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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世联:概念选择与权力竞争——关于全球文化管理的几个理论问题

更新时间:2021-04-09 01:18:02
作者: 单世联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全球文化的交融激荡,不但重塑了全球文化格局,也提出了“全球文化管理”的问题。作为引领、规范文化实践的价值工程和组织行动,文化管理既是组织文化交流、管控文化冲突的手段,也是文化交流、文化冲突的一个场域。当代文化理论和研究中的基本议题、核心概念、言语行为等,都可以也应该从文化管理的角度予以研究和评论。综合比较,四组概念最为重要:文化帝国主义/全球化,文化例外/文化多样性,/文化趋同/文化转型,文明冲突/多元认同。所有这些概念,均有其现实所指和价值导向,也不同程度地拥有其话语权力,但其中任何一个,都不足以充分解释全球文化的全部复杂面向。构建“全球文化管理”理论体系,需要我们有更强的概念铸造、话语凝炼的能力。

  

   “文化”概念的膨胀与文化经济的兴起,与经济、技术的全球化共生并发。20世纪末,在冷战结束和意识形态障碍的部分消失的背景下,以跨国公司和世界市场的形成、技术进步和资本集中、网络与数字技术的传播、文化信息与产品的全球流通等为动力和标志,“全球化”一词逐渐从学术界进入了日常生活,成为文化实践与文化研究中使用率最高的概念之一。首先是商品/技术/人员的跨国流通的过程和逻辑,然后是“全球化”的事实和概念。文化全球化的前提是文化成为商品,因为只有商品,文化才能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交易。严格地说,不是文化全球化,而是文化产业全球化。法国学者瓦尼耶(Jean-Pierre Warnier)在1999年出版的《文化全球化》一书中追溯到文化全球化的过程:文化史始于“区块化”,人在分散居住在所有浮现的陆块,社会、语言和文化的分歧非常之大。全球规模的传播虽然持续地进行,但其进程非常缓慢。新石器时代的革命伴随着两个相反方向的运动,日益区块化的农业社群不断增加,而某些区域又出现了大型社会政治整体,后者形成交通运输、传播体系的宗教、政治与社会基础,缓慢地减少地方社群的自我封闭和独立。最后是“‘工业革命’推垮了传统经济,导致文化产业的出现。媒体、金融、商品、移民、科技流量的全球化于70年代更加强化。苏联形态的统御式经济的崩溃导致上述全球化流量的大功告成,并让‘文化全球化’有了当前的概貌,当然它是暂时的。一方面,其特色是各种人类所表现出的区块的、在地的,并深植在历史长时段的文化;另一方面,是透过大量的贸易及传播体系,将新式的工业化及全球化的物品及服务推向市场所致。”[1]先有文化工业、文化产业,然后才顺理成章地出现文化全球化的概念。所谓全球文化,在更多的情况下指的是全球文化工业、文化产业。但由此而形成的各种概念及其相互之间竞争,客观上也是文化管理的不同视角、中心和方向的反映。

  

   1、是“文化帝国主义”还是“全球化”?

  

   应当说,全球化并不要等“全球化”的概念出现后才开始。以经济而言,经济史家一般把它追溯到英国废除《谷物法》、单方面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的1846年。以文化而言,歌德在1827、马克思在1847年都曾提出“世界文学”的观点,尽管歌德的“世界文学”是以古希腊为典范的文学理想,马克思的“世界文学”描述的是资产主义在世界历史所创造的后果,因此他们的所说“世界文学”都是单数的而不是复数的,都是以西方为典范而以非西方文化为一个需要外在于它们的标准来对它们进行选择“其他”文学。[2]但他们毕竟都展示了不同文化的交流日益加深的未来景观,预见到全球文化交融的进程。文化产业加快了文化的跨国传播。其后果之一,是与特定地点相联系的文化与作为非地点性的全球事件及经验模式的文化之间,出现了日益严重的紧张关系。早在1939年,艺术美国艺术评论家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就指出:“作为西方工业化的另一宗大众产品,它已经历了一场世界范围内的凯旋之旅,在一个接一个殖民地排斥并破坏当地文化,以至于,通过将自己变成一种普遍的文化,庸俗文化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一种普世文化。今天,本土的中国人,不亚于南美印第安人、印度人和波利尼西亚人,较之其本土的艺术品,更为钟情于[源自西方的]的杂志封面、凹版照相和挂历女郎。”[3]此即美国学者斯科特(Allen J.Scott)指出的:“一方面,即使在一个已经以交通便利作为标志的世界里,地点依然毫无争议地是独特的文化习俗和传统的宝库;另一方面,某些特殊的地点是一些文化制品和图像传播到世界各地的出发点,而这一过程对许多地方文化产生了极具侵蚀性的或者至少是改造性的影响。……文化生产往往越来越多地集中到一些有特权的企业和从业者的地方性社群,而生产的最终产品则被输送到空间上更加广阔的消费网络之中。因此,假如说,当前世界上一些地点的文化传统和标准正在遭遇严重的威胁,那么其他地点则是在寻找不断扩大的、能接纳它们的观众。”[4]1970至于1980年代,一些激进的社会学家注意到全球文化产业的三个趋势:非西方国家被迫接受西方文化产品;西方文化的传播可能导致文化的同质化;国际文化流动破坏了本土传统。作为学术回应,文化理论界形成了一种“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论述,并特别为遭遇西方文化商品和服务的非西方国家所欢迎。

