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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平:合宪性解释的功能

更新时间:2021-04-09 01:29:56
作者: 李海平  

   摘要:  合宪性解释的功能是由规范功能、裁判功能和组织功能构成的功能体系。合宪性解释的规范功能体现为法律规范的合宪性控制和效力维护,二者包含于同一过程之中,是在宪法框架下通过“以法就宪”和“以宪就法”的反复循环而实现的宪法和法律的协调一致。合宪性解释的裁判功能体现为对裁判结果的间接控制,遵循从规范控制到结果控制的一般逻辑。在以合宪性解释形式援引宪法的司法裁判中,宪法实质上发挥裁判依据功能,将其和法律规范共同作为裁判依据具有合理性。合宪性解释的组织功能体现为法院在运用合宪性解释过程中对合宪性审查权的行使,且这种行使在宪法上具有规范依据。法院合宪性解释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合宪性审查的程序衔接是合宪性审查制度建设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关键词:  合宪性解释;合宪性控制;合宪性审查;宪法适用 ;法律解释

   一、问题的提出

  

   合宪性解释作为一种法律解释方法,不仅是专门宪法审查机关实施合宪性审查的常规方法,而且也被运用于普通法院的司法裁判过程之中。在集中型合宪性审查国家,由于专门宪法审查机关和普通法院的职权分工不同,合宪性解释被不同机关使用所呈现的意义也有所差异。因此,在合宪性解释研究中,明确界定合宪性解释概念的使用场域尤为必要。本文所使用的合宪性解释主要指普通法院司法裁判中的合宪性解释,致力于探究司法裁判中合宪性解释的功能问题。这一问题涉及对合宪性解释的作用和功效的认知,关乎合宪性解释在我国司法审判中运用的方式和范围,是合宪性解释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年来兴起的合宪性解释研究中,关于合宪性解释功能的专门研究文献未曾出现,只是偶有学者在合宪性解释一般原理研究中附带论及这一问题。有学者主张“说理功能论”,认为合宪性解释的功能是“说理”。[1]也有学者提出了“形式合宪审查功能论”,认为合宪性解释具有“形式”合宪性审查的意义。[2]总体而言,既有的合宪性解释功能研究深化了对合宪性解释的认识,丰富了合宪性解释理论体系,但系统性、体系性的研究尚属稀缺。

  

   同时,既有研究结论是否成立也存诸多疑问。以合宪性解释说理功能论为例,这一被学界普遍接受的理论似乎并没有真正揭示合宪性解释功能的本质。德国的吕特案——一个由于普通法院未以宪法言论自由条款对民法善良风俗条款进行合宪性解释而被宪法法院裁判“废弃”的典型案例,[3]足以颠覆合宪性解释仅发挥说理功能的理论判断。在本案中,普通法院未运用合宪性解释方法裁判,居然被宪法法院作为“废弃”该裁判的理由。这说明,以合宪性解释方式援引的宪法所发挥的功能绝非“说理”所能涵括。因此,对合宪性解释功能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对于合宪性解释而言,其功能形态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规范层面,即合宪性解释相对于宪法和被解释的法律可以发挥何种作用;二是裁判层面,即合宪性解释相对于法院裁判结果具有何种用途;三是组织层面,即合宪性解释在组织法意义上对法院履行“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4]具有何种效用。这三种功能可以分别被称为规范功能、裁判功能和组织功能。规范功能的指向对象是法律规范,裁判功能的指向对象是裁判结果,组织功能的指向对象是法院的职权。三者并非随机地或者部分地存在于不同的合宪性解释个案之中,而是同时存在于一个案件的一次合宪性解释中。揭示合宪性解释三个不同层面的功能形态,厘清各种功能形态的理论逻辑及内在联系,是合宪性解释功能研究的应有之义。

  

   基于上述考虑,本文分别从规范解释、裁判结果和法院职权三个层面揭示合宪性解释的功能,分析合宪性解释规范功能、裁判功能和组织功能的理论逻辑和内在联系,澄清既有认识误区,建立合宪性解释功能的理论体系,以期对合宪性解释理论和实践发展有所裨益。

