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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世联:理论与历史:从文化工业到文化产业

更新时间:2021-04-13 01:38:09
作者: 单世联 (进入专栏)  

   作为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代表,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特别是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与提奥多·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的文化工业批判,在文化特别是文化产业理论与实践中影响极大。相关论者或原教旨式地维护此论并据此进行文化产业批判,或从中外文化产业实践中说明文化产业也有差异和独创并以之为文化产业辩护,由此展开的论争成为文化产业理论的基本结构。当文化产业在全球范围内兴起时,早期批判理论所针对的纳粹早已灰飞烟灭,而美国也已进入后工业社会或后现代社会,社会制度、生产组织、企业形态、劳动文化等都已发生很大变化,“文化转向”已成为经济、政治与社会的总体趋势,文化产业不但是文化生产的主导机构,也是整个社会生产的典范:创造性、差异性、符号性、美感性等曾经专属于艺术的品质和特征,现在已经播散到物质生产之中,以至于人类的所有生产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文化生产的性质和特点。

   简要地说,文化工业形成于现代国家和独裁资本主义的盛期,这个时期亦可称为“组织化资本主义”、“福特主义”时期,其特征是国家和大公司主宰着经济命脉和个人命运。20世纪中叶以后,西方社会发生重要转折,资本主义新文化开始形成,文化产业作为后工业社会的支柱产业,也是资本主义新文化的主要形式。这就提示我们,从(现代与后现代)两种文明形态、(福特制与后福特制)两种生产方式的意义上讨论文化产业,可望对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人的批判理论有一个历史性的认知:他们批判的是文化工业的同质性产品,而文化产业/创意产业追求的则是差异性产品,批判理论与文化产业理论并不必然对立。[1]当然,从批判同质性到追求差异化,需要理论范式的转变。美国学者诺埃尔·卡洛尔(Noél Carroll)在评论当代大众文化理论时指出:“如果说抵制大众艺术的最重要的哲学来源看来是康德的艺术论(或者伪康德艺术论),那么,支持大众艺术的大多数富有创见的哲学辩辞是黑格尔的艺术论。”[2]就对文化生产的解释而言,黑格尔理论的优势是其历史发展的观点:文化随时代变化而变化,不同的文化方式标志着不同历史时代以及与之相伴的意识水平。没有绝对的文化标准,因此不能用传统标准来评论现代的文化。本书认为,从文化工业到文化产业的演变过程,也正是西方社会的生产方式、价值取向、消费模式、文化观念的演变过程。

  

   1、“后工业”与“非组织化资本主义”

  

   工业文明创造了新的劳动方式与劳动观念。正如手工劳动同时具有辛苦与满足的双重特性一样,工业文明也是伟大与残酷并存。18世纪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了纺织品、铁路和煤的生产,1871年后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钢、化工品、电力和石油产品。这是物质繁荣的时代,也是劳动者的苦难时代:与工业生产所伴生的贫民窟、矿井和工厂中的悲惨景象、因贫富不均而激化的社会矛盾,等等。19世纪40年代,英国议会报告公开了那些在威尔士矿山中裸体工作的妇女和童工的生活和工作状况时,整个欧洲为之震惊。马克思、恩格斯的揭发和批判我们早已耳熟能详。英国作家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用“艰难时世”指称他所生活的时代。在其小说《老古玩店》(1841)中,工业城市伯明翰的景象仿佛但丁(Dante Alighieri)《神曲》中的地狱,而在另一部小说《艰难时世》(1854)中,工业小镇焦煤镇的场景也并不比地狱好。1862年,法国作家雨果(Victor Hugo)出版了他的名著《悲惨世界》,在该书的题词中,他写道:“只要因法律和习俗所造成的社会压迫还存在一天,在文明鼎盛时期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并使人类与生俱来的幸运遭受不可避免的灾祸;只要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还得不到解决;只要在某些地区还可能发生社会的毒害,换句话说,同时也是从更广的意义来说,只要这世界上还有愚昧和困苦,那么,和本书同一性质的作品都不会是无益的。”[3]工业文明的残酷并不只是、后来甚至主要不是贫穷和不义,还包括机械体系所造成的人性的分裂。在严密的劳动分工和庞大的机械体系中,劳动者不是支配劳动过程的主动力量,而是生产体系的组成部分,是机器体系的附属物。所以在工业文明的鼎盛时期19世纪,西方诗人、思想家就对“工业文化”提出了严厉指控。直到19世纪末,与经济增长、物质繁荣相伴相生的是劳动者对悲惨世界的哀嚎以及风起云涌社会抗议运动。

