政治权”得以“苟延残喘”,成为“半殖民地”。

   1925年,毛泽东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为依据,深入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毛泽东指出,为了明确革命的对象及其依靠的力量,“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中国社会的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以及无产阶级的阶级构成和阶级分析,成为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化中国”的经典理论。

   农民和农民运动问题是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革命的基本问题。彭湃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最早、最有影响力的农民运动的理论家和实践家。早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期间,他就开始研究农民问题。1922年回国以后,更是在领导农民运动的实践中,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国的农民问题和农民运动。他注重对农村各阶级、阶层经济地位的分析,搞清农村中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问题。1923年2月,在对农民运动政策的分析中,彭湃指出:“所取的政策:(一)对付田主,(二)对付官厅。即经济的斗争和政治的斗争并进,使农民有经济斗争的训练及夺取政权的准备。”他结合广东海丰地区农民运动实际所作的理论探索,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化中国”的重要方面,对中国共产党探索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产生了巨大影响,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政治经济学逐渐呈现“化中国”的特征,这在1927年后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批判当时存在的“左”倾和右倾错误,深化对中国社会性质和道路的探索中得到更显著的体现。

   一是关于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性质及革命性质问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形态。在这一形态中,“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是被破坏了;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然的优势”。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成为这一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加上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必然造成人民生活的贫穷困苦。“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在这一社会形态中,帝国主义列强凭借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控制了中国主要的经济命脉;同时,它们还从中国的都市直至穷乡僻壤,形成一个买办的和商业高利贷的剥削网,通过买办阶级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在这一社会形态中,民族资本虽然有着某些发展,但不可能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要形式,也不可能有任何自主性的发展。

   二是关于中国社会经济特征与社会革命问题。对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解,不仅使中国社会经济的特征清晰了,而且也明确了中国社会革命的根本问题。1928年7月,党的六大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案》,对中国土地关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特征作出分析。一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式的土地所有方式同落后的半封建式的剥削农民的方式互相勾结,高利贷资本与商业资本如同“石磨上的两片磨片”,榨取农民的私有土地,“使丧失土地的农民,更加受着独占土地的人的束缚而丧失其自由”;另一方面,豪绅恶霸公开掠夺农民的土地,“乡村中直接的统治阶级,富商、高利贷者、地主以及正式的统治者军阀官僚,现在尤其是军官,他们往往简单的‘强占民地’、‘强买土地’、‘吞没田产’、‘勾结讼棍侵占土地’等等”。在封建专制制度和官僚资本以及帝国主义势力的共同压榨下,中国的乡村和土地问题具有特殊的性质,也使中国的社会革命具有特殊的性质。

   三是关于中国社会革命道路中的经济问题。1927-1934年,毛泽东在实现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创建和领导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注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际运用,对革命根据地中的经济问题作出多方面的探索。特别是对创建、巩固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过程中,如何处理好革命战争与经济建设关系问题作了探索。1933年8月,毛泽东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指出:“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进行经济建设是“为着争取物质上的条件去保障红军的给养和供给;为着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由此更加激发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为着在经济战线上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并且教育他们,使战争得着新的群众力量;为着从经济建设去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去巩固工农民主专政,去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这就是“进行经济方面的建设工作”根本所在,因而那种“以为革命战争的环境不应该进行经济建设的意见,是极端错误的”。

   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必须服务于、服从于革命战争。毛泽东指出:“经济建设必须是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离开革命战争去进行经济建设,同样是错误的观点。只有在国内战争完结之后,才说得上也才应该说以经济建设为一切任务的中心。在国内战争中企图进行和平的,为将来所应有而现在所不应有的,为将来的环境所许可而现在的环境不许可的那些经济建设工作,只是一种瞎想。”

   三、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跃升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政治经济学思想历程中,经历了从分散的到系统的“化中国”过程、再到“中国化”的思想飞跃。这一思想历程,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相伴同行,同这一历史性飞跃中毛泽东思想的形成相随齐进。

   1930年5月,毛泽东在《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从思想方法和认识路线的结合上提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那种“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而“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的形式主义的态度,“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的结合过程中,要反对和纠正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问题,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运用于中国实际,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初步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重要基础。在1938年10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中国共产党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离开中国的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达成的系统性认识,使“化中国”和“中国化”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总体性过程。

   1945年召开的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显著标志,毛泽东思想作为这一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已经成为全党的共识。新民主主义理论是毛泽东思想得到多方面展开并趋于成熟的标志,也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历程上的升华。

   1939年12月,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新民主主义性质作出明确阐释。他提出:“现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已经过时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正在中国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展起来,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学意义就在于,“它在经济上是把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大资本大企业收归国家经营,把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同时保存一般的私人资本主义的企业,并不废除富农经济”。

   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具体构成问题作了进一步阐释。他提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在农村,“在这个阶段上,一般地还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但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同时,“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而“农村的富农经济,也是容许其存在的”。

   1947年12月,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的经济结构作了说明,“总起来说,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是:(1)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2)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3)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全部国民经济”。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的特点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既有限制地保存原来社会形态中的某些经济因素,又要发展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因素。

   1948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个体经济加上城市私人经济在数量上是大的,但是不起决定作用。我们国营经济、公营经济,在数量上较小,但它是起决定作用的。我们的社会经济的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但是,应该清楚的是,“努力发展国家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趋势。要以历史的、辩证的观点来看待这种趋势。1949年1月,毛泽东提到:“一方面,决不可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不是计划的、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而完全是资本主义世界。另一方面,必须谨慎,不能急于求社会主义化。”在谋划建国大业的时刻,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结构、性质和发展趋势作出了政治经济学的独创性阐释,形成了具有中国特点和中国特征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

   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经济关系实际的结合中,在领导根据地经济发展的长期实践中,创立的具有中国特点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化”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不仅具有鲜明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意义,而且对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在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如何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如何推进社会经济建设和发展也有着普遍的指导意义。

   四、过渡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社会进入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经济关系发展的实际,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走出了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形成了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续写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政治经济学的新篇章。

1952年,中国经济社会生活发生了新的变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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