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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广云 鹿云:承认理论批判 ——从黑格尔到泰勒、霍耐特

更新时间:2021-04-11 11:13:14
作者: 程广云 (进入专栏)   鹿云  

  

   摘要:承认思想缘起于社会契约思想和人的主体地位的确立。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社会哲学中“社会斗争”的模式是“为自我持存而斗争”。经过康德和费希特,这一模式发生了理论转型,经历了从“为利益而斗争”、“为权利而斗争”,到“为名誉而斗争”,再到伦理总体模型和交往理论模型的“为承认而斗争”的重心转移和内在逻辑变化。承认思想形成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古典承认理论,以泰勒和霍耐特为代表形成了现代承认政治和现代承认思想。

   关键词:承认理论;古典承认理论;现代承认理论

  

   承认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首先改变了人性假设,将单纯的“经济人”假设转换为包括“政治人”假设和“道德人”假设在内的人性假设;其次,从“为自我持存而斗争”到“为承认而斗争”,彰显了时代精神,表明人们并不仅仅作为“经济动物”,为各自经济利益而斗争,而且作为“政治动物”和“社会动物”,为各自政治权利和社会名誉而斗争。最后,在承认理论推动下,政治哲学出现了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从个体性到共同体性的转向。

  

   一、承认理论缘起

   承认问题伴随人们在对世界、人以及人在世界中的地位问题的探究而来。当苏格拉底把“认识你自己”引进哲学领域,人的问题成为知识问题,承认要求也就应运而生。希腊人最早关注人的问题,但他们却从未承认每个人的自由自主性。相反,基督教可以看作是相互承认的先声,其实质就在于它承认人作为人是平等的,人只有抛弃和消除世间的生活才能得到上帝的承认,进入天国。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承认理论更注重主体间的承认,构建现实世界的相互承认王国。

   承认理论是关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学说,因而我们就有必要考察个人与社会之间所存在的状态问题。社会契约论者认为,仅仅依靠自然法则本身,自然人不能发展成为社会人。因此,在传统的社会理论中,人们用生存斗争的模式来理解社会。在社会中,人人都要争取自我生存,在争取自我生存的过程中,人们之间就会发生利益冲突。为了控制人们之间的这种冲突,国家就产生了。现代社会哲学就是从这种“自我持存的斗争”的模式开始的,这个模式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哲学中的基本模式。

   “生死斗争”理论可以追溯到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他们的理论是在市场经济以及市民社会不断发展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他们的思想彻底摧毁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社会存在的伦理共同体。从马基雅维利到霍布斯的“生死斗争”理论是“为自我持存而斗争”模式。马基雅维利认为,主体间永远处于一种敌对状态,互不信任。主体和政治共同体一样,在一种永恒的利益冲突中互相对立。“可是人们实际上怎样生活同人们应当怎样生活,其距离是如此之大,以至一个人要是为了应该怎么办而把实际上怎么回事置诸脑后,那么他不但不能保存自己,反而会导致自我毁灭”。[1]73霍布斯描述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从而为他的主权国家学说奠定了基础。霍布斯指出:“所以在人类的天性中我们便发现,有三种造成争斗的主要原因存在。第一是竞争,第二是猜疑,第三是荣誉。”“第一种原因使人为了求利、第二种原因使人为了求安全、第三种原因则使人为了求名誉而进行侵犯。”[2]94他的自然状态假定个体存在绝对是第一位的和最高级的。在自然状态里,人们自私自利,相互为患,相互为敌,因而没有产生出平等的契约,契约只能是战争、征服和暴力的产物。在生存斗争中,胜利者按照自己的意愿制定了契约,失败者只能接受。人们之间通过订立的契约相互承认各自的地位、利益和价值,承认他们应当履行的职责和义务,由此发生了“为自我持存而斗争”的思想模式。

   “为自我持存而斗争”的思想模式,发生在人与人之间,必然涉及主体性、主体间性的问题。当笛卡尔把“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当作他的哲学的第一原理的时候,就确立了主体性在近代西方哲学中的地位,经过康德、费希特的发展,主体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弘扬。

