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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玉顺: 如何获得新生? ——再论“前主体性”概念

更新时间:2021-04-11 11:17:59
作者: 黄玉顺 (进入专栏)  

  

   摘要:人,不论是个人,还是一个族群,怎样才能获得“新生”?首先必须解构自己的旧的主体性,进入“前主体性”情境,进而获得新的主体性。尽管这个“前主体性”概念是在与现象学、特别是海德格尔现象学的批判性对话中形成的,然而这种观念在中国哲学史上、特别是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中源远流长。“前主体性”概念乃是“生活儒学”的基础性、关键性概念,其思想视域是“前存在者”的“存在”——“生活”观念。这种“前主体性”情境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体现出来,人类由此得以进步。

  

   本文讨论的“新生”,指一个人在精神上获得新的生命(to get a new life);以哲学的话语讲,则是获得新的主体性(subjectivity)。这既是意大利文艺复兴诗人但丁(DanteAlighieri)的代表作之一《新生》(LaVita nuova)的主题,也是儒家功夫论、境界论的基本课题。传说商汤的“盘”(沐浴之盆)铭刻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叫做《盘铭》,以此时时告诫自己不断“自新”[①]。问题是:一个人怎样才能够自新呢?怎样才能够获得“新生”呢?其实就是解构自己的旧的主体性,回到“前主体性”(pre-subjectivity)情境,从而获得新的主体性。

   早在2004年,笔者刚提出“生活儒学”[②],便已经提出了“前主体性”概念:“生活儒学所要回归的,乃是非先验性的、前主体性的本源情境,亦即生活本身”;“例如在孟子的思想中,如果说,作为‘性’(主体性、实体性)的‘仁’是根据、甚至是终极根据,那么,作为生活感悟的‘爱’(前主体性、前实体性)的‘仁’才是那本源。这种本源,就是作为生活情感的‘恻隐之心’、‘不忍之心’,就是本源的爱”[③]。此后迄今,笔者在一系列文章和著作中不断深化与拓展这个概念。鉴于“前主体性”乃是生活儒学的一个基础性、关键性概念,却引起了学界朋友的疑惑与不解,本文在此给予系统的集中阐述。

   一、“前主体性”理论的现象学外缘

   “前主体性”观念的提出,需要一种崭新的“思想视域”(thehorizon of thought)。“思想视域”这个概念最初出现于笔者回复著名哲学家李幼蒸先生的一封信中:“‘生活儒学’虽是一种理论的探索,但其关怀则是指向现实生活的”;“为此,我在思想上需要一种视域,这种思想视域能够保证我达到上述目标”[④]。这里所说的“思想视域”,是指的超越两千年来的那种存在者化的思维方式,追溯“前存在者”的观念。

   这种思想视域与现象学密切相关。20世纪西方哲学兴起了一场“现象学运动”[⑤],其中影响最大的无疑是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现象学。而“生活儒学”及其“前主体性”、“前存在者”的观念,正是在与现象学、特别是海德格尔现象的批判性对话中形成的。在上述信件中,我紧接着谈到:“这样的一种视域,我是通过对现象学的一种批判性的接纳而获得的。比如,我从对海德格尔‘此在的生存’观念的不彻底性的批判,而获得自己的‘生活’观念——生活即是存在,这是先在于任何存在者、包括‘此在’那样的存在者的事情。”[⑥]具体到“前主体性”概念,笔者曾谈到:

   所谓广义的“哲学”,例如,尽管海德格尔宣称“哲学的终结”而揭示“思的任务”[⑦],但人们仍然称其“思”(Denken)为“海德格尔哲学”,即他所谓“思”亦属于广义的“哲学”。那么,“生活儒学”亦属这样的广义“哲学”:其中既有最狭义的“哲学”,即以本体论为核心的“形上学”;亦有较为广义一些的“哲学”,即包括知识论与伦理学及政治哲学等在内的“形下学”;更有最广义的“哲学”,即海德格尔所谓“思”,实即更加本源的、超越传统“形上-形下”观念架构的“思想”,正是这种前存在者、前主体性的“思想”——“生活感悟”(生活情感-生活领悟)才使形上学、形下学成为可能。[⑧]

