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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世联:“奥斯维辛之后”的诗

更新时间:2021-04-13 01:56:26
作者: 单世联 (进入专栏)  

   哦,烟囱

   在设计十分巧妙的死亡寓所上面

   犹太人的肉体被分解成烟雾抽到

   空气之中——

   一颗星星作为清扫烟囱的工人接收了它

   它变成黑色

   或者,这是一束阳光?

   哦,烟囱!

   耶利亚和约伯的尘埃所走的自由之路——

   是谁设计并一砖一瓦地建造了你们

   这些烟雾逃亡者用的路?

   —— 莱莉·萨克斯 [1]

  

   这首描写集中营焚尸炉的诗作《在死亡寓所里》,出自战后德语女诗人萨克斯(Nilly Sachs),是文学史家公认的“奥斯维辛之后”的诗歌代表之一。1957至1960年之间,萨克斯与另一位德语诗人策兰(Paul Celan)交往密切,相互鼓励,共同探索“奥斯维辛之后”的写诗问题。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批判理论家阿多诺(Theodore Adorno)提出了“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的著名论断,其中涉及到许多重大的文化/伦理/政治议题,至少仍为中外论者津津乐道。以奥斯维辛集中营为象征的纳粹大屠杀是现代西方的重大事件。以此为视点,我们可以对奥斯维维辛之前的西方文化获得新的认识;以此为界标,我们应当对奥斯维辛的西方文化进行新的探索。

  

   1、阿多诺的判断

  

   一场有组织的、工业化的种族屠杀发生在生命的价值已得到承认的20世纪中叶,发生在欧洲文化的核心发源地。这一极端行为即使在过去了70年之后,也还在向我们的理解能力和表现力提出挑战。如果地震毁灭了一切测量工具,我们又如何测量它对震级?如果大屠杀摧毁了传统的分析范畴和解释框架,我们又如何言说奥斯维辛?理解与表达大屠杀,需要有新的价值标准和语言方式。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To write  poetry after Auschwitz is barbaric),这是德国哲学家阿多诺1949年在《文化批判与社会》一文中提出的名言。这段话的全文是:“社会越是成为总体,心灵就越是物化,而心灵摆脱这种物化的努力就越是悖谬,有关厄运的极端意识也有蜕变为空谈的危险。文化批判正面临着文明与野蛮的辩证法的最后阶段: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也是对这样一种认识的侵蚀:今日写诗何以是不可能的。绝对的物化曾经把思想进步作为它的一个要素,而现在却正准备把心灵完全吸收掉。只要批判精神停留在自己满足的静观状态,它就不能赢得这一挑战。”[2] 此文收入其文化批评文集《棱镜》于1955年出版。关于这一判断,有多种解释。

   美国批评家斯坦纳(George Steiner)是最早思考大屠杀的学者之一,他大体认同阿多诺的观点,同时又特别重视大屠杀与人文艺术、特别是德语的关系。他的理解是:“诗人是该言说还是沉默,语言能否满足他的要求,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我们的文明带来了非人道,宽恕了非人道,我们与那些熟视无睹的东西狼狈为奸;这样的文明是否会丧失对我们称之为文学的这一必不可少的文明奢侈品的拥有权?不是永远丧失,也不是每个地方都会丧失,只是在此时此地丧失,就像一座被围攻的城市,丧失了对城墙之外自由的清风和清凉的夜晚的权利。”[3]既然西方文明带来大屠杀,它怎么还能再拥有文学?

