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单世联:老故事与新话语:西方文化管理的三个主题

更新时间:2021-04-09 01:23:27
作者: 单世联 (进入专栏)  
而且需要勇敢。一位真正的判决者一定不能随波逐流,顺从听众,一定不能在大众的喧嚣中丧失自己的判断力,并在判决中借助诸神的名义来表明自己已经完成了职责。说实话,判决者的任务是不向听众学习,而是教育听众,反对那些以错误的、不恰当的方式给听众提供快乐的表演者。按照古代希腊的规矩,当时不存在现今西西里和意大利风俗中的这些自由,把事情交给大多数听众来裁决,根据他们的投票来决定胜利者。这种做法既腐蚀了诗人,同样又腐蚀了听众的嗜好,因为诗人创作标准以裁决者的嗜好为依据,听众成了他们实际上的老师。反复表演优于听众的角色必定会改善听众的嗜好;但若不是这样,那么结果也正好相反。[11]

  

   柏拉图从哲学、伦理学和政治学方面奠定了文艺审查的理论基础,其影响深远直至当代。几乎可以说,迄今为目的文化审查的全部根据,都可以在柏拉图那里找到源头。他的思想在基督教垄断文化的中世纪得到进一步展开。上帝是真理和价值的唯一源泉,教会则自诩为神人交通的中介,是圣经的解释者和神谕的传布者,对他们认为是迷途的羔羊的普通人负有指导使命。教廷和教会不仅以宗教裁判所的绞刑架和火刑柱惩罚异端,而且严禁信徒阅读圣经原本和未经御准的神学著作。基督教诞生初期,就开始压制被它视而不见“异端”的观点。公元2世纪,以弗所议会(Council of Ephesus)焚烧了迷信书籍,禁止《圣保罗传奇》(Acta Pauli)的出版。1559年,教皇保罗四世(Paul IV)首次发布《教廷禁书目录》,直至4个世纪之后才被废除。

   柏拉图与基督教奠定了压制文化自由的两个理论源头,一是世俗的,一是神学的。两种理论都建立在三个理论基础之上。第一是人性分裂论。人有感性(感觉、情感、冲动、欲望等)和理性,理性优于、高于感性,但感性却污染和挑战理性,一个合格的公民必须以理性克制、统治感性。在欣赏文艺、接受文化产品时,感官的愉悦、直接的满足是不能允许的,因为它可能瓦解人的理性和信仰,破坏社会的整体利益。这种理论是把完整的人性、人格僵硬地区分为两个对立的方面,既看不到可能存在的感性与理性的和谐,也看不到人首先是一种感性存在的基本事实,实际上是对我的肢解、对人的不尊重。第二是一种文化不平等论。这就是大部分民众智识未开、公民程度不及格,他们不但缺少理性,道德上也不够坚定。因为缺少理性,他们在面临纷繁复杂的意见和观念时无法做出正确的分析和明智的判断;因为道德上不坚定,他们易于受到各种“危险的”、“不健康的”声音、图像、言论和观念的蛊惑,因此必须接受“哲学王”、教会、领袖、政府的规范和指导。其具体方式就是接受各类形式的文化审查,不但要与各种不被允许的文化形式与内容隔绝开来,也要时时进行情感提炼、灵魂洗涤。它始终无法回答为什么大多数人没有能力为自己的观念与行为负责,而少数人却能成为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人类中的各个个体在经验、理性、智慧和道德上并不始终处于同一水平,确有各方面更为优秀的个体,但这绝不意味着,他们就有权利管理每个公民的心灵和思想。这不只是因为至少在现代社会,存在着公民文化权利一说,也是因为,在接受什么文化产品、如何欣赏文艺作品方面,没有人可代替另一个人。在文化审查的实践中,担任审查官的主要是三类人:富有经验的年长者,掌握权力的官员,有地位的文化精英,他们在文化上的审查权利主要来自他们在社会上和政治上的权力,似乎权力即知识、权力即标准。即使在最理想的意义上,这种审查也只能是为权力服务。第三是整体至上论:为了城邦、社会与国家的和谐稳定,公民的思想与言行必须受到控制。这三个理论自有其内在逻辑,文化审查也非毫无道理。但文化史清楚地表明,文化审查制度总体上不利于文化生长繁荣。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十四行诗的第66首,是对其所处时代的总结。在列举了“天才注定做叫化子,无聊的草包打扮得衣冠楚楚,纯洁的信义不幸而被人背弃,金冠可耻地戴在行尸的头上,处女的贞操遭受暴徒的玷辱,严肃的正义被人非法地诟让,壮士被当权的跛子弄成残缺,愚蠢摆起博士架子驾驭才能,……淳朴的真诚被人瞎称为愚笨”等种种“恶”统治着“善”的现象时,就有对“艺术被官府统治得结舌箝口”的指控。[12]

