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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晓华:清代的因灾恤刑制度

更新时间:2021-04-09 09:15:52
作者: 赵晓华  

   摘    要:

   清代因灾恤刑制度建立在儒家“天人合一”观念的基础上。水旱灾害、尤其旱灾成为因灾恤刑的重要因素。清代因灾恤刑制度的内容包括清理积案重案、因灾赦免、因灾缓刑、停止词讼等等。因灾恤刑制度对清代政治社会生活产生着积极的意义, 但在实际运作中又存在着诸多矛盾和缺陷。

   关键词:灾荒; 恤刑; 天人合一;

  

   20世纪90年代以来, 灾荒史研究作为社会史的分支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除了对灾害现象及原因的解释之外, 许多学者对历史上的灾荒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的联系也做了深入探讨, 优秀学术成果大量涌现。1但是在已有研究中, 对灾荒与法律的关系, 还基本无人问津。在制度史领域, 清代法律制度史研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相关颇有见地的论著可谓层出不穷。然而, 从既有研究来看, 只有个别学者、个别文章在对清代行政法研究中零散涉及到会典、则例中关于灾赈的规定, 但较之其他研究, 投入的关注显然远远不够。总体来看, 历史上自然灾害的发生对一个国家的法律运行有着怎样的影响, 法律对救灾减灾究竟起着怎样的保障作用和消极意义, 灾荒时期影响法律运作的社会因素又有哪些问题, 无论国内外似都鲜有人涉及, 基本还属于学术研究中尚待开垦的荒地。有鉴于此, 本文拟从对清代因灾恤刑制度的分析入手, 对清代灾荒与法律的关系做一尝试性探讨。

   按照中国古代传统的灾荒观念, 自然灾害的发生往往被看作是上天对人们的一种警示和训诫。其中, 政事阙失是致灾的重要原因:“天变之兴, 皆由人事之应, 未有政事不阙于下而灾眚屡见于上者。”[1] (P1401)政事之中, 刑狱不公极易使冤气上达, 激起上天的愤怒。“冤人吁嗟, 感伤和气, 和气悖乱, 群生疠疫, 水旱随之”。[2]刑狱与灾荒之间这种必然的因果联系, 使得历代统治者非常重视清狱恤刑:“尚德缓刑之世, 偶有灾沴, 犹必省政事之阙失, 而刑狱尤加之意焉。”[3] (第四册, P288-289) 根据徐式圭先生对二十四史的统计, 清代以前历代因灾异而大赦天下者, 星变12次, 旱灾饥荒8次, 地震5次, 日蚀4次。[4] (P95-96) 有清以来, 历朝每逢天灾, 都将清狱恤刑看成是感召休祥的“第一要务”, [5] (卷26) 如同顺治帝所言:“诚敬格天, 不在升中告虔之日, 而好生大德, 自足以上答天心。即钦差满汉大臣清理刑狱一节, 便可以通帝座而协休徵矣。”[6](卷109) 现今看来, 与现代科学的防灾救灾思想相比, 这种立足于天命主义的灾荒与法律的依存关系缺乏科学依据, 只能是当时生产力落后的产物。然而, 建立在这种观念之上的因灾恤刑制度则作为清代法制的组成部分, 对清代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发生着重要的影响, 从而成为我们考察清代荒政运行及法律文化的一个重要视角。一、清代因灾恤刑概况尽管具体的灾荒观不尽相同, 清代帝王都把清理刑狱视作防灾救灾的必要手段。每逢灾异必“抚躬循省”的康熙帝指出“刑狱或有淹滞, 冤抑之气, 最能上干天和”。[5] (卷103) 一向“恶闻灾异”的雍正帝也认为“刑名为国家之要务, 上关天和, 下系民命”, 把刑狱未能清理视为“天时亢旱之由”。[7][卷16乾隆帝为方便各省及时省刑弭灾, 于乾隆八年将天旱清理刑狱的条文写入《大清律例》, 规定除徒流等罪外, 各案内牵连待质及笞杖案内情有可原者, 督抚一面酌量减免省释, 一面奏闻。嘉道及至晚清的列位帝王也都无不以“省刑为荒政之要著”, [1] (P535) 并将因灾恤刑逐步制度化。下表是我们就清前期历朝因灾荒而清理刑狱次数的一个粗略统计。

  

  