   德国作家格拉斯(Günter Gras)1990年在一次演讲中分析说:“根据阿多诺简短的言论,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不允许的。人们对此的回答同样简短而莽撞,就像是有人号召敌人进行反击似的:这种禁令是残酷的,对人的要求过于苛刻,实际上是没有人性的;人们无论受到多大的伤害,毕竟还要生活下去。”“我觉得,阿多诺的告诫恰恰是违反自然的;似乎总有人自以为可以像圣父那样发号施令,禁止群鸟鸣唱。”格拉斯此论有一点无奈的意思。经历了奥斯维辛,我们本来应该对一切美的、艺术的东西抱有警觉,不过人性没有这么坚强和理性,人们活着就需要诗、美。所以“这些严厉的律令成为拦路石,挡住了渴望觉醒的、犹如未受伤害的未来信仰,它像任何断然的命令那样令人难受,像任何禁令牌那样,向人们发出抽象化的严厉禁止,但人们又可以轻易地绕开它。”但格拉斯并不与阿多诺对立,因为在他看来,奥斯维辛是德国的耻辱,我们无法忘却、无法克服甚至也无法理解它。所以格拉斯又充分承认阿多诺主张的意义:“假如未来已预先规定了日期并且被统计上的可怕数字所占据,文学到哪儿才能找到自由活动的场所?假如人类以各种方式毁灭了自己和其他所有生命的能力每天都能得到证实或者有计划地受到训练,那么,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叙述呢?除此之外别无其他,这种时时刻刻都可能发生的自我毁灭与奥斯维辛存在某种关系,它把最终解决扩大到全球范围。”[4]既然人类在自我毁灭,那文学也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叙述。

   英国学者布衣(Ian Buruma)解释这句名言时说:“我觉得他的意思是,诗,混杂着‘私人的自鸣得意的思索’,是无法找到语句表达奥斯维辛那机械化了的,没有灵魂的,大工业方式的残忍的。此外,诗歌是欢娱和美的产物。因此,集体屠杀无法以诗歌表现。”布衣还以策兰的《死亡赋格曲》为例,提问:“这首诗是不是有点太感情,有点太悦耳了?在结尾处,他究竟是把恐怖甜蜜化了,还是直抒其事?”[5]用美的诗歌来表达残忍和恐怖,当然就是野蛮。

   上述三种解释不但各有其理而且并不矛盾。首先要说的是,阿多诺的判断不是一个经验上的禁令,而是在一个更高远的层次上讨论文明与野蛮的辩证法。这一主题,在阿多诺与霍克海默1944年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一书中就有深入阐释(关于此书,本书将在《大屠杀的文化理论》中讨论)。在纳粹集中营,艺术承认着残忍,美感装饰了暴力,诗歌成为魔鬼的工具等已经是普遍事实。奥斯维辛二号营比克瑙有男子、女子两个管弦乐队,其任务不但是为党卫军服务,也为囚犯们“服务”:他们出工前,咚咚的鼓声配上喧闹的镲跋声能催人前进,音乐在加速他们死去。女子乐队的指挥、法国人范妮娅战后回忆当时的一场演出:

  

   音乐会要在A区和B区两个集中营的铁丝网之间一个小广场,实际上是在一个较宽的通道上进行。演出台周围摆放了一排排椅子,大家忙忙碌碌得像过节一样。党卫军穿戴得特别整齐,皮鞭夹在腋下,皮靴闪闪发亮。……

   由于有独奏节目,这次音乐会显得正式些。这次还来了许多女党卫军,……一些护士和秘书也来了。今天天气好极了,她们都出来了。……

   在这处铁丝网后面有许多囚犯,……在强烈的阳光下显得更瘦弱、更悲惨。我们离电网非常近。突然我看到一个妇女冲向电网,抓住金属丝。强大的电流使她猛烈颤抖,身体扭动,最后她就挂在了那里,四肢不停地抽搐;在阳光照耀下她像一个大蜘蛛,在网上挣扎。她的一个朋友冲了过去,想把她从电网上拉下来,结果电流使她们的胳膊连在了一起,她也全身抽搐起来。这里没有人动一动,音乐会继续进行;党卫军听着音乐,互相谈论着。又有一个姑娘跑过去,想用一个凳子腿把那两个翻腾的躯体从电网上弄下来。没有一个人帮她的忙,我们继续演奏。党卫军互相拍着背,笑着;格拉夫摇一摇头,扶一扶眼镜,看一看电网上的那两个妇女,脸上略显出一些不满的样子。在耀眼的阳光陪衬下,两个弯曲的身体开成了一个奇怪的卐字形。终于那个姑娘把她们两个从电网上弄了下来,她们跌落在地上,一动不动。我们不知道她们是不是已经死了。党卫军笑着,站起身,高兴地评论着。这是他们对演出表示满意的最后表示。[6]

  

   范妮娅当时就感到:“在比克瑙,音乐是最好的东西,也是最坏的东西。说它最好是因为它填充了时间,像一种药品,使我们麻木;说它最坏是因为听众中有杀人的人和要被杀的人,而我们也好像是刽子手。”[7]这一真切具体的经验,为阿多诺的观点作了一个精准的注释。

