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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邦和:毛奇龄思想史学再议

更新时间:2021-04-09 16:28:00
作者: 盛邦和 (进入专栏)  

  


   导言:

   人们对于毛奇龄的所有嘲讽,排斥与否定,既有对其性格的不满,也有对毛奇龄内心理路的不解、疑惑以至否认。不过也宜晓知:在反对旧儒家,倡导新儒家的文化更新的过程中,有一些学者如“儒家叛徒”李卓吾等,推倒旧说,用力强猛,难免辩说牵强,遣词过激,由此招来物议,然大处着眼则知其于世有益,于学有补,用心良苦,志趣可嘉。他们形成一个文化先行者的队列,引人注目致礼,毛奇龄当属此列。

  

   历史变迁时期易出秀拔奇特之人。毛奇龄生存于明清交替的历史大变迁时期,其文才可谓秀拔,其性格可谓奇特。他聪慧勤勉,著作等身,影响颇大,同时又傲骨嶙峋,出言不逊。他学术上备受瞩目,人格上备受诟病,通观一部中国思想史学,种种矛盾交集一身如毛奇龄者,学林少有。其实,人们可绕开毛奇龄性格的弱点,探询他值中国文化演化之际批判旧意识的勇猛、追求新理念的真诚。换一个观察的新角度,做一个客观的新评价。

  

一、生平著述

  

   毛奇龄,字大可,号秋晴等,世称“西河先生”。浙江绍兴府萧山人。清代史学家,擅诗文。自幼聪慧,十三岁应童子试,名列第一,人称“神童”。长后博览群书,才思敏捷,《清史列传》卷六十八称:“奇龄有不可及者三,不挟书册,而下笔千万卷,一也;少小避人,盛年在道路,得怔怪疾,遇疾发,求文者在门,扪腹四应,顷刻付去无误,二也。”[1]

   毛奇龄生性恃才傲物,曾谓:“元明以来无学人,学人之绝于斯三百年矣。”他也曾言辞过激与人结怨,避走江、淮、河南、湖北、江西等地。明亡,毛奇龄于学宫泣三日不止。从南明鲁王抵清,鲁王失败,化名王彦,伏于山野十余年,筑土室读书。后得友人相助,集资捐得廪监生,康熙年间荐举博学鸿词科,授检讨,充明史馆纂修。又称病辞官,隐杭州竹竿巷治经授徒,卓有声名,与毛先舒、毛际可合称“浙中三毛,文中三豪”。学生有“扬州八怪”中的金农、陈撰等。

   毛奇龄著有《古文尚书冤词》《四书改错》《河图洛书原舛篇》《西河词话》《毛诗续传》《古今通韵》《春秋毛氏传》《经集》《竟山乐录》等数十种,及诗赋杂著230余卷,由后人编为《西河合集》。《四库全书》录其著作40余种,通览《全书》,毛奇龄被录最多。毛奇龄著述择其要,与《尚书》研究相关者有《古文尚书冤词》八卷,该书反对阎若璩《古文尚书》证伪,论说梅赜所献《孔安国尚书传》而非《古文尚书》。《孔安国尚书传》属于伪作,而《古文尚书》确为真本。毛奇龄与阎若璩曾为学友,毛曾在阎家住过两年,此书一出,不合分途。全祖望《萧山毛检讨别传》中有言: “其于百诗,则力攻之;得尝与之争,不胜,至奋拳欲殴之。”《四书改错》亦为毛奇龄重要著作,由其门生编纂而成。毛奇龄一生与程朱理学作对,书中含括《大学问》、《中庸说》、《论语稽求篇》、《四书剩言》、《婚礼辨正》、《周礼问》等重要文字,笔锋直指《四书集注》,指摘朱熹注释《四书》错误达451条。又撰《河图洛书原舛篇》一卷,《四库全书总目》存目。河图即大衍之数,当称大衍图,而非所谓河图。洛书采用太乙行九宫之法,也非《洪范》九畴。毛奇龄排击异学,殊有功于经义。另有《西河词话》原四卷,今存二卷,三十八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自宋以来,撰诗话者多,撰词话者较少,奇龄是编,虽不及徐釚《词苑丛谈》之采摭繁富,门目详明,然所叙论,亦足备谈资。”[2]毛奇龄此书曾遇到麻烦, 乾隆四十七年(1782),皇帝上谕:四库馆进呈毛奇龄《词话》中有“清师下浙”的语句,不说“王师”而称“清师”,至为狂谬,只为毛奇龄早已死去,不再论罪,然追责总纂官纪昀,降一级留用。

