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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庆平:修身恕人,尊师爱生——缅怀张传玺恩师

更新时间:2021-04-12 15:20:13
作者: 岳庆平 (进入专栏)  
北大党委常委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为翦伯赞同志恢复名誉的决定》。6月15日,恩师给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同志写信:“受北大历史学系部分教师的委托,为含冤地下近10年了的翦伯赞同志夫妇的冤案向您申诉,并要求中央为他们彻底昭雪。”8月16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唐秘书在电话中对恩师说:“你写的那份材料,我们报到中央了。你记一下,邓副主席的批示:‘我认为应予昭雪!’”9月1日,北大召开全校“落实党的政策大会”,宣布为翦老彻底平反昭雪。

  

   第二个例子是为翦老骨灰下葬费心。大约是2013年,恩师让我联系八宝山革命公墓,想把翦老的骨灰盒,从八宝山一室移至八宝山革命公墓下葬。恩师说所需费用,他可以一人承担,不要告诉翦老家人。我联系八宝山革命公墓的结果:一是八宝山革命公墓已无下葬处;二是翦老骨灰盒从八宝山一室移出,必须由翦老家人签字;三是翦老骨灰盒一旦从八宝山一室移出,就无法再回去了。我当面向恩师汇报后,恩师说那就等等再看。今年1月我听恩师说,翦老长孙翦大畏已与恩师商定,翦老的骨灰盒将从八宝山一室移至湖南桃源老家下葬。

  

   二是尊敬邓广铭先生等。恩师也非常尊敬邓广铭、周一良、王永兴三位先生。恩师对我经常讲这三位先生为人处事治学的优点亮点,让我点点滴滴、扎扎实实地好好体悟和学习。恩师还让我多找机会聆听这三位先生的课程和讲座,力争多向这三位先生当面请教。有一次恩师与我聊天时说,邓广铭先生、王永兴先生都存在两代人在北大工作,却只能分到一套住房的问题。周一良先生长期住在阴面房子里,在家中享受不到阳光,这对周先生的健康十分不利。当时我正担任北大分房审议委员会主任和北大政策研究室主任。我向恩师汇报说,前不久我遵照北大领导要求,落实住房向教师向人才重点倾斜的原则,正在主持大幅修改北大住房分配政策。所以邓广铭先生、王永兴先生家只有一套住房的问题一定会解决,周一良先生的住房也一定会调整。北大原先一直规定:中青年教职员工,只要父母在北京有住房,就不能在北大分房。这种规定很不合理,但有成文的政策依据。当然在成文的政策依据中,还有不少其它不合理的规定。当时我骑车几乎跑遍了北京相关单位,学习他们如何落实住房向教师向人才重点倾斜的原则。我主持大幅修改的北大住房分配政策,彻底废除了某些不合理的规定,并经北大党政联席会审议通过,下发实施。邓广铭、周一良、王永兴三位先生,虽然都不知道恩师与我这次的聊天内容和后来的努力争取,但邓广铭先生、王永兴先生家又分到一套住房,周一良先生的住房调整到阳面,都减轻了后顾之忧。多年前,我在北大校园遇到历史学系刘桂生先生,他说在住房方面,王永兴先生等私下多次感谢我。前不久,我在北大校园遇到中文系李零先生,他说20多年前,如果不是我主持修改北大住房分配政策,他在北大不可能分到住房。因为李零先生的父母在北京有住房。

  

