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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世联:奥斯维辛与西方文明的“除魅”

更新时间:2021-04-13 01:53:36
作者: 单世联 (进入专栏)  

   美国作家斯泰隆(William Styron)在其名作《索菲的选择》中说:“所有谈论纳粹集中营的作者中,很少有人像乔治·斯坦纳一样写得那么深刻和富于激情。”[1]这句话是对当代人文学者、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文集《语言与沉默》中的《后记》一文的评论。作为一名对西方古今文学有深入研究和犀利评论的批评家,斯坦纳在文学领域似乎不太著名,诸多介绍西方文学理论的专著没有提到他,美国批评史家韦勒克(René Wellek)的八卷本巨著《近代文学批评史》中没有斯坦纳的位置,九卷本的《剑桥文学批评史》也只是在第九卷介绍20世纪悲剧理论时用括号附带地提到他的《悲剧的死亡》一书。不同于当代各种“主义版”、“标准版”的批评理论,斯坦纳是一个穿越了语言、国别和学术边界的信息传递者,他相信真理总是在疆域之外,其著述由文学而文化、而历史、而宗教,重在道德和政治方面的边缘问题。他没有也不想提供一个完整理论体系,更没有开创或引领什么“主义”或“流派”,因此也就游离于当代批评理论的主流之外。相应地,尽管斯坦纳长期在剑桥从事学术研究,但他拒绝英国学术生活中的主流思想和专业规范,其讲课内容与传统文学研究完全无关,且长期批评英国文化名流,因此受到其同事们的排挤,而他自己也公开以独立于剑桥学术界之外而自豪。更重要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斯坦纳对纳粹大屠杀的研究兴趣越来越强烈,他以“高度的道德严肃性”在欧洲文化的语境中阐释纳粹大屠杀,这一研究因为强调大屠杀与欧洲、特别是高雅艺术之间的关联而进一步恶化了他与那些对大屠杀不感兴趣的同事之间的关系,激化了他与剑桥英语系及其他英国文学研究机构之间的对立。在其解释“大屠杀”与西方文化的关系及其对未来西方文化的影响时,斯坦纳不但提出了大屠杀的文化起源,也颠覆了对对人文艺术的社会/政治效果的传统观念,为西方文化“除魅”。因此,斯坦纳所从事的不是19世纪末以来批判西方现代性和物质文明的德国“文化批评”(cultural criticism),也不是分析当代大众文化和文化产业的英国式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而是基于深厚广博的语言、文学、哲学和宗教研究的“文化思想”研究。正是在对大屠杀的研究中,斯坦纳揭开了欧洲文明的一个公开的秘密,打开了人文研究与文化思考的新向度。

  

   1、大屠杀的文化起源

  

   对斯坦纳来说,重要的不是对纳粹大屠杀及其对文学/文化的影响的学术研究,而是要保持对大屠杀的记忆并通过大屠杀重新认识西方文化。1959年,经历了十多年重建的西德开始进入繁荣期,满足得意之情弥漫于整个社会,“让我们遗忘”成为德国新时代的祷文——“忘掉过去。努力工作。创造繁荣。新德国属于未来”。恰在此时,斯坦纳不合时宜地发表了有关大屠杀的第一篇文章《空洞的奇迹》,尖锐地指出所谓“德国奇迹”是空洞的,表面上充满对生活的无限热情,骨子里却是莫名其妙的死寂。这是因为战后的德国故意遗忘历史,拒绝记忆过去的恐怖。这一不和谐音理所当然地引起仍在掩埋历史的德国人的愤怒,但斯坦纳毫不妥协,他一发不可收地以大屠杀为视角评论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与高雅艺术的社会效果,除去了凝聚在西方高雅文化上美、崇高、超越、伟大的迷魅。他一再表明:“我是一个提示者,负责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大屠杀。我的工作的中心是从文化的角度、哲学的角度来分析大屠杀的文学意义:在某个地方有着大量的阴影、鬼魂、废墟……应该会有一些跟随现实发展的脚步的犹太人留在欧洲巨大的阴暗世界中,他们至少记得在这里的文明。”[2]斯坦纳把理解这场发生于西方文化核心的悲剧、拒绝沉默与遗忘视为一种道义的责任。对他来说,记忆大屠杀不只是要调整文学讨论的方式,甚至也不只是回归历史,而是要保护及避免西方文化的自我毁灭。

