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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林: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需要切实采取行动并强化机制

更新时间:2021-04-13 02:26:06
作者: 徐林  

   碳排放以及由此导致的全球气候变暖,被认为是我们全球全人类目前面临的一个共同重大挑战。尽管学术界和政界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取得完全一致的看法,但全球主流意见已经基本形成一致,温室气体尤其是二氧化碳排放,被认为是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按照有关研究资料显示,在六种温室气体中,二氧化碳排放是导致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过往的《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都是基于这一主流观点形成的国际协议。

  

   中国一直以积极的姿态参与了上述两个国际协定的谈判和执行。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承担着共同而有差别的责任,在维护自己发展权益的同时,一直坚守并完成了控制碳排放强度的承诺。去年,习近平主席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了我国在在碳达峰和碳中和方面的“3060”目标,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好评,但也形成了对中国在碳排放方面的新期待。国际社会在赞扬和疑惑中,也开始更多关注中国下一步会采取什么样的具体行动来实施目标。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行动

  

   根据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07年报告的预测,如果不能有效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到2100年,全球气温和海平面可能分别上升1.1-6.4℃和16.5-53.8厘米,人类活动导致的碳排放对气候变化的贡献至少占95%。恰恰是出于对这样一些挑战的共同的担忧,《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提出了全球碳排放大国的减排目标。世界各国以全球协约的方式减排温室气体。从碳达峰、碳中和这个角度来看,目前全球已经有50多个国家实现达峰。排名前十五位的碳排放国家中,美国、俄罗斯、日本、巴西、印度尼西亚、德国、加拿大、韩国、英国和法国已经实现碳排放达峰。中国、墨西哥、新加坡等国家承诺在2030年以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

  

   我们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动荡时代,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原有国际秩序正在经受考验和挑战,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在各自盘算着如何在变局中完善并重塑新的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新秩序。习近平主席代表中国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我个人理解,这实际上阐述的是,全球所有国家、不同民族在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大家庭中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既然是命运共同体,就需要共同面对发展和生存中的共同挑战,在共同认可、共同遵守的国际规则基础上共同采取行动。虽然在所有全球议题上取得认识一致并共同采取行动并不容易,但在应对气候变化和碳减排问题上,可能是全球不多的可以抛开意识形态差异,共同采取行动直面挑战、加深国际合作的一个重要领域。

  

   从大国之间围绕碳减排议题的国际博弈来看,围绕气候变化和碳减排问题,过去发达国家不甘于自身采取减排行动,一直希望中国这样的当今排放大国协同采取行动,以弥补他们在减排上增加的成本或经济损失。欧美国家曾经试图提意对中国等一些不实施碳减排配额的国家实施碳关税制度。如果真要实施碳关税制度,它不仅会使我国出口产品的价格竞争力发生变化,对发展中国家也会构成发展挑战。

  

   因此,中国的碳减排新宣示和新选择,对共同化解全球面临的重大挑战,缓解中国作为碳排放第一大国面临的政治经济压力,更好地形成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共识,具有重要的全球意义。

  

   二、中国的现实挑战和难题

  

   中国面临的碳排放挑战巨大且具有难度。中国是人口大国、生产大国、消费大国、出口大国,毫无疑问也是排放大国。中国的碳排放总量、单位GDP碳排放量、人均碳排放量都名列世界前茅,排放总量和人均排放量还在上升。统计数据显示,中国2019年碳排放总量达98.25亿吨,占世界总量的28.8%,这一比例超过中国的人口和GDP在世界总量的占比,因为中国的人口占全球人口大概是五分之一,中国的GDP占全球的GDP只有17%多一点,这说明我们人均碳排放和单位GDP碳排放量都是比较高的。

  

   从过去五年的数据看,中国碳排放总量年均增速约为1.25%。从单位GDP碳排放量来看,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0.75kg/美元,约为美国的3倍,德国的4倍。尽管中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仅为6.84吨,只相当于美国的一半,但还在逐年增长。

  

   问题是,随着中国居民收入水平持续提高和消费需求升级,人均能源消费水平和能源消费总量还会进一步提高。目前我国人均能源消费量为3.5吨标准煤/人年,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只相当于美国的约1/3,德国和日本的约2/3,但未来会进一步向发达国家水平趋同。但我们只能向能效水平更高的德国和日本趋同,而不能向美国趋同,前提是我们的能效水平必须达到甚至高于德国和日本的水平。能源消费达峰与碳排放达峰关系密切,除非能源结构的显著调整到导致的碳减排效应能够抵消能源消费增加带来的碳排放增加效应。由此可见,即便是按期实现碳达峰,对中国来说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按期实现碳达峰后再进一步实现碳中和,我们的难度与发达国家相比要更大。从达峰到中和,我们只有30年的时间。但是过去欧美等发达国家,他们一般都经历了50-80年左右的时间,我们的碳减排曲线会比他们更陡峭。

  