   而众所周知,现象学乃是胡塞尔(Edmund Husserl)所开创的。显然,与“前主体性”问题密切相关的,在胡塞尔那里就是他提出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概念。对此,笔者曾经谈到:“无论如何,‘主体间性’的前提毕竟还是主体的已然存在,而非真正的前主体性的存在。”[⑨]这是显而易见的:“主体之间”关系的前提就是“主体”这样的实体的先行存在。这种以“实体”为“关系”前提的观念,作为西方哲学的一种传统观念,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⑩],“按照亚里士多德《范》[11]的观念,关系是由实体、最终是由第一实体决定的:关系就是实体之间的关系,没有实体,哪来关系?”[12]然而20世纪以来的思想追问的终极问题是:这种实体、主体或存在者本身又是何以可能的?这就导向了前存在者、前主体性的视域。

   现象学的另一位大师是舍勒(Max Scheler),笔者曾系统地分析过他的“情感现象学”[13],并与儒家的情感观念加以比较:“舍勒以基督教为背景的情感现象学认为:其一,情感先于认知;其二,在情感中,爱先于恨;其三,世界是一个‘爱的共同体’。只不过舍勒所讲的是上帝之爱,而儒家所讲的是人之爱。但双方的共同点是:爱的情感是人之为人的本源所在;爱不仅是一个主体性的观念,而且具有前主体性的存在论意义……”[14]这里涉及的是儒家的情感观念,将在下文中加以讨论。

   正是在上述与现象学的对话中,形成了生活儒学的“生活”观念及“前主体性”、“前存在者”观念。

   二、中国哲学史上的前主体性观念

   将“前主体性”视为儒学乃至中国哲学的一种基础性观念,并非空穴来风、煞有介事。事实上,中国哲学史上确实存在着这种观念,而被人们长久地遗忘了。这种“前主体性”观念主要存在于先秦时代的原始儒学和原始道家思想之中。

   (一)儒家的前主体性观念

   谈到儒家的“前主体性”观念,必须注意儒家的“情感”观念,因为儒家思想系统的展开与“性情”观念或“情性”观念密切相关,即其“本末”和“体用”观念都是在“性情”观念中呈现出来的。对此,笔者谈道:“儒家的情感观念一开始并不是‘性→情’的观念架构。在原创时代的儒学中,‘情’与‘性’并没有严格的本质区分;‘情’既指情感,也指事情、实情、情实,乃是一个本源性的观念,即是一个前主体性、前哲学、前形而上学的观念。”“这就是说,儒家有两种不同含义的情感观念:一种是作为主体的人的情感,被后世的儒家理解为‘性’之‘已发’;另一种却是前主体性的本源情感,同时被理解为‘实情’、‘情实’、‘事情’,这是原典儒学的观念。”[15]这就是原始儒家“情性”观念和宋明儒家“性情”观念的根本区别。[16]

   1、关于孔子。笔者曾谈到孔子所讲的“‘父子相隐’这个案例,儿子发现‘其父攘羊’[17],这就是一种生活情境……生活情境往往解构旧的主体性(旧的思想观念),催生新的主体性(新的思想观念)。对于新的主体性的生成来说,生活情境乃是前主体性的事情,即是存在。”这是因为:“从观念的层级看,‘隐’作为一种‘直’的情感反应,是前伦理、前道德、前主体性的事情,而非伦理、道德范畴的事情,即非制度规范建构的事情。对亲人错误行为或犯罪行为的‘隐’,显然是源于对亲人的爱,而这种爱属于儒家所说的‘仁爱’。……本源性的仁爱情感乃是前伦理、前道德的事情,乃是不假思索的、直接的情感显现,故谓之‘直’。”[18]这就是说,无论“其子证之”还是“父子相隐”,这个儿子都在这种情境性的选择中获得了某种新的主体性。[19]

