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单世联:理论与历史:从文化工业到文化产业

更新时间:2021-04-13 01:38:09
作者: 单世联 (进入专栏)  
但这些批判至少表明,仅仅在富裕、发展、进步的意义上谈论工业文明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对它的认知还必须掌握它的阴暗面。进而,如果这种工业逻辑还延伸到美感和意义的领域,当然就更不能令人接受。只有从这样的角度,我们才能充分把握马克思·韦伯所说的“铁笼”论和法兰克福学派传统的批判理论。对于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与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来说,所谓“文化工业”,其实就是随着现代理性主义的展开和资本主义的扩张,文化这个原本自由的领域也被编组进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之中,文化工业就是文化生产中的“泰勒制—福特制”。尽管文化工业没有停留在这种标准化、配件整装式的模式化阶段,而且文化生产无论如何也要比物质生产或其他工业生产更多地与人的自由感和创造性相联系,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文化工业”的诞生标志着文化已经被纳入工业生产的逻辑,已经成为资本运作的一个环节。

   但历史在变化。福特制形成于1930年代的美国,1950年代后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不但现代工业的主要部门都采用大生产的形式,家庭生产商品和社会服务以及手工业商品生产也逐渐被标准化的消费品生产所取代,形成大规模生产与大规模消费相互促进的格局。在与“凯恩斯主义”(Keynesianism)相联系的国家干预与福利国家观念,与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及关贸总协定相联系的国际环境等众多条件和因素的支持下,西方世界开始了长达近20年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曾经长期困扰着人类的物品匮乏问题终于得到解决。1960年代末,在一系列变化了的外部环境中,特别是随着新的信息技术的传播,改变了许多典型的大批量生产范例的原则和实践,福特制的内在局限日益暴露:企业内部严密的等级分工造成的激励问题,使得通过劳动过程的科学化来提高劳动生产率日益困难;投资项目庞大,延长了形成生产能力和赚取利润的时间并增大了风险;劳资之间寡头垄断局面使工资和价格下降的调节形式难以发挥作用;市场饱和以及消费模式向多样化转变,建立在标准化产品、长周期生产基础上的生产模式不再具有大规模生产的优势,企业组织获取高额利润更加困难;福利国家制度所造成的大量预算赤字;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导致国家对投资的控制的削弱,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是大规模生产和消费系统面临的过度生产的危机。在以信息技术、微电子技术为先导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支持下,西方国家开始了近20年的经济结构调整过程,经济社会结构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并被概括为“后福特制”(Post-fordism),这是一种以满足个性化需求为目的,以信息和通信技术为基础,生产过程和劳动关系都具有灵活性(弹性)的生产模式,即建立在中小企业之间动态分工网络的“弹性专业化”模式和以大企业为核心并控制多层次分包企业网络的“精益生产”模式,其内涵包括解除泰勒制的劳动分工和严格的管理控制,注重发展有高度专业技能和充分自主控制权的雇佣劳动,生产人员具有足够的自主控制权以便实现对生产过程的快速调整的实践;从同质化产品的大批量生产转向小批量专业生产;保持与生产相关的活动如设计、营销、顾客服务等整体一致性,以及缩短产品周期、多功能机器与利用微电子技术发展企业间网络对适应消费者需要变化的重要性等。“福特制”与“后福特制”首先是一种管理体系、劳动方式和经济模式,同时也塑造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原则和文化关系。

   一项有关工业组织变化的概括是:[8]

  

  