  

   二、合宪性解释的规范功能

  

   (一)保全规则是否纳入合宪性解释:规范功能的认知前提

  

   合宪性解释的功能与合宪性解释的内涵界定有密切关系。合宪性解释概念的不同界定,影响和制约着合宪性解释功能的理解。因此,对合宪性解释功能的阐释需要从合宪性解释概念的界定谈起。我国学界对合宪性解释的理解多数在瑞士学者坎皮休和穆勒的合宪性解释类型划分基础上进行。[5]在两位瑞士学者看来,合宪性解释包括三种解释规则:一是单纯的解释规则,指宪法相关规定应在法律解释时直接发生一定影响;二是冲突规则,指在数种可能的法律解释中应优先选择与宪法内容相符者;三是保全规则,指当法律有违宪疑虑而有数种解释可能时,应选择不违宪的解释。[6]我国学者对两位瑞士学者的三分法或进行重新整合,或对其个别规则进行排除,以此确立合宪性解释的规则范围。总体而言,我们可以把学界关于合宪性解释概念界定概括为保全规则独立说、保全规则排除说和保全规则合并说三种学说。两位瑞士学者将保全规则作为合宪性解释的一种独立规则类型,可以称之为保全规则独立说。保全规则排除说认同单纯解释规则和冲突规则的合宪性解释意义,但把保全规则排除在外。[7]保全规则合并说坚持单纯解释规则的独立性,但将保全规则并入冲突规则作为冲突规则的一种类型。[8]

  

   不难看出,对合宪性解释概念的差异化界定主要体现在对保全规则的不同处理上,是否将保全规则纳入合宪性解释是分歧的焦点。保全规则排除说认为保全规则不属于法院可以运用的合宪性解释,而保全规则独立说和保全规则合并说则认同保全规则可以被法院所使用。这种表面分歧的背后实质是对合宪性审查职权分工的不同认识,即法院是否具有合宪性审查权。保全规则是在法律规范存在违宪嫌疑情形下排除违宪嫌疑解释方案的解释方法,其运用过程已经包含了合宪性审查。如果将保全规则纳入合宪性解释,意味着对法院合宪性审查权的认可。保全规则排除说对保全规则作为合宪性解释规则的排除,根源在于对法院合宪性审查权的否定。[9]而保全规则合并说和保全规则独立说坚持将保全规则纳入合宪性解释,则在一定程度上承认法院的合宪性审查权。[10]这是各种合宪性解释界定产生分歧的根本原因。

  

   相对而言,保全规则独立说更具合理性。第一,保全规则是三种解释规则中唯一涉及违宪疑虑且具有鲜明合宪性审查意义的解释方法,其作为独立规则更能凸显合宪性解释的各种功能形态。第二,保全规则已经被我国法院实际运用并体现出很强的现实合理性,需要对其认真对待。徐云芬、杨元洪等与陈金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以下简称“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是一个法院运用保全规则合宪性解释裁判案件的典型案例。[11]本案中,法院对作为裁判依据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9条规定进行了合宪性解释。该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20年计算。”该规定存在数种解释可能,以户籍为标准和以经常居住地为标准解释“城镇居民”均在规范文义范围之内。但是,以户籍为标准解释“城镇居民”会导致同一起交通事故中出现“同命不同价”现象,具有违反《宪法》33条第2款“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之嫌。法院在援引并简要阐释《宪法》33条第3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和第37条第1款人身自由条款后指出:“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是考虑到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和收入水平高于农村居民,为合理地补偿受害人的损失,同时避免加重赔偿人的责任,故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死亡赔偿金计算标准加以区别,其本意并非人为地以户籍因素划分生命价值的高低。”最终,法院否定了以户籍为标准解释城镇居民的一审判决,并采用经常居住地标准对案件改判。本案中,法院未援引《宪法》33条第2款平等权条款而援引人身自由条款作为解释依据尚待商榷,但法官在法律解释过程中通过援引宪法排除违宪疑虑的解释思路和做法是非常清晰的。而且,本案中保全规则合宪性解释的运用产生了正面积极的效果。如果法院拒绝运用保全规则的合宪性解释,其裁判结果的可接受性是值得怀疑的。这说明保全规则合宪性解释的司法运用具有现实合理性。当然,现实合理性并不代表规范上的合法性,但其至少应当作为规范论证的一个考量因素,这或许是社会学解释作为法律解释方法之一的原因所在。对保全规则是否纳入合宪性解释保持开放态度比武断地将其排除出合宪性解释规则类型之外,更具有积极意义。第三,法院运用保全规则合宪性解释方法裁判案件具有宪法规范基础。这一问题与合宪性解释组织功能的联系更为紧密,对其详细阐释将在该部分进行,在此暂不赘述。总之,对合宪性解释司法运用的讨论,将保全规则排除在外是不妥的。基于此,下文关于合宪性解释功能的分析均在保全规则独立说的基础上展开。