  

二、“道学”批判,对宋学内涵的评析贬斥


   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为北宋理学发展的先驱。此时理学打破“三教壁垒”,强调“性命之学”,引进道家理论,从而发生思想变异,走上“道学”路线。这时的儒学不仅具理学之称,又有了道学的新名称。在这方面起重要作用的是周敦颐,开创"濂溪一脉",具“道学宗主”之称。

   朱熹首次明确提出“道统"的说法,其云儒学由尧、舜、汤、文、武、周公,至孔丘,一脉相传而成道统,道统至孟轲中绝,及程颢、程颐承孟轲而再兴。在朱熹看来,道统为道学之源流,道学为道统之实体。朱熹自称是道统后继,道学正统。朱熹道学继二程而发展,在强调“性命”的基础上,阐扬“格物致知”、“内圣外王”诸理,及王者治世应循之“密旨”、“心法”。

   毛奇龄批驳朱熹“道学”,他说:“圣学不明久矣。圣以道为学,而学进于道,然不名道学。凡道、学两字,六经皆分见之,即或并见,亦祇称学道,而不称道学。”[3]这是说,学有孔子之圣学与程朱之道学,孔孟圣学也说一个道字,而只讲学道,无“道学”之称,道是圣学的学习内容,而非圣学之全部。

   “‘君子学道’、‘小人学道’。盖以学该道,而不以道该学。其在《论语》,则曰:君子学以致其道。而在《学记》则曰:人不学不知道。如是而已。”(毛奇龄:《河合集·文集·辨圣学非道学文》)在毛奇龄看来,学涵盖道,道不能涵盖学。学是总称,道是分称。道只在老子之学中总括一切,居至高地位,道学为老学专称,岂可代称儒家圣学。与儒学相比,老学地位低下,长期来传布民间而不立于官。朱熹将儒学说为道学,实乃贬低儒学,也说明其实质上秉承道学,背儒附道,演为“道家之学”。毛氏如是言:“惟道家者说,自鬻子、老子而下,凡书七十八部,合三百二十五卷。虽传布在世,而官不立学,不能群萃州处,朝夕肄业,以成其学事,祇私相授受以阴行其教,谓之道学。道学者,虽曰以道为学,实道家之学也。”[4]

   毛奇龄著文提及陈抟其人,陈抟,生年不可考,卒于989年,字图南,号抚摇子,五代宋初亳州真源(今安徽省亳县)人。道士,隐居武当山,又移居华山云台观。毛奇龄认为,倡言道学者,自周敦颐至朱熹,追其根源,概尊崇道士陈抟为祖师,以道书为准则,其儒学已一变为“希夷道学”。“陈抟以华山道士自号希夷,与种放、李溉辈张大其学,竟捜道书《无极尊经》及张角《九宫》,倡太极、河洛诸教,作《道学纲宗》,而周敦颐、邵雍与程颢兄弟师之,遂篡道教于儒书之间。至南宋,朱熹直丐史官洪近,为陈抟特立一名臣大传。而周、程、朱子,则又倡道学总传于《宋史》中,使道学变作儒学。凡南宋儒人皆以得附希夷道学为幸。”[5]

   这段话语说了几层意思。其一,查实陈抟身份:其人着力搜寻道书,作《道学纲宗》,倡道家太极、河洛诸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华山道师”。其二,确证道学家周敦颐、邵雍与程颢兄弟以道师陈抟为师,“篡道教于儒书”,是披着“儒学”外衣的儒家叛徒。其三,所谓儒学大师朱熹,“为陈抟特立一名臣大传”,“倡道学总传于《宋史》中”,与周敦颐、邵雍与程颢兄弟走在一道,为“使道学变作儒学”走得更远,演至极至。