   2、关于荀子。笔者曾经谈到:“荀子的‘约定俗成’说还有其更深刻的意义:如果说‘约定’必定是主体间的事情,那么‘俗成’则不一定是主体性的事情。这取决于我们对‘俗’的理解:那是主体的生存、还是某种更其本源的前主体性的生活情境?”[20]“实际上,荀子所说的‘俗成’是对‘约定’的更深一层揭示:主体性的有意识的人为‘约定’,其实是源于前主体性的‘无意识’的生活感悟、亦即‘俗成’的。人们将在特定生活方式下的生活情境之中所获得的生活感悟、如正义感(a sense of justice)加以理性化、原则化(这通常也是由圣贤或社会精英来表达),由此形成正义原则(‘义’、‘正义’或‘礼义’);并在此原则基础上建构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礼制’)及其外在表现形式(‘礼仪’)。”[21]

   儒家这种前主体性的观念并不限于先秦儒学,后世儒家如王夫之亦然。笔者曾经谈到:“对于这种新的主体性存在者而言,现实生活就是前主体性、前存在者的存在。……这其实也是王夫之的一个观点,就是‘性日生而日成’[22]——人性是在生活中不断地生成的。所以,人性、德性是不断地生长着的,而不是传统儒学所讲的那样生下来就一成不变的。”[23]这就是说,王夫之与生活儒学一样,解构了宋明儒家的先验人性论,而将人性的不断生成归因于前主体性的生活情境。

   (二)道家的前主体性观念

   不仅儒家,原始道家同样具有这样的“前主体性”观念。

   1、关于老子。笔者曾经联系老子的思想,解释具体的“人”这样的形而下存在者是何以可能的问题:“我之所以成为如此这般的一个人,之所以成为如此这般的一个形而下的存在者,从而构造出如此这般的一种哲学,是因为当下的生活给出了我的如此这般的一种主体性,使我成为如此这般的一个人。对于我这么一个主体性存在者的生成来讲,生活是前存在者的、前主体性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生活就是老子讲的‘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24] ……”[25]老子的观念架构其实亦如生活儒学的三个观念层级:“无”(前存在者、前主体性)→“有”(形而上的绝对存在者、绝对主体性)→“万物”(形而下的相对存在者、包括相对主体性)。

   2、关于庄子。前面谈到儒家具有一种前主体性的情感观念,其实道家庄子亦然:“汉语‘情’兼指情感和事情,这与西语截然不同。这种语用现象,意味深长。庄子有‘事之情’与‘人之情’之分[26],主张‘有人之形,无人之情’[27]。‘人之情’是指的主体之情、即情感,‘事之情’是指的本源之情、即事情,庄子意在解构主体性,而回归本源存在;但庄子并不是‘无情’,而其实是回归本源情感,也就是说,前主体性的本源情感就是实情。”[28]此外,笔者还曾谈到庄子的“浑沌之死”寓言:“更有意思的是,‘人皆有七窍’是主体性的观念,而‘此(浑沌)独无有’正是‘非主体性’、‘前主体性’的观念。”[29]这个寓言其实是说:当赋予浑沌以人的主体性特征之际,就遮蔽了前主体性的存在情境。

   三、前主体性观念的视域及其显示样式

   自轴心期之后,无论中西,哲学基本上是在某种二级观念架构中展开的,即“形而上–形而下”的观念架构,在中国哲学中则表现为“本–末”、“体–用”、“性–情”的观念架构。而生活儒学的“前主体性”观念则意味着追溯到“形而上的存在者–形而下的存在者”之前的“存在”观念,即“前存在者”(pre-being)观念。

   (一)生活儒学的“前存在者”视域

关于“前存在者”——“前主体性”的视域,笔者曾经概括地谈到:“生活儒学的思想系统分为三个层级:(1)生活论的存在论。诸如:生活本源、本源的仁爱情感显现、生活的本源情境(前主体性的共同生活)、生活的本源结构(在生活→去生活)等等。(2)形而上学的重建。包括:主体性的重建、本体论的重建。(3)形而下学的重建。包括:重建关于人的伦理学、重建关于自然界的知识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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