   最后谈爱生。恩师非常关心关爱学生,尤其是非常关心关爱我。恩师可以自己上网查阅信息,2003年我去九三学社中央和中共中央统战部“从政”后,恩师经常通过网络关注我的动态。2006年《我心中永远的精神丰碑——缅怀王选老师》、2009年《精诚所加,金石为开——缅怀金开诚老师》、2010年《北大何以为北大》、2013年《从周培源看爱国民主科学》和《漫谈大学之道与北大精神》、2018年《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缅怀罗豪才老师》等拙文在网上发表后,恩师都是在第一时间打电话鼓励我,有时和我深聊文中的某些内容,说明恩师确实认真阅读了拙文。具体说来,恩师关爱我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严格指导我攻读硕士学位。1982年,我从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考入北大历史系攻读硕士学位。由于学术基础薄弱,研究能力较差,所以读书悟道、听课撰文比较吃力。恩师每周在家当面指导研究生一次,耐心细致地指导我读书悟道、听课撰文,尤其是重点指导我精读深悟前四史、《资治通鉴》和秦简汉简。在学业上,恩师对我严格要求,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我五易其稿的硕士论文,每稿都被恩师逐字逐句地修改,有的页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恩师的修改文字。我从中初步学会了如何撰写真正的学术文章,也逐渐搞懂了什么是真正的学术规范。1985年,我不仅顺利获得硕士学位,还在《中国史研究》发表了与硕士论文内容完全不同的近两万字的学术文章,这无疑都是恩师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地严格指导的结果。

  

   二是精心培养提升我教学科研的能力。恩师教学科研都很出色。就教学而言,据北大历史学系原主任牛大勇回忆: 1978年10月他们入学后,系主任邓广铭先生安排张传玺等四位老师给他们分段讲授中国通史基础课。“难忘张传玺老师用浓重的乡音讲这门大课的情形。他注重以土地制度变迁为基本线索,来讲解历代政治与社会的发展。为了加强教学效果,经常用肢体语言来辅助表达自己的讲授内容……同学们会意地大笑……他讲课深入浅出,气氛活跃,同学们说像山东快书一样好听好记。”就科研而言,在北大历史学系 “张传玺先生生平”中,已对恩师的科研有高度评价。所以恩师培养提升我教学科研能力时轻车熟路,得心应手。

  

   恩师在北大讲课时,我长期担任课堂助教并认真听讲,可谓潜移默化,耳濡目染。多年之后,我在北大讲课也受学生欢迎,不少学生私下说我讲课好,称我为“北大三从”:讲课时从不点名、从不拖堂、从不坐着。其实这“三从”和讲课好毫无关系,只是说明我非常信任和尊重学生。同时说明北大学生夸奖老师,既不失纯真本色,也不比赞美高度。恩师经常对我说,从事历史教学和科研,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恩师也经常对我说,他在翦⽼那里学到了⼀些科研⽅法。比如要解决历史上的某个问题,一定要左右开⼸,上追下连。所谓左右开⼸,是要弄清同⼀时代相关的重要问题;所谓上追下连,是要弄清问题的来⻰去脉。后来我在科研上,除了深入研究秦汉史外,又开辟了社会史研究领域,也是受恩师传授上述翦⽼科研⽅法的启示。

  

   在恩师的精心培养教育下,我不断超越自己,逐渐有所进步。1995年我被评为教授,1997年我被评为北京市青年社会科学骨干(又称“百人工程”),后来被选为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共北京市委刊物《前线》和北京大学出版的《金凤折桂人》一书,曾刊登专文介绍我的点滴进步。《前线》记者采访恩师时,恩师对我的评价是:“庆平勤奋,读书踏实,思维很活,能重视大问题,也能抓住小问题。”(请见《所操益熟才能摆弄——记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岳庆平》,《前线》1999年第4期)。

  

   三是鼓励支持我兼职服务岗位。恩师经常用翦伯赞、汤用彤、傅斯年三位先生兼职服务岗位的例子,鼓励我通过兼职北大服务岗位,更好地感恩和回报北大对我的培养教育,同时教导我如何教学科研和兼职服务两不误。所以1995年我任教授后,先后兼任北大工会副主席,北大分房审议委员会主任,北大教代会执委会委员,北大政策研究室主任,北大发展规划部部长,北大人才研究中心主任,北大城市治理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北大历史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北大健康系统工程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北大资源大健康战略研究院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等。我兼职学校服务岗位后很忙,很难每天抽空照顾年老体弱并都股骨头骨折的父母和岳父母。四位老人与我们长期一起生活,我父亲和岳父都是百岁高龄去世,我母亲94岁去世,我岳母95岁健在。恩师极其关心我家四位老人,几乎每次见面都会发自内心地问候他们。恩师对中医、老年病和家庭学颇有研究,常教导我如何照顾四位老人的生活起居,还教导我如何处理好孝敬孝顺年老父母和兼职服务岗位的关系。恩师的谆谆教导非常到位,也非常实用,我确实是受益良多,终身不忘。