   也是意识到这一点,奥斯维辛的另一个幸存者、波兰作家博罗夫斯基(Tadeusz Borowski)理所当然地对文明和结晶如祖国、哲学、诗歌和美提出了抗议:“我们钻到地底下干活,也在地面上干活,有时在屋内,有时在雨中,拿着铁锹、镐和铁撬棍。我们搬运大袋的水泥、铺砖、安放铁轨、铺撒碎石、蹂躏大地……我们正为一新兴的文明打下地基。直到现要我才意识到古代文明的建立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埃及金字塔、神庙和希腊雕塑——背后全是骇人听闻的罪行!古罗马的道路、壁垒和城墙上究竟洒了多少人鲜血。”

  

   你知道我过去多么喜欢柏拉图。直到今天我才发现他是一个骗子。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并非理想的折射,而是人类汗水、鲜血和操劳的产物。是我们建造了金字塔,是我们开采出神殿所用的大理石和帝国大道所用的石头,是我们齐心划桨开动大船,是我们拖着木梨开垦土地,而他们书写对话和戏剧,打着祖国的幌子,将阴谋变得堂而皇之;他们越过国界、践踏民主、发动战争。我们一身污秽,化作白骨,而他们满口追求“审美”。继续那险恶的论调。

   牺牲人类正义为代价换来的美绝不是美,对错误、不公不置一词的历史绝不是真相,而饶恕不公更不是美德。

   我们会被历史遗忘,淹没在诗人、法学家、哲学家和教士的声音中。他们会创造美、美德和真相,但只属于他们。[8]

  

   文化史并不如此简单,拒绝真善美也过于粗暴,但从集中营走出来的人有这样的想法却完全可以理解。阿多诺对“奥斯维辛”的思考,却并不限于这种劳动者对拥有者的愤怒。如果音乐、诗歌这些文明的精华与大屠杀的野蛮行为之间有存在着辩证关系,那么“奥斯维辛之后”我们依旧在那里低吟浅唱、写景抒情,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就只能是欺骗、虚伪和野蛮。阿多诺第一次提出:在发生了有组织的、公开的、凭借现代技术手段和工艺流程的灭绝性大屠杀之后,必须重新认识包括诗歌在内的传统文化,我们只有在摆脱了传统语言形式与美感标准之后才能继续写诗。简单地分析,阿多诺的判断至少有三个要义。

第一,奥斯维辛体现着西方文明的结果。纳粹大屠杀不是西方文明的中断和变异,而是西方文明的一种结果。在雅典与奥斯维辛之间存在着一种历史的连续性。从古希腊到19世纪,西方哲学的目标是“主客体的同一”,包括伟大的辩证哲学家黑格尔,他虽然承认了、肯定了否定,但最终还是要回到肯定上去。即使实在没有肯定,也要通过否定之否定来达到;即使个别不能达到肯定,也要通过总体来达到肯定。阿多诺所说的“同一性”大体有四个涵义。一是个体意识的同一性,即笛卡尔所说的“我思故我在”的“思”之主体,它假设个体在其所有经验中都是同样的。二是由此同一性引申出的逻辑普遍性,同一的个体意识生出同一的普遍性。三是思想对象的自我同一与稳定性,即“A=A”的逻辑原则。四是主客体的同一。在阿多诺看来,“同一性”是虚假的、虚构的,没有任何哲学手段可以达到主体与客体、个体与总体的绝对同一,否定之否定结果仍然是否定。所以“同一性”及与之相连的“总体性”、集体性等都是虚假的、抽象的概念的影子。“同一性”也是统治的、压抑的。尤其是阿多诺着力批判的第四种同一性,它实质上主体吞没、取消客体。这种同一性在近代社会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基本形式,其社会内容就是消灭所有的异质存在,对无法一致的个体强制统一化,对无法调和的矛盾实施表面上的调和,使个体消极接受并盲目认可统治的现状。比如黑格尔对普遍性的维护就隐含着一种强制性的社会结构的内容,他的普遍性决没有与个性的本质同一,而是以对立的方式成为实现对个性的普遍施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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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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