   毛奇龄评驳宋儒:“有疑《文言》非《十翼》文者,有疑《顾命》非周公所制《礼》者,有疑《春秋传》非左丘氏书,有疑《孝经》为六代后增改,非七十子所旧传者。而至于《士礼》则废之,《周官》经则明斥之,《王制》、《月令》、《明堂位》诸篇则直祛之、细之。然且有误读《隋书经籍志》,而谓《尚书》为伪书,误读刘歆《让博士书》,而谓今所传

   《国风》为伪诗者。是无经也,无经安得有义?”[6]毛奇龄怒指宋儒叛儒悖儒,打出疑古旗号,将儒家经典一一扳倒,妄使无经可信,无义可取。他责问:“是无经也,无经安得有义?”[7]毛奇龄指责朱熹,“于《大学》,于《孝经》,于《仪礼》、《周礼》、《礼记》则直取而分之”,而且“不止分之,直取而删之、改之、移易之,注经者当如是乎?”[8]《大学》、《孝经》、《仪礼》、《周礼》、《礼记》等俱为儒家重要原典,是历代儒家阐述发扬儒家要义的根本依据,毛奇龄所愤恨不满的是宋儒对于儒家原典所采取的态度是极端的不敬与亵渎,所用的方法名曰“注经”,而实际所为的是“直取而分之”、“改之”、“移易之”,毛氏责问:“注经者当如是乎?”

   他说:“河南二程氏并读《大学》,疑其引经处参错不一,因各为移易,实未尝分经别传,指为谁作,且变置其文而加以增补。而朱氏元晦乃复为之割之、析之,迁徙颠倒,确然指定为谁经谁传,孰言孰意,孰衍当去,孰阙当补,而且推本师承,以为皆程子之所为。”《大学》出于《小戴礼记》第四十二篇,一般认为春秋战国时曾子为其作者,也有认为属秦汉时文字。程颢、程颐推崇此篇,朱熹特作《大学章句》以阐扬,与《中庸》《论语》《孟子》合为“四书”,成科场取士必读经典与百姓日常道德准则。其中“三纲领”为: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条”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毛奇龄认为,从河南二程到朱熹将《大学》从《礼记》中单独抽出,并非对《大学》的尊重与推崇,在他们推出《大学》的过程中,先是“疑其引经参错不一”,然后以此为借口,“变置其文而加以增补”,更有甚者朱熹对《大学》文理“割之”、“析之”、“迁徙颠倒”,其目的是颠倒是非,篡改本义,“改儒入道”,崇道毁儒。

   为此,朱熹直言,儒家体系已被程朱宋儒糟蹋至极,他们把一部完整经典篡改成所谓的“四书”,竟使元明两代,“直主朱子改本而用以取士,且复勒之令甲,敕使共遵,一如汉代今学之所为设科射策劝以利禄者。”朱熹愤语:“于是朱子有《大学》,五经无《大学》矣!”,朱熹宋儒“改经,而相沿祸烈至于如此!”[9]

  

三、《四书改错》 ,于朱熹学说的直接论驳


   朱熹所著《四书章句集注》为四书注本。内容含《大学章句》(1卷)、《中庸章句》(1卷)、《论语集注》(10卷)及《孟子集注》(14卷)。《大学》、《中庸》为《礼记》中的内容,朱熹将其抽选出来,与《论语》、《孟子》平起平坐,细加评注。朱熹指出:《大学》之“经”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大学》之“传”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中庸》则为“孔门传授心法”,“子思笔之于书以授孟子”。

   其注《大学》、《中庸》为“章句”,集《论语》、《孟子》注释之大成为“集注”,特意指出:“若理会得此《四书》,何书不可读,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处!”[10]

往前历数元、明前朝,程朱理学一直高踞官学宝座,中国古代意识形态由此落成稳定。[11]毛奇龄罔顾前史,锋芒直指朱熹,口诛笔伐毫不留情。他撰《四书改错》一书,将朱熹《四书集注》批得体无完肤。他在书中说:“四书无一不错:……然且日读四书,日读四书注,而就其注义作八比,又无一不错。人错,天类错,地类错,物类错,官师错,朝庙错,邑里错,宫室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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