   康德把主体与客体结合起来加以考察,提出“人为自然立法”的思想,把人的主体性地位提升到了空前的高度。理性成为相当于宗教的东西。康德充分伸张了人的理性,肯定了人的自由,并认为作为自然界的基本法则是人所赋予的,提高了人在大自然面前的至上尊严,并试图以“人”为主线,全面解决人类有史以来所面对的各种重大而根本的问题。他明确指出:人是目的,而不单纯是手段。人是以自身为目的而存在的,每个人自己是目的,人与人互相也要把对方看成是目的。伴随主体性问题的提出,和对客体性问题的深入研究,康德的哲学已经有了这样的理论构想:即自由意志是世界的最高价值,实践理性是宇宙的最高目标,人作为理性人必然是相互承认的,相互承认是先天法则,而不是后天契约,作为一个人并承认对方也是一个人是康德道德哲学的基本法则。

   费希特的道德哲学是康德的道德哲学的进一步发展。费希特提出了相互承认的三个基本命题:“Ⅰ.只有我本身把一个确定的理性存在者作为一个理性存在者加以看待,我才能要求这个存在者承认我是一个理性存在者。”“Ⅱ.但是,我必须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要求所有在自我之外的理性存在者都承认我为一个理性存在者。”“Ⅲ.结论已经得出来了。我在一切情况下都必须承认在我之外的自由存在者为自由存在者,就是说,我必须用关于他的自由的可能性的概念去限制我的自由。”[3]46、47、54在费希特那里,这些原则虽未形成完整的承认理论,但却成为承认理论的先声。费希特以自我意识为基础阐述了相互承认的思想雏形。在费希特那里,绝对寓于相对,无限寓于有限,目标寓于过程,未来寓于现在。重要的不在于能否达到终极目标,重要的是行动,没有行动,也就没有一切。他从自我出发,但这个自我是作为一切经验之基础的先验主体,外部世界是由先验的自我无意识地创造出来的。从而他将自我意识的先验可能性和通过他者要求的主体间性前提结合起来。主体间的共同意识,是在相互自由行动的要求与有利于他者行为领域的界划中形成的。这样,费希特就首先在主体性哲学内部找到了通往主体间性的出口。

  

   二、古典承认理论

   真正意义上的承认理论至迟可以追溯到黑格尔,他把对主体哲学或主体内在性问题的深入反思作为逻辑起点,对自由、理性、道德等基本问题重新定位,在“自我意识”的扬弃中完成了“为承认而斗争”的正式体系化。黑格尔虽强调“为承认而斗争”,但与霍布斯不同,他看到了原初状态中的共同体性,用整体论的基本概念亦即主体间的社会关系范畴取代了原子论的基本概念。“承认”概念所涉及的,不仅仅是个体的道德承认,也是共同体形成的基础。在古典承认理论阶段,承认在两个方面得以推进:一是在生存斗争方面,在追求利益的经济关系中对私有财产权的承认斗争;一是集中在法权方面,为了在政治共同体中获得权利与义务的承认斗争,承认理论的法权在国家层面获得了政治意义。

   黑格尔一生著述浩繁,他在耶拿时期(青年黑格尔后半期)的著述,主要是指他的一些著作草稿和课堂讲义,其具体文献包括《伦理体系》(1802~1803)、《第一精神哲学》(1803~1804)和《实在哲学》(1805~1806),恰恰是在这些著作中黑格尔完成了对“承认理论”的描述。黑格尔的承认理论在《精神现象学》(1805~1806)和《精神哲学》(“哲学全书”第三部分,1817)中更有系统论述。

   青年黑格尔对社会政治问题兴趣浓厚,非常崇尚希腊的伦理精神。他将一种道德潜能赋予亚里士多德的伦理生活概念,这种潜能不是来源于自然,而是来源于社会亦即人与人的关系;斗争的动机不是为了肉体持存而是源于一种道德潜能。这也就标志着黑格尔的政治哲学从目的论的自然概念转向了社会概念,并且获得了一种建构意义。