  

   (二)法律规范合宪性控制:符合宪法的法律解释

  

   现代法治是宪法统领下的法体系之治,是一体化的法秩序。无论立法、行政、司法,都应当在宪法统领下的法体系框架下展开,都应当尊重和维护一体化的法秩序。法官裁判案件需要关照整个法体系,确保法体系的协调一致。而合宪性解释就是保证法体系协调一致的重要手段之一。合宪性解释意味着宪法的规范内涵和价值被注入法律,也意味着法律规范的内涵确定受到宪法控制。

  

   以合宪性解释方式实施的法律规范合宪性控制,分为直接控制和间接控制两种形式。所谓直接控制,就是宪法的规范内涵和价值被直接注入法律之中,直接影响甚至塑造法律的规范内涵、结构和效力。所谓间接控制,则是指宪法的规范内涵和价值注入法律并非直接完成,而是经过了权衡和筛选的中间过程才得以确定。如果以合宪性解释规则三分法为基础分析,直接控制对应单纯解释规则,而间接控制对应冲突规则和保全规则。作为单纯解释规则的合宪性解释,其强调宪法的法律位阶相较于法律的优位及对法律解释的直接影响,因而又被称为“依宪法及阶位较高的法律规范,解释阶位较低的法律规范的一种法律方法”。[12]在单纯解释规则运用中,法官不对法律规范可能的多种解释方案展开分析,而是直接依据宪法就法律规范的含义加以确定。与单纯解释规则的运用不同,法官在运用冲突规则和保全规则的合宪性解释时,并非直接依据宪法确定法律规范的解释结论,而是经历了一个在多种解释方案中进行比较和选择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宪法被作为了选择的判断标准和依据。在不存在违宪疑虑的情形下,法官需选择符合宪法的解释方案;对于存在违宪疑虑的情形,法官则通过排除多种解释方案中的违宪方案确定最终的结论。相较于单纯解释规则合宪性控制的直接性,冲突规则和保全规则的合宪性控制则呈现出间接迂回的特征。

  

合宪性解释对法律规范直接或者间接合宪性控制并非随意为之,其方式选择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被解释规范的差异。当被解释法律规范抽象程度较高时,如为法律原则或者不确定法律概念,这些规范“理论上可以产出难以计数的解释,其本身反而因为不易发生违宪疑虑而通常只当成解析规则来引进宪法观点,即以宪法涵蕴的伦理原则来支持概括条款的具体化”。当被解释法律规范的抽象程度较低时,“解释者面临有限的选择”,此时往往会运用冲突规则或者保全规则。[13]苏永钦教授非常形象地以“灌浆”来阐释这一道理。“宪法在可相容的情况下会不断灌入,一直到没有相容余地而非排除障碍不可为止。抽象度高的规范就如粗管,宪法可以直接涌入;抽象度低的规范就如凹凸不平的细管,宪法规范的进入比较曲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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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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