   从发达国家的经历来看,碳减排曲线与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以及城市化率有密切关系。一般来说服务业占比达到70%左右的时候碳排放就开始达峰并持续下降,城市化率达到80%左右的时候,碳排放也开始达峰并下降。但目前中国服务业的占比只有54%左右,城市化率也只有61%,所以我们离西方发达国家表现出来的碳减排拐点或结构特征还有一段距离。所以对我们来说,要实现碳达峰,包括碳达峰之后碳中,挑战和难度是非常巨大的。值得期待的是在绿色低碳技术特别是与太阳能利用效率相关的零碳能源技术的新突破,能够弥补经济社会结构转换相对滞后的不足。

  

   尽管面临诸多挑战,中国还是下定了决心在实现2020年碳排放强度下降目标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新目标,并开始部署落实采取行动。

  

   值得重视的是,中国推进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实施,还具有在能源领域构建内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意义。我国经济安全面临的挑战表现在诸多方面,其中最主要的还是能源安全。这是因为我国的石油和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分别达到了73%和43%,且还在进一步上升。不仅如此,我们石油天然气的战略储备也达不到安全储备的要求,如果能够尽快构建以新能源为主的绿色低碳能源体系,推进交通领域的电动化和氢动化,就能大大降低石油和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提高能源安全自主保障水平,也能缓解我国在敏感地区地缘政治方面的压力。

  

   三、“十四五”规划的目标导向和路径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纲要在刚刚闭幕的全国人大已经高票通过。“十四五”规划对碳减排提出了一些明确的目标和部署。从一些相关指标来看,提出了单位GDP能耗要进一步降低13.5%,单位GDP碳排放要降低18%的目标。这两个目标是有关系的,碳排放降低的幅度要比单位GDP能耗降低的幅度要更高,多出近5个百分点,这5个百分点实际上就是清洁能源替代的碳减排效应。清洁能源的替代导致碳排放下降的幅度导致单位GDP能耗下降的幅度更大。这意味着“十四五”期间应该采取更强有力措施提高绿色低碳能源的比重,规划提出的目标是,非化石燃料使用量占比要提高到20%

  

   “十四五”规划还提出森林覆盖率要提高到24.1%,这也是一个很宏伟的目标。因为“十三五”末中国的森林覆盖率大概是23.2%,我们要在未来5年提高0.9个百分点,也就是接近1个百分点的森林覆盖率。我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这意味着要增加约9万平方公里的森林覆盖面积。

  

   在总体规划目标要求基础上,有关部门还要编制专门的碳达峰、碳减排“十四五”专项规划,专项规划会有比总体规划纲要更具体的部署和举措。从各省市出台的“十四五”规划来看,也都围绕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提出了各自的目标和措施,有些地区甚至明确提出了提前达峰的具体目标。

  

   有了碳减排目标,碳减排的路径到底应该怎么走?还需要梳理一下中国碳排放的大户到底是谁。从相关数据看,中国碳排放占比最高的,第一就是电力部门,因为中国的电力部门煤炭发电还是主体,碳排放大概占了51%。其次就是工业部门,占了大概接近28%,主要是钢铁、建材、石化等高碳部门。再就是交通运输,占比约9.9%。第四个应该是城市建筑居住,大概是5%左右。

  

   导致这一格局主要是因为中国的能源工业是高度依赖煤炭的,一次能源煤炭占比目前还有57%,虽然已经与过去相比有了很大下降,但是由于煤炭是中国能源资源禀赋最好的,所以中国目前能源的生产消费中还高度依赖煤炭。中国能源部门80%的二氧化碳排放来自于煤炭,其次是石油占约14%,天然气占约5%。所以,解决碳达峰和碳中和问题,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的低碳化转型、工业部门的降碳和脱碳、交通运输领域的电动化和氢动化、推行城市绿色低碳建筑和整个社会经济的深度节能,可能会成为最根本的出路。

  

   四、强化举措和构建机制

   有了明确的目标和时间表,就需要有强有力的举措和政策机制,以下是围绕实现目标而展开的主要政策思考。

  

   第一,全方位加大节能力度,推进节能技术创新和推广应用。我国家然是一个能效水平不高的国家,目前单位GDP的能耗与世界上比较先进的发达国家相比,大概还有30-40%左右的差距。如果我们能弥补这个差距,有利于抑制能源消费总量的增加和尽早实现能源消费达峰,毫无疑问也有利于碳排放达峰。

  

  

在人均能源消费水平向发达国家趋同的过程中,要实现向德国和日本趋同,前提是中国的能效必须达到德国和日本的水平。在节能领域,我们在很多方面都具有非常大的空间。一些案例和经验表明,在工业领域,对生产线实施数字化、智能化改进,就可以提高30%左右的能效水平;在产业园区和城市社区,进行综合能源服务体系的改进,通过多能互补、峰谷调节、智能配置,也能实现30%以上的节能;在交通运输领域,城市智慧交通体系的构建和完善,就可以通过减少通行里程和道路拥堵,节约20%以上的能源,这还不包括交通工具本身的能源利用技术的改进;在城乡建筑节能领域,中国城市很大部分的建筑都不属于节能型建筑,如果对这些建筑进行节能改造,或是对新建筑按照碳中和、低碳节能的理念来进行设计和建设,都可以大大提高城市建筑的节能水平;在数字经济领域,数字技术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广泛深度融合,会有很强的数字节能效应,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本身的发展,也能通过合理布局、程序优化、产能适度等,减少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能源消耗;最后是生活节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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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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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大学发展规划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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