为此一新社会、新时代实施文化洗礼的是1960年代的激进抗议运动。在法国,“五月风暴”诞生了一个新的主体性,它拒绝承认当下的存在,要求对自己的工作、休闲、生命以及所有正在进行中的事物,有从心所欲的控制力。根据当时一个作者的分析,这个主体性针对两种人。一是“专家”或“管理者”——“……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一天比一天‘复杂’。国家机器以及垄断资本的组织不断扩张延伸,影响所及,各个人也不断地被转化成特殊的器用。所谓‘管理’就是在这个当儿出现,把众多支离破碎的工作织成一张巨网——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就是说,管理者或规划者的所谓‘专家’身份,其实是体系的障眼法,他们的工作不外乎操弄导引他人,他们身来自诩的责任感和自发性其实是建立在众人的责任感和自发性一直被抹杀的这个基础上。”二是文化工业中的“英雄”形象——“社会是一个硕大无朋的疏离蜂窝,须臾不停地朝向集体化的组织与工作,但在人生之实存面上却越来越缺乏群性。所谓个人也者,不外乎工作的时候像一只蜜蜂或蚂蚁,离开工作的时候则是一个孑然孤立的个体。体系的存在依赖‘私生活’,并且它的梦工厂会提供匹夫匹妇心理上反叛既存秩序的英雄形象,满足这方面的要求。这些英雄形象其实是体系经常使用的障眼法。”[9]并不偶然的是,“被管理的社会”非人性,银幕“英雄”的意识形态性,都是霍克海默、阿多诺1940年代文化工作批判的主题,20多年后,一大批西方青年把这一批判转化为街头行动。在美国,以《休伦港宣言》(The Port Huron Statement,1962)为代表,左翼文化革命将矛头对准了各种社会机构,特别是那些大型的企业和政府组织,抨击国家社会主义与跨国公司模式学生,鲜明地提出了变革社会经济组织和生活准则的要求:“我们将用植根于爱、思考、理性和创造性之中的权利来代替植根于财产、特权和环境之中的权利。我们寻求一种个人分享民主的社会制度,它取决于两个主要目标:个人参与那些决定他的生活特性和方向的社会决策;社会被组织起来鼓励人们的独立性并且为他们的共同参与提供媒介。”[10]历史没有完全辜负1960年代抗议者的热情,资本主义确实发生了重大变革,集中控制的社会规则、僵化的科层组织、大型的组织机构确实是被拆除了,生产方式及其产品与服务也确实部分地人性化了。相对于“福特制”,“后福特制”中的“后”意味着一种新的社会文化。与之同属一个家族的是“后工业社会”,它也被称为“后现代社会”、“跨国资本主义”、“文化资本主义”、“消费社会”、“媒体社会”、“网络社会”或“信息资本主义社会”(informational capitalist society)等,其主要特征包括新的消费类型,人为的商品废弃,时尚和风格的急速变化,广告、媒体和电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向社会的全面渗透,城市与乡村、中央与地方旧有的紧张关系被市郊和普遍的标准化所取代,发达便捷的交通网络与驾驶文化的来临,……这是传统的以制造与代工为核心的产业形态向以服务与创新为主的新形式的转变,是产品经济、生产社会向服务经济、消费社会的转变,这也是文化产业、创意产业兴起的时代。

   当代西方有诸多以“后”的概念来说明社会演变的理论,其源头可以追溯20世纪早期。建筑师潘迪(Arthur Penty)就在1914年编辑的文集《后工业主义文集:关于未来社会预言的专题论丛》以及两本著作(1917年的《旧世界的创新:后工业状况研究》和1922年的《后工业主义》)中,用“后工业”来指称工业主义崩溃之后到来的社会状况。此后又不断有人使用这个概念。在所有“后工业”的论述中,美国社会学家贝尔(Daniel Bell)1973年出版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率先提出了一套从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转型的理论。贝尔认为,后工业社会并不是一个将取代工业社会的社会,则是体现着巨大变化的社会。前工业社会是人与自然的斗争,工业社会是人与人造自然的斗争,后工业社会是人与人斗。具体地说,前工业社会依靠原始的劳动力并从自然界提取初级资源;工业社会是围绕生产和机器这个轴心并为了制造商品而组织起来的;后工业社会是以服务业为基础、以程序处理为主,在这里电信和电脑对于信息和知识的交换起着全局性的战略作用。其意义包括五个方面:

   经济方面:从产品生产经济转变为服务性经济。

   职业分布:专业与技术人员阶级处于主导地位。

   中轴原理:理论知识处于中心地位,它是社会革新与制定政策的源泉。

   未来的方向:控制技术的发展,对技术进行鉴定。

   制定决策:创造新的“智能技术”。[11]

   贝尔的论述颇系统,但也粗疏。英国学者罗斯(M.A.Rose)评论说:“更为仔细地审视所有这些成分,我们将发现,它们不仅过于笼统,而且根据一些对词汇的释义看,空闲可能只是描述了上个世纪工业社会的一些特征及基本原则。这样一来,如果将某些类型的19世纪工人算在服务工业里的话,那么就可对那种从产品经济到‘服务’经济的变革提出质疑,……不仅如此,贝尔后工业社会的其他三种成分——知识对变革及政策构成的中心作用、技术的控制与决策的制定——所有这些要素,还有他列举的后工业重要性的理由,不仅可以在西方19世纪某种形式的工业社会中找到,而且也已在现代工业社会理论的主要开拓人之一著述中预示出来。贝尔在其有关后工业社会的著作中提到此人,他就是对圣西门伯爵。”[12]贝尔与一个世纪前的圣西门(Comte de Saint-Simon,)的观点的相似表明,他所说的后工业社会应当理解为工业社会的一种延续,而不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新阶段。在他之后,还有各种各样的“后”理论,它们或多或少地涉及到文化产业、创意产业。比较而言,有关“组织化资本主义终结”的发现与论述,特别有助于我们在西方社会的劳动/工作和管理/组织方式的演变中更清楚地认识文化/创意产业。

   1980年代,英国兰开夏大学的教授拉什(Scott Lash)和厄里(John Ury)通过对英、法、德、美与瑞典等国1960年代以来所经历的“非组织化”过程的研究,提出了“组织化资本主义的终结”的观点。综合前人的研究和自己的结论,两位作者认为,组织化资本主义具有若干相互联系的特征:1.因为市场不断规范,因而造成的工业、银行业和商业资本的积聚和集中。2.随着控制权的科层化和复杂的管理层的等级化,控制权与所有权日益显著的分离。3.由管理/科技/技术方面的知识阶层和政府中雇用中产阶级构成的新部门的增长。4.劳动力市场中集体组织的增长。5.国家和大型垄断企业之间的不断结合;在集体组织和国家之间,后者对社会冲突的干预日益增强,福利国家立法的进展。6.帝国的扩张和对海外市场的生产和控制。7.政治和国家的变化,包括国家官僚机构数量及规模的不断增加,以及各种社会部门被集合到全国性的政治舞台,在国家中通过国家体现出来的各种不同利益;行政管理从仅仅是“维持秩序”向实现各种目的和国家目标的转变。8.关于技术合理性的地位和对科技的推崇等内在的思想体系的变化。9.产业资本主义关系的集中,只存在于相当少的工业部门和少数几个至关重要的民族国家中。10.作为主导部门的冶炼/制造业的发展与他们雇用了数量相对较大的工人有关。11.不同产业集中在不同区域,存在着可以确认的、建立在少数几个有关键影响的冶炼/制造企业基础之上的区域经济。12.由规模经济对每个生产单位内部的增长和扩张决定权所造成的大多数工厂雇用人数的增长。13.通过对集中服务(特别是商业和金融业)的规定,在特定区域占支配地位的大型工业城市实现了增长,其重要性也得以提高。14.有一种文化意识形态构造被称之为“现代主义”,它一方面是指上述第8点,另一方面则与这种完全接受合理性与科学方法,特别是审美的现代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做法相对立。[13]

拉什与厄里认为,1960年代以来,在西方主要国家发生的三个平行的过程,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巨大转变。第一,单一民族社会已经屈从于自上而下的种种“国际化”过程,其中存在着新的经济组织的发展,如全球化国际劳动分工和高水平纵向非一体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5991.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