   从表1看, 水旱灾害、尤其旱灾是导致因灾恤刑的重要因素。表2反映了因旱清狱减刑的时间大都集中在每年农历的三月至六月。究其原因, 一方面是因为在“农务为国家之本”的农业社会中, 春夏久旱对农作物的生长隐忧很大, 所谓“旱一片, 涝一线”。另一方面, 就统治者而言, 从天人感应的角度看, 农事方殷之时天气亢旱, 其警示显然更具典型性, “天行之愆, 人事之失也”。[5] (卷103) 与水灾、地震的发生相比, 旱灾发生速度较慢, 在其早期可以通过天人感应而减缓旱象。明清时期的救荒思想家皆认为, “天灾不一, 有可以用力者, 有不可以用力者。凡水与霜, 非人力所能为, 姑得任之”, 对于尚可以能用人力抵抗的旱灾, 为政者要“速为方略以御之”。[3] (第1卷, P373)

   从频率来看, 乾隆朝每2.1年因灾清理刑狱一次, 在历朝中最为频繁。其中, 在乾隆朝的前20年中, 有12年均因天旱恤刑。2这些数据可以部分地反映灾害、尤其是华北地区旱灾发生的频度, 当然仅仅由此做出推断显然不够科学和严谨。因为一般来讲, 清理刑狱多半都在春夏旱象初显而尚未成灾之时, 有的年份在清狱缓刑之后, 刚好出现了足以缓解旱情的降雨, 自然构不成灾害。比如雍正二年二月, 因为雨泽愆期, 时有大风, 雍正帝谕令刑部“当钦恤民命, 无得牵连多人, 久行羁禁”, 刑部遵旨释放了数百人。到三月初五, 即“甘霖大沛, 远近霑足”, 春旱的险情消除, 雍正帝由此慨叹“天人之感, 捷如影响, 莫谓适逢其会, 事属偶然也”。[7] (卷17)

   值得注意的是, 一年中因灾清理刑狱的次数有时不止一次。其中或者因为灾象在同一地域持续, 或者因为灾害在不同省份发生。如乾隆二年先逢太庙建成诏赦天下, 三月因天时亢旱, 命免缉应赦各犯并省释枷责轻罪, 四月, 因旱象加重, “已逾兼旬”, 又令刑部重审雍正四年至十三年所有不赦各案及秋审屡经缓决之犯, 将“有一线可原应行减等者”酌定请旨。[8] (卷39、40) 乾隆七年, 减免刑狱的次数也有两次。三月, 因北京、直隶、山东、江南等地雨少, 虽经祈祷而雨未霑足, 令刑部及其他诸省省释轻罪人犯, 八月, 又因安徽、江苏两省被水严重, “非常年可比”, 将两省秋审人犯减等完结。[8] (卷163、173)

   从因灾恤刑的期限来看, 一般不宜太长, 尤其不能明示停止日期。乾隆八年, 江南总督陈大受因海州等地被灾, 奏请将减刑日期延至次年麦熟后停止。乾隆帝以为, 若明定减刑清狱期限, 实际上是“诱民为非”, 会使小民以为在期限之内可以触法抵禁, 肆行无忌。[8] (卷201) 嘉庆十六年, 嘉庆帝将祈祷雨泽、减免案犯的时限定在大沛甘霖三日之后再行截止, 以后天旱恤刑的期限一般均照此办理。二、清代因灾恤刑制度的主要内容“天人合一”、灾异天谴说是清代因灾恤刑制度的重要思想基础。此外, 因灾恤刑制度也是清政府保证灾荒时期社会生活正常运转的重要手段。被后世视为救荒圭臬的《周礼》十二荒政中其三为缓刑。“缓刑, 舒民心也”。统治阶层一方面冀望通过广颁“法外之仁”来缓和灾荒时期潜伏或显现的较平时更为激烈的社会矛盾, 因此对“一切刑狱奏谳, 尤加矜恤”, [5] (卷239) 另一方面, 也需要法律的保障来维系社会秩序的稳定。概括起来, 清代因灾恤刑制度的主要内容大体包括几个方面。