   莎士比亚的呼声回响在近代世界。为公民文化权利论证和辩护的第一声呐喊是宗教改革的领袖路德(Martin Luther)。根据其“因信称义”的观点,每个人都有资格评判神学问题,有能力凭自己的真诚(信)与上帝相沟通(义)。这种良知自由孕育了言论自由的萌芽。路德之后,18世纪的启蒙运动建立了一种人类的自信:理性为人类所共享,辨识真理与错误、善良与邪恶的权力属于每一个人。德国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指出:“启蒙就是人从他咎由自取的受监护状态走出。受监护状态就是没有他人的指导就不能使用自己的理智的状态。如果这种受监护状态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缺乏无须他人指导而使用自己的理智的决心和勇气,则他就是咎由自取的。因此,Sapere aude[要敢于认识]!要有勇气使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的格言。”[13]康德此论的精义在于,“受监护状态”或者说就是蒙昧,这是人类施加于我们自身的,而并非自然施加于我们的,我们必须有勇气走出这种不成熟的状态。“勇气”就是我们要敢于使用自己的理智,启蒙不只是知识、理智问题,而是勇气和精神问题,是人类精神的自我解放。每个人都可以也应当接受一切信息、观念和文化产品,然后勇敢地运用自己理性加以判断和取舍。因此,文化审查是没有根据的。由引还可以引申出另一个观点:每个人的经验与理性范围都是有限的,敢于使用自己的理智并不意味着不犯错误,因此每个人,不管他是哲学家、官员还是牧师,都有可能犯错误,没有人可以代替他人审查文化产品,没有理由可以压制不同意见的存在和发表。启蒙主义推翻了柏拉图和基督教文化审查的理论基础,但失去了理论灵魂的审查制度,却依然凭借权力而维持而加强。

   英国作家弥尔顿(John  Milton)1644年出版的《论出版自由》一书,是西方历史上第一次提倡出版自由、反对书刊检查制度的著述。英国议会于1643年6月17日通过法案,规定凡书籍、小册子或论文必须经主管机关或至少经主管者一人批准,否则不得印行。弥尔顿此书,就是针对这部审查法案而提出的全面反驳,实际上也提出了言论自由的基本理据。

   正面地说,出版自由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权利。人是有理性的动物,每个人都可以凭着自己的理性能够辨别真假正误。“许多人抱怨天意不应当让亚当逆命。这真是蠢话。上帝赋给他理智就是叫他有选择的自由,因为理智就是选择。不然的话他就会变成一个做作的亚当,木偶戏中的亚当。”自由地持有主张、自由地抒发意见,乃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权利和特权”,同生命一样神圣不可剥夺。“我们对于光明感到骄傲,但如果我们不能明智地对待太阳,它就会让我们瞎眼。……因此,上天赐给我们光,不是要我们对着光注视,而是要我们利用光来发现我们还远不知道的东西。”没有人能垄断阳光,没有人能垄断真理。“真理和悟性绝不能像商品一样加以垄断,或凭提单、发票,掂斤播两地进行交易。我们绝不能把祖国的一切知识当成趸卖的商品,或者当成羊毛和黑呢子一样,标价签署发售。”[14]书籍审查压制知识的生产,剥夺了人的理智的权力和学习的自由,最终将使我们处于知识的蛮荒时代。就出版审查阻挠真理的输入而言,它比一个海上的敌人堵塞我们的港口与河流还要厉害。限制出版自由不但是对理性的藐视,也是对人权的践踏。不信任读者,就是把人当作孩子一样对待,使人们不能用自己的理性去做出自己的选择,但上帝不再征服人并使他处于永久被命令的孩提时代,而是相信他的理性天赋是他自己的选择者,所以审查本身就是对上帝的不敬。图书管制涉及到如何看待人的问题。如果一本坏书对读书者是不宜的,那么检查官就可以不被腐蚀吗?其实,蠢人拿不拿书也是笨蛋,坏人拿不拿书也是坏蛋,没有理由因为要限制蠢人而剥夺聪明人增加智慧方面的便利条件。意大利、西班牙的宗教法庭对书籍的限制极为严格,但那里的风气却比其他地方更坏。书报检查制度会使人民除了用斗衡量过的东西以外就不知道旁的东西。因此,权力,特别是政治与宗教的权力,是真理之敌,无数历史事实证明:有多少权力对于思想的压迫与垄断,就有多少愚昧和荒谬。