   作为社会生产和分配物质商品及服务的组织模式,资本主义是一种动态的系统,虽有深刻的内在矛盾和冲突,但迄今为止依然是世界转变的主导性力量。在此过程中,它也经历了深刻的重新塑造和重新规范。不但早期现代的“异化劳动”和贫富不均,而且非人格的“泰勒制”、“福特制”,都在一定程度上被调整甚至克服了。这个过程也就是从“福特制”到“后福特制”、从“工业化”向“后工业”的变迁过程。

   工业文明在20世纪上半叶进入了高峰期。借助20世纪开始盛行的“泰勒制”(Taylor System),西方社会显示出制造大量商品和财富、满足越来越多的“穷人”的力量,而且在劳动环境、工资水平、工人权利等方面都有了很大变化,狄更斯与马克思所抱怨的情形在西方世界已逐步过去。但“泰勒制”没有改变、甚至还加强了人当成物、当成机器的附属物的弊端。泰勒制的原理是:完成某一工作所耗费的时间,超过定额的刺激和资金制度,根据工作优劣给以级差工资,工具和设备的标准化,通过脑力与体力的测验来使工人适应工作,由工程师负责的专业部门制定计划和安排工作。在此“科学管理制度”中,只有效率和产量,而没有任何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只有在精细的劳动分工、精密的科学测定基础上对“手”和“物”的安排,而没有人。泰勒制是起点,随后的“福特制”(Fordism)以生产机械化、自动化和标准化为基础设计的流水线作业及其相应的工作组织,更有效地提高了标准化产品的劳动生产率。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福特制是等级分明、层层服从、部门之间没有横向联系的线性生产组织形式。具体而言,一是大规模生产——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中,一个企业只有在自己更便宜地出卖商品的情况下,才能取胜。这就必须提高劳动生产力,而增加劳动生产力的首要办法是更细地分工,更全面地运用和经常地改进机器。由此造成的必然结果是:分工必然要引起更进一步的分工;机器的采用必然要引起机器的更广泛的采用;大规模的生产必然要引起更大规模的生产。二是标准化产品——以“泰勒制”为基础,通过劳动的标准化、强化的技术分工和高度专门化的机器,以大量生产出标准化产品。三是严密的劳动分工——每个工人只完成一项任务,而且规定了单位时间内必须完成多少个动作,工作的表现和成绩也完全由一些量化的目标来衡量。四是垂直型的管理——在以分工和专业化为基础的生产过程中,分工越来越细密,为达到提高效率和节省成本的目的,企业的唯一选择只能是运用周密的计划和决策、强有力的指挥和控制以及严格的监督和奖惩来保证生产流水线的有序高效运行,每个工人需完成的动作和工作的速度,由横向分割的科层化管理部门控制的技术系统决定,管理部门实现了对劳动过程的完全控制,工人丧失其在劳动过程中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福特制完美地实现了生产的程序化和产品的标准化,就其通过劳动过程的科学化而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而言,它是韦伯(Max Weber)所说的西方理性主义的巅峰,也是卢卡奇(Ceorg Lukacs)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资本主义“物化”的典型。正如美国社会学家贝尔(Daniel Bell)所总结的:“世界变得理性化和技术化。机器占统治地位,生产步伐追随机器节奏,时间是有年代顺序的、技术的、由时钟分割而平均分配的。能源取代了原始体力劳动,……能源和机器改变了工作的性质。技术被分解成一个个更简单的成分,而过去的工匠被两种新人取代:一种是工程师,他负责工作的设置和流程;一种是半熟练工,他就如维持机器运转的齿轮,直到工程师的技术创造力发明出一个新机器取代为止。这是一个充满计划和程序的世界,所有组成部分准时集合到位,被装配起来。这是一个协调合作的世界,人、材料和市场像榫头般楔合在一起生产和分配商品。这是一个组织的结构——等级结构和官僚机构——的世界,人被当作物来对待,因为物比人更容易协调。”[4]这是一个规模生产和消费的阶段,体现出需求、思想和行为的统一性和单一性特征,福特制代表大众生产体系以及希望制造大众需求、嗜好和行为的资本统一化集团,庞大的机构和组织统治着个人,个人的思想与行为不再成为社会与文化发展的动力。