   其一, 清理积案重案。冤案积案都是上干天和的重要原因, “刑狱关人生命, 无论枉狱大干天地之和, 即罪可矜疑, 莫为省释, 以致囚系太繁, 悲愁郁结, 亦足酿沴而召灾。”[3] (第4册, P285) 因此, 与救灾相感通的关键显然就是拔冤宣滞, 选派要员审理重案要案。以康熙朝为例。康熙元年, 因畿辅少雨雪, 上谕严饬刑部严治官员不职之罪, “凡两造口供不全录即为作弊, 引律不确合者即为欺公”, [5] (卷6) 以求情法平允, 无枉无纵。康熙七年、九年、十年、十四年、十六年、十八年、十九年、二十一年、二十五年、二十六年、二十八年, 康熙帝均因天时亢旱派要员会同刑部将监内重犯确审具奏, 并将已结大案逐一详审, 以求“狱无冤滞, 以迓天和”。[5] (卷55、67) 而巨奸大盗的存在也是发生灾异的重要原因。雍正二年, 由于湖南连年荒歉, 雍正帝认为这与该地频发的政治案件大有关联, 比如曾静、张熙投书川陕总督岳钟琪策划反清案, “地方有此等逆天悖理之人, 以致旱涝不时”, 因此决定在湖南设立观风整俗使, 以劝谕化导, 求得天人感应。[7] (卷78) 除此之外, 逃罪犯潜藏之处也易造成沴气而阻遏祥和。因此, 追缉在逃罪犯以速结案也是清讼的重要方式。嘉庆二十二年, 京畿等地干旱, 嘉庆帝即严令步军统领衙门等于一月内侦缉潜藏附近的50多名逃犯, 以消沴气而召和甘。[9] (卷331)

   其二, 因灾赦免。清代赦免罪囚有恩诏、恩旨之别。逢皇帝寿辰及一切庆典而肆赦者谓之恩诏, 恩诏条款疏阔, 典礼隆重, 一般要在天安门颁布, 行文各省一律遵行。遇水旱偏灾及罪囚拥滞, 由刑部奏明查办减等叫做恩旨。与恩诏的普天同庆不同, 恩旨仅及被灾之处, 赦免范围止及轻罪并有冤滞罪囚, 重罪一般不在其列。当然也有例外。

  

  

   诏赦天下是指除犯十恶罪名及某些特定的犯罪外, 其余人犯罪无大小, 不分地域一概赦免。1由上表所见, 因灾而诏赦天下者多达6次。其中因地震、水旱同发而赦者2次, 分别因地震、天旱而赦者也各为2次。3值得注意的是, 因灾诏赦天下多集中在顺治、康熙两朝。究其原因, “大抵国家变乱愈甚, 恩赦愈繁”。整体来看, 清代因灾大赦的比率当高于清以前历代。清中期以来, 因灾赦免的对象常常扩大到军流重犯。对于军流以下人犯因灾赦免的具体涉及对象、范围、内容等, 一般每次均由刑部奏定章程, 但事实上历朝也逐渐将之制度化。如道光朝以后, 一般都将可以援减的犯遣军流罪者减为杖一百、徒三年, 拟流加徒之犯减为杖一百等等。[10] (卷1, 赦款章程, 名例)

其三, 因灾缓刑。因灾缓刑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 “凶年犯刑, 缓纵之”。针对灾荒期间灾民迫于饥寒哄抢窃盗者, 量刑时应视其情形予以宽缓:“盖民迫于饥寒, 不幸有过失, 缓其刑罚, 所以哀矜之也。”[3] (第1卷, P824) 饥荒之年, “凡陷于剽掠者, 皆因饥寒逼迫而致之, 岂乐此丧身亡家之祸哉?”[3] (第1卷, P272) 因此, 荒政除盗, 亦当原情。通过赈济和招抚等方式感悟因灾为盗者, 这些所发生的社会价值会比“日杀百人”要大得多。何况从天人感应的角度看, “兵者, 凶器也, 不得已而用之, 亦必大伤和气”, 严刑峻法与祈禳的目的也是相左的。另一方面, 因灾缓刑还包括针对轻重囚犯采取的恤囚措施。监狱作为拘押人犯之地, 也被看作是冤毒聚集之所。犯罪之人久系囹圄, “纷纷株系, 桁杨相望”, 疾病颠连, 怨毒之气自然也上干天和。清代的狱政中, 多有逢暑热于狱囚减锁释枷。灾荒之时, 更是三令五申释放罪干牵连的轻罪待质人犯, 严禁受贿私刑。另外, 清代把纳赎也视为因灾恤囚的重要方式。灾荒时期, 为了扩大粮食的来源, 减轻狱政的压力, 凡有罪犯“情理可原”者, 准其以谷赎罪。这里“情理可原”罪犯的范围显然要大于正常时期, 犯人中“除罪大恶极者, 如案关人伦大变之犯外, 虽重罪准其纳赎”。就犯罪的时限来看, 为防止富人乘机报复, 本年所犯不在纳赎之列。[11] (卷44, 内政部15, 救荒) “是所戕者止一人之命, 而所活者且百十人之命, 罪足相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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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研究. 20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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