   斯坦纳1929年生于巴黎,因为其父的远见(他在1924年离开维也纳到巴黎时就预见到德国反犹主义的可能后果),全家于1940年1月离开法国到美国,因此躲过了大屠杀。在欧洲犹太人遭遇围捕、苦役和灭绝的黑暗时代,斯坦纳与他的家人住在曼哈顿第五大道,在美国接受了最好的教育,战后在耶鲁、芝加哥和哈佛等名校学习。这种巨大的反差,使斯坦纳长期怀有一种愧疚感:“我学校里犹太学生只幸存下来两个,我就是那两个中的一个。我的身边总会出现一些关于我不应该幸存下来的传言,总是病态地歪曲我的可怕的命运,总是会问‘我做得怎么样’、‘我的恐惧多么的不幸’之类的问题。我从一生下来就感觉自己存在缺陷,肩负着使命。我负责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这段历史,为了将历史流传下去而努力记住这种感觉,否则,那种使命感将会化为灰烬。”[3]1960年代后,有关大屠杀的回忆、研究的论著纷纷出版,公众的兴趣也日益高涨。斯坦纳因其精通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的优势,广泛接触到有关大屠杀的各种作品,尤其看重中欧犹太人如阿多诺(Theodore Adorno)、阿伦特(Hannah Arendt)等人的作品和观点。和他的父亲一样,斯坦纳也认同“中欧人文主义”,严厉指控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使这一独特传统化为灰烬:“那些被毁灭的东西——大量的生命遭到嘲弄,驱赶着走向毁灭,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为死者的祈祷也没有确切的落脚点——体现了一种特殊的智慧,一种智能和感情:现在,幸存下来的主要犹太群体没有一个保存或重新获得这种智慧品质。因为我感到,在我的反思中,在我要写的作品中,存在这种特别的遗产急需说出,所以我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幸存者。”[4]当斯坦纳说自己是“一个幸存者”时,他想表达的是两个含义:他既是在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犹太人,也是被大屠杀摧毁的中欧犹太社会的一个代表。前者是种族概念,后者是文化概念。中欧人文主义是由马克思、弗洛伊德、爱因斯坦、卡夫卡(Kafka)、维根斯坦(Wittgenstein)、霍夫曼斯塔尔(Hofmannsthal)、本雅明( Benjamin)、列维•斯特劳斯(Levi Strauss)、阿多诺、阿伦特等犹太人所代表的伟大传统,而纳粹大屠杀就发生在这个欧洲的心脏地区。斯坦纳把自己与中欧犹太知识分子和那些伟人创造的文化联系起来,对“现代的野蛮行为”这个悖论的探索。

   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以斯坦纳长期工作的剑桥为例。这里的英语研究始于19世纪末并在1927年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它以“人性、文学素养和英国文化”之间存在自然的、和谐的关系为其人文主义假设。二战之后,利维斯(F.R.Leavis)等人迫切地重申人文学科特别是文学的核心重要性,呼吁人们拯救英国的文学文化。尽管利维斯也属于剑桥的另类批评家,但其人文主义的假设却是剑桥乃至英国文学研究的共识。斯坦纳针锋相对,对此人文主义立场,也对西方文化理论传统提出了一个基于事实的严厉批评:

  

   我们是大屠杀时代的产物。我们现在知道,一个人晚上可以读歌德和里尔克,可以弹巴赫和舒伯特,早上他会去奥斯维辛集中营上班。要说他读了这些书而不知其意,弹了这些曲而不知其音,这是矫饰之词。这些知识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对文学和社会产生影响?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对从柏拉图的时代几乎成为定理的希望——希望文化是一种人性化的力量,希望精神力量能够转化为行为力量——产生影响?那些公认的文明传播媒介(大学、艺术、书籍)。不但没有对政治暴行进行充分的抵抗,反而经常主动投怀送抱,欢迎礼赞。为什么会这样?在高雅文化的精神心理定势和非人化的诱惑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尚不为人所知的纽带?是不是在文明内部生长出来的那种十分厌倦和过度抽象的观念,为野蛮的肆虐铺平了道路?