   对于工业文明的机械化、功利化和非个性,现代哲学与文艺多有揭露和批判。在众多高度理论化的、审美化的文本之外,管理学家德鲁克(Peter Ferdinand Drucker)对泰勒制—福特制的“非人格化关系”的论述,比较典型:

  

   我们所谓新的体系是“自动化的”或“机械化的”,意思并不是说机器已经变成自动化或机械化了。实际上,变得自动化和机械化的是工人。

   现代工业的巨大创新展示了一种现代图景:工人成了高效率、自动式和标准化了的机器。这一图景到底就归功于亨利·福特还是泰勒,抑或行为主义心理学家们,人们对此尚在争论之中。……1900年前后,工业的整个重点发生了变化。截至此时为止的前150年中,效率最高、产量最大和最有价值的工人,一直是那些技术最娴熟、训练最有素的工人。可突然之间,能工巧匠的这些品质——对整个过程的了解,知识、创新精神、个人特长,等等——却反过来成了效率和生产率的阻碍。单一性,工作的非人格化关系,某一非技术的操作上的专业化,无需理解内部关系的精细分工,这些倒成了最大化生产效率和效率的新方法。[5]

  

   这种“非人格化关系”并不是说在以大批量生产的工厂和公司为代表性社会机构、在以装配流水线为其代表性物质环境的工业化时代,生产与工人无关、因而也不能提供工作的意义,而是说这种工作具有否定工人作为社会存在的意义、个性和目的:“现代工业中的工人缺乏作为个体的社会身份和功能。对具有社会身份和功能的个人存在的否定,其实正是这种新的生产方式的本质。在大批量生产技术中,工人只不过是一台设计马虎低劣的机器。要使这台真人机器充分发挥其造物主所显然未能成功设计的机械和自动效能,这是‘人类工程学’这门新兴学科的主要目标。然而,这却意味着个人必须终止其存在。这一新的技术方法要求的是标准化了的、可自由互换的、原子式的劳工,他们没有身份、没有功能、没有个性。它要的是任其配置的工具。但是,工人作为当今工业体系中给他们安排的精密机器的一部分功能,与任何个人目的之间,却没有什么关系。从整体体系的视角看,工人只有不再作为社会的成员时,才能发挥功能,才能具有意义,才算合乎理性。从工人个人的角度看,大批量生产时代的社会根本就没有,也根本不可能有任何意义可言。”[6]劳动者的这种处境在卓别林(Charles Chaplin)的电影《摩登时代》中得到生动而卓越的表现的现象。不只是流水线上的劳动者,现代社会的所有人的全部生活,都在不同程度上“机械化”了。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丽新世界》对此有寓言性揭发,而另一部反乌托邦小说《我们》则想象了一个技术与极权合一的“大一统国”,在其中,个人生活的全部内容,都受到权力和技术的完美控制。一位设计师发出如此的感慨:

  

   的确,那位泰勒无疑是古人中最伟大的天才。然而,他没有想到要把他的管理方法推广到全部生活领域中去,推广到生活的每一步骤中去,推广到整整24小时中去。[7]

  

历史地看,工作文明并不只有狄更斯和卓别林所刻画的那一面,文化批判和社会运动也在推动它不断改革完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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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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