   在《伦理体系》中,“黑格尔以个人间的相互承认取代了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斗争,并从承认的基本形式出发开始其哲学解释,他把承认的基本形式概括为‘自然伦理’。直到这些最初的承认关系遭到各种斗争的破坏,而这些斗争形式被认为是一种中间状态,并被统称为‘犯罪’,一种社会整合状态才浮现出来,它在形式上可以理解为纯粹伦理的有机关系。”在“自然伦理”中,黑格尔将“个人”发展为“完整的个人”。“‘个人’一词指的是这样一个个体,他最初是从主体间承认其法律能力当中获得其认同的;相反,‘完整的个人’指的则是这样的个体,他首先是从主体间对他的‘特殊性’的承认中获得其认同的。”[4]23、28这是黑格尔用整体论来取代原子论的一个典型观点。

   由此,黑格尔对承认的形式进行了区分,并对三种承认形式在实践确认的“方式”和“对象”上的不同进行了描述:“在家庭的情感承认关系中,人类个体是作为有具体需要的存在而被承认的;在法律的形式——认知承认关系中,个体是作为抽象的法人而被承认的;最后,在国家这一具有情绪启蒙意义的承认关系中,个体是作为具体的普遍,即作为特殊的社会化主体而被承认的。”[4]29

   在被称为“实在哲学Ⅰ”的《第一精神哲学》中,“自然”概念被“精神范畴”或“意识范畴”所取代,“一直绝对控制着《伦理体系》的亚里士多德自然目的论,渐渐地让位于一种意识哲学理论。”[4]31而《实在哲学》则标志着黑格尔从耶拿时期过渡到《精神现象学》和《精神哲学》。

   在黑格尔那里,承认关系是对于自然状态的扬弃——“超越自然状态”。“自然状态,即自由冷漠的个体存在彼此对待的关系。”[4]47承认首先建立在爱的关系上,只有通过家庭亦即和父母、异性、子女的爱的关系,人才能将自己看作是和别人相同的个体:才能够给予,也能够接受爱。正是在爱的关系中,“黑格尔第一次使用了‘承认’概念”,“黑格尔第一次直接引进这一模式(“为承认而斗争”模式——引者)”。[4]44、46随后,个体进入一个更加广阔的共同体——市民社会。法律是承认的中介。“法,就是在个人行为中同他人的关系,即他们的自由存在的普遍要素或者决定性要素,或者对他们的空虚自由的限制。”[4]48通过法律,人们具有被承认的价值。但法律不是承认关系的终点,主体需要建立一种超越法律关系的价值共同体——国家。平等个体通过价值互相批判,建立团结机制。这就是承认关系的最高形式。“在黑格尔看来,团结就是在它之前的两种承认方式的综合,因为它与‘法律’(Recht)共有的是普遍平等相待的认知观点,与‘爱情’共有的是情感依恋和关怀。”[4]97可以看到,借助“承认”概念,黑格尔提供了一套建立共同体的路径,从家庭到社会再到国家;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从单一主体的主体性思维方式转向多元主体间的思维方式成为解决社会危机的理论诉求。正是在主体间和解与冲突交替运行的过程中,承认运动得以发生,这恰恰成为形成主体间伦理关系的基础。“作为承认行为,人本身就是运动,这种运动本身同时也取代了其自然状态:他就是承认。”[4]49

在《精神现象学》和《精神哲学》中,黑格尔是在“自我意识”的辩证法三一式中提出“承认”问题的:“自我意识必须经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向我们呈现出直接的、与自己简单同一的、同时与此相矛盾地与一个外在客体相联系的、单个的自我意识。……——这就是欲望的自我意识。”在第二个阶段上,“客观的自我获得了一个别的自我的规定,并因产生了一个自我意识对一个别的自我意识的关系,即两者之间承认的过程。在这里自我意识不再只是单个的自我意识,相反地,在它里面已经开始了一种个别性和普遍性的联合。”在第三个阶段上,“由于互相对立的自身的他在扬弃了自己,而这些自身在其独立性中却成为彼此同一的,……——普遍的自我意识。”[5]221-222因此,“承认的自我意识”是从“个别的自我意识(欲望)”到“普遍的自我意识(理性)”的中介(中间环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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