   反过来说,即使出版自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不良产品甚至有害毒素,这也不应当成为查禁图书的理由。因为善与真理这些正面的文化价值,并不独立存在,它们就存在于与恶、虚伪的联系之中,善与真理是正反对比、自由讨论和思想交锋的结果。反对文化审查,必须说明为什么不要怕坏东西出来,弥尔顿的回答是,它们正是善与真理得以生产的前提和环境:

  

   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中,善与恶几乎是无法分开的。关于善的知识与关于恶的知识之间有着千线万缕的联系和千万种难以识别的相似之处,……就人在目前的情况说来,没有对于恶的知识,我们又有什么智慧可作选择,有什么节制的规矩可以规范自己呢?谁要是能理解并估计到恶的一切习性和表面的快乐,同时又能自制并加以分别而选择真正善的知识,他便是一个真正富于战斗精神的基督徒。如果一种善是隐秘而不能见人的,他没有气息,从不敢大胆地站出来和对手见面,而只是在一场赛跑中偷偷地溜掉;这种善是我不敢恭维的。……的确,我们带到世界上来的不是纯洁,而是污秽。使我们纯化的是考验,而考验则是通过对立物达到的。因此,善在恶的面前如果只是一个出世未久的幼童,只是因为不知道恶诱惑堕落者所允诺的最大好处而抛弃了恶,那便是一无所知的善,而不是一种真纯的善。……因此,在我们这个世界中,关于恶的认识与观察对人类美德的构成是十分必要的,对于辨别错误肯定真理也是十分必要的。[15]

  

   弥尔顿反复强调出版自由,其理由简单地说,是真理不怕与虚伪交锋:“虽然各种学说流派可以随便在大地上传播,然而真理却已经亲自上阵:我们如果怀疑她的力量而实现许可制和查禁制,那就是伤害了她。让她和虚伪交手吧,谁又看见过真理放胆交手时吃过败仗呢?”[16]复杂些说,人不是神,人间的生活本来就是真善美与假丑恶并存的,恶是善的存在条件。“你纵使把一切贪欲的对象都消除掉,把一切青年都幽闲起来用最严格的纪律加以管理,但你却不能使原来不纯洁的人变得纯洁。……纵令我们可以用这种办法消除罪恶,但应当注意的是我们像这样消除了多少罪恶,就会破坏同样多的美德,消除其中之一,便会把另一个也一起消除了。”[17]

   退一步说,出版管制在技术上也是不可行的。弥尔顿专门分析了柏拉图的文化审查论,认为《法篇》之所以没有被任何一个城邦接受,是因为他所说的法令只适用于他所幻想的共和国。而且,柏拉图也知道,他的文艺查禁令必须与共和国的许多别的条令联系起来,因为如果采取其中一种严格的办法,就必须同时管制一切其他同样易于腐蚀心灵的事物。

  

如果我们想要通过管制印刷事业来移风易俗,那我们就必须同样管制快人心意的娱乐活动。除了庄严的和陶立安式音乐以外,我们就不能听其他的音乐或者写作、咏唱其他的歌曲。同时对于舞蹈也必须有经过许多备案的表演者;任何姿态、动作和风格。要不经过他们批准认为是纯洁的,就不能教给我们的青年人。这一切柏拉图都作了安排。如果要对每一家人家的琵琶、提琴、吉他等都加以鉴定,这种工作就不是二十个许可制检查员所能胜任的了。人们的闲谈也不能任其自流,说话的内容也必须事先经过许可。试问发抒柔情蜜意的民歌小调在闺房中低声轻预知地弹奏出来,又有谁去禁止呢?还有,窗口和阳台也是必须考虑到的。有许多狡狯的书籍,外面包着一个“包藏祸心”的书皮发售,这又由谁来禁止呢?是不是也由那二十个许可制检查员来管呢?此外,乡村也必须派查访员去检查一下短笛和三弦琴到底演奏了一些什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5935.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