  

   任何对文学及其社会地位的思考,都得从这毁灭出发。根本上说,文学持续关注的是人的现象,关注的是人类行为的方式与动机。无论是作为批评家还是只作为理性的人,我们行动的时候都无法再假装,就好像我们对人类可能性的看法没有深刻变化,就好像在1914年到1945年间大约七千万男人、女人、儿童在欧洲和俄罗斯因饥馑和暴力而灭绝之后,我们意识的质地没有根本改变,我们不能假装贝尔森集中营与负责任的虚构没有关联。

   ……我们不得不追问,人们想起和谈起最优秀的知识,是否真的如阿诺德所言,丰富并提升了人类的精神资源。我们不得不思考,利维斯博士所称的“人文主义核心”是否教育了人类行为,或者,在文学研究中培养出的道德智慧思路和在社会政治选择中所要求的思路之间,是否有巨大的鸿沟和对立?

   ……文学和文化对于个体和社会的道德认知具有价值,这对于约翰逊、柯勒律治、阿诺言德来说都是不言自明的假定。现在,这假定遭到质疑。[5]

  

   这一质疑是斯坦纳全部研究的起点。在他看来,经历了大屠杀之后,我们再也不能简单地接受这种传统的权威观念:文学与文化的价值在于促进个人和社会的道德观念。1971年,斯坦纳在肯特大学演讲的基础上出版《蓝胡子城堡——有关文化再定义的讨论》一书,明确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末,大约有七千万欧洲和俄罗斯人在战争、饥饿和屠杀中失去生命。分析当下环境的文化理论,不将这些死亡的恐惧列为重点考虑范畴,其本身就是不负责任的做法。”[6]他所说的文化理论,是指英国诗人、现代主义经典之作《荒原》的作者艾略特(Elio)在《有关文化再定义的札记》中提出的理论。在斯坦纳来,这本写于1945—1946、出版于1948年的文化理论著作,居然不提刚刚结束的大屠杀,是难以理解的:“这个事件发生的三年后,全世界范围内都对事实出版了书目和图片,真正地改变了我们对人们行为的局限认识,他怎么在一本关于文化的书中没有提及文化方面的问题?”[7]艾略特以宗教为文明的特征并把文化概念和宗教概念置于同一个语境中的观点,是斯坦纳赞成的,但他同时认为,也必须把大屠杀与宗教联系起来,“对这一框架的理解对于解决文化方面的争论至关重要。”面对肯特大学听讲的英国基督教教徒,斯坦纳强调:屠杀欧洲犹太人反映了“基督教的本质及它在欧洲历史上的地位存在问题”,“艾略特怎么能在发生了大屠杀后详细描述基督教并呼吁建立基督教的秩序?”[8]这里有两个层次的问题。

第一,大屠杀如何关联于基督教?斯坦纳认为,不同于人类历史上发生的任何一次大屠杀,纳粹大屠杀的独特性在于,它涉及到我们的本能生活和宗教生活之间的关系,涉及到西方文化中存在的某些关键性的不稳定因素。具体地说,大屠杀作为西方文化的一种现象,它反映了一种自然的感官意识,反映了人们对多神论和万物有灵论的本能需要。犹太人凭借一个上帝的概念以及随之而来的完美人性理想,不懈地要求人性具有道德性。比如摩西的一神论,就以一个无比强大的、无所不知的、审判的、苛刻的、脱离人类日常生活的至高无上的神取代多神论,切断了可能跨越人神之间鸿沟的一切可能,建立了毫不妥协的道德规范,迫使人类放弃的自然欲望。从历史的角度看,绝对一神论的要求几乎是人们无法容忍的。基督教继续用理想的要求去胁迫人类实行一种利他主义,它要求完全的爱,包括受害者去爱屠杀者,这是一个可怕荒谬的提议。凡夫俗子如何能达成?再如马克思主义,它把对非正义行为的先知般的愤怒转变为毁灭资产阶级罪恶之都以创造一个新的、干净之城的社会主义构想,它认为为了在“这个世界”实现社会正义,人们必须放弃利益和自私,以宗教殉道般的精神为世俗中的他人而死,将个人生存融入到社会团体当中。总之,“超越你自己。超越心灵不透明的障碍以达到纯粹的抽象。失去你的生命以便获得它。放弃财产、社会地位和现世的安逸。爱你的邻居如同爱你自己——不,要更多,因为自爱有罪。做出任何牺牲,忍受任何攻击,甚至自我谴责,那样正义才可能取胜。”[9]这些趋于完美的社会理想持续地挑战着西方的个人生活和社会系统,道德需求和人类缺陷之间互不退让的辩证法使得西方文化的纽带彻底失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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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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