  

   四是引导帮助我克服工作困难。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我参与北大内部管理体制改革。1999年,北大按照教育部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座谈会精神,成立了北大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工作小组。当时我任北大政策研究室主任,是工作小组四名核心成员之一。我们不计个人毁誉,不惜遍体鳞伤,大刀阔斧地推进北大内部管理体制改革。改革方案先经全校教职员工广泛讨论,后经学校党政联席会审议通过。1999年6月,改革方案正式公布,北大取消了10多位正副三长(秘书长、教务长、总务长)职务,处级行政机构从57个减为19个,机关工作人员剥离削减40%以上,将原来的处、科改为部、室(以淡化官本位),北大行政系统形成了清晰的校、部、室三级管理体制。我认为这是近几十年来,北大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最彻底的一次。因为这次改革是大幅度做减法,北大很多人的既得利益受到损害,所以利益受损者对北大领导意见很大,尤其对我们改革工作小组四名核心成员意见更大。我们成为这些利益受损者的攻击对象,有个别人甚至扬言要动手打我。当然我内心非常明白,这是大幅度做减法的改革者应付的代价。假如改革是大幅度做加法,比如增加10多位正副三长职务,处级行政机构从19个增为57个,机关工作人员充实增加40%以上,则一定会有很多利益获得者感谢我们。那段时间我情绪很低落,精气神不足,经常不由自主地到恩师家汇报聊天谈心请教,因为恩师家一直是我精气神提升和心灵净化的重要场所。恩师不无心疼地说,改革者一定会自身受伤,但为社会和后代作了贡献,而且有时贡献越大受伤越重,古今中外莫不如此。恩师还通过各种柔和温馨、入脑入心的思想方法,不厌其烦并有针对性地与我长时间深入谈心,引导我放下包袱,轻装上阵,超越自己,克服困难。

  

   第二个例子是我离开北大去校外工作。2003年,经北大党委正式推荐,组织上安排我去九三学社中央和中共中央统战部工作,担任九三学社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并主持工作(后来转正为主任)、中共中央统战部机关党委委员(后来被选为常委)。因为是北大党委正式推荐我去校外工作,所以按照当时北大的内部规定,永久保留我在北大的住房,不转走我的人事关系,长期聘我为北大兼职教授。但后来九三学社中央和中共中央统战部,根据厅局级领导干部管理规定,通知我必须从北大转走人事关系和组织关系。2004年后,我的各种关系错综复杂:户口关系在北大蓝旗营,学术关系在北大历史学系(兼职教授2016年退休),人事关系在九三学社中央(公务员2013年退休),组织关系在中共中央统战部。所以我在北大、九三学社中央和中共中央统战部这三个不同性质单位的工作中,经常会面临某些被动和尴尬,甚至会受到某些误解和指责。随着北大和有关部门主要领导相继退休,新任主要领导都不了解当年北大党委正式推荐我到校外工作的内情。我到恩师家聊到我这些被动尴尬和误解指责时,有时难免无所适从,心灰意冷,毕竟我在北大学习工作了几十年,是北大党委正式推荐我到校外工作的。而且我在九三学社中央和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工作岗位上,按照北大党政主要领导的要求,为北大协调了不少重要的事情。北大党政主要领导以前每逢全校春节团拜会外请嘉宾时,多次将我列为第一嘉宾坐在主桌显要位置。恩师耐心地给我讲述几位北大前辈领导或教授到校外工作后,如何正确处理好与北大各种关系的事例。恩师又通过各种柔和温馨、入脑入心的思想方法,不厌其烦并有针对性地与我长时间深入谈心,引导我放下包袱,轻装上阵,超越自己,克服困难。

  

我为了更快“洗尽书生气味酸”和由“应然性”思维转变为“实然性”思维,为了避免“百无一用是书生”和“坐而论道易,起而行道难,书呆子从政,误事又误身”之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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