   兴起于19世纪的西方帝国主义源于其扩张性的经济制度并呈现为多种形式。广义上说,文化帝国主义是指文化关系中的支配行为,它使一种强有力的外国文化的价值、实践和意义强加于一个或多个本土文化。“文化帝国主义”论述主要是针对西方国家的文化行为而言。这是一个源于文艺复兴的现代性进程。晚近的一些研究认为,文艺复兴时期古典再生与西方扩张之间有内在关联,殖民性是现代性的孪生姐妹,美洲是西方的“发明”而非“发现”。15世纪末西班牙殖民者以卡斯蒂利亚语(西班牙语)取代美洲原住民语言、重写美洲历史的殖民实践,不过是文化帝国主义的一个早期范例。[5]1969年,美国传播学者赫伯特·席勒(Herbert.I.Schiller)在《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中,首次全面研究了美国媒介/文化在世界的优势,尤其是美国政府、企业利用大众传播为其全球扩张服务。“世界对文化、教育以及有意义的信息的迫切传播需求严重依赖于美国的传播机构与系统,并深受其影响。美国的权力——表现在工业、军事和文化领域——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其影响力跨越了所有的国界。通过直接的经济控制以及间接的贸易和外国的仿效,传播已经成为美国世界权力扩张的决定性因素。”[6]1976年,席勒在《传播与文化支配》一书中首次使用“文化帝国主义”这一概念,用以批判性分析二战以后摆脱西方殖民统治的新兴民族国家,如何在经济上、文化上依然依赖于少数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如西方几个大的通讯社主导了全球信息的流通与诠释,好莱坞席卷了新兴国家市场,国际文化交流严重失衡等。席勒的观点基于美国社会科学家华勒斯坦(Iman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论:资本主义遵循利润最大化的逻辑,国家之间存在着层级结构,中心、半边陲和边陲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交换,其中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席勒所说的“文化帝国主义”,是“许许多多过程的总合,经历了这个过程导致某个社会被卷进了现代世界体系之中;同时导致该社会的主要阶层被吸引了、被胁迫了、被强制了,而有时候是被贿赂了,因此,他们塑造出来的社会机构制度也就相应于甚至是加强了社会体系之中的位居核心位置而占据支配地位之国家的诸般价值观与结构。”[7]1992年,《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再版,席勒为此写了《二十五年来的回顾》,回顾了文化帝国主义的变迁:“尽管在20世纪60年代,文化帝国主义这个概念确切地是指美国的媒介和文化帝国主义。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这个术语或者说概念却发生了彻底的变化。25年前,美国媒介产品在世界各地泛滥。在今天,美国流行文化的出口并没有减少。事实上,美国文化工业的产品流向国际市场的数量以及创造的利润比那时还高。所不同的是这些产品的生产者已经发展为巨型的文化联合公司。这些集团涉足电影、电视制作、出版、音像、主题公园,甚至数据库。目前,它们提供的产品几乎相当于整个文化领域。这些产品被提供给国内乃至全球市场。实际上,全球市场日益被大型工业公司所操纵。特别是过去的10年来发生的变化就是跨国资本主义的显著扩张及其对全球传播机构的攫取。”[8]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没有消亡,但改变了形式,今天的文化帝国主义是带有浓厚的美国媒介风格的跨国公司文化在全球文化中的超强地位。

   在大量论述中,“文化帝国主义”的重心略有不同。一是政治、经济先行而以文化控制为目的。如英国自由作家哈里森(Paul Harrison)指出:“伴随着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帝国主义,又产生出一种更为阴险的控制形式——文化上的帝国主义。文化上的帝国主义不仅征服了受害者的肉体,还征服了他们的心灵,使他们成为唯命是从的帮凶。”[9]二是以文化为政治、经济的工具。如19、20世纪西方文化对非西方世界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文化认同的重新塑造,并使之服务于西方的目的。三是以文化作为帝国主义的一种形式。如美国批评家萨义德(Edward Waefie Said)所说:

                                                

   在我这里,“帝国主义”一词指的是统治遥远土地的宗主中心的实践、理论和态度,几乎永远伴随“帝国主义”而来的殖民主义,意味着向边远土地上移民。如米歇尔·多伊尔(Michael Doyle)所说的,“帝国是一种正式或非正式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一个国家控制另一个政治社会的有效的政治主权。这种控制可以通过强力、通过政治合作、通过经济、社会或文化依赖来取得。帝国主义不过是建立或保持帝国的政策和过程。”在我们这个时代,直接的控制已经基本结束;我们将要看到,帝国主义像过去一样,在具体的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社会活动中,也在一般的文化领域中继续存在。[10]

  

   “文化帝国主义”论述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密切相关。如果文化工业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控制的新形式、体现了资本主义体系的整编能力,那么这种控制和整编也包括西方与非西方的文化关系,此即“文化帝国主义”。这里的“文化”首先、也主要是指西方的文化工业产品。所以美国学者佩查斯(James Petras)就认为:“美国文化帝国主义有两个主要的目标:一个是经济的,另一个是政治的。经济上是要为其文化商品攫取市场,政治上则是要通过改造大众意识来建立霸权。娱乐商品的出口是资本积累最重要的来源之一,也是替代制造业出口在世界范围内获利的手段。在政治上,文化帝国主义在于将人们从其文化之根和团结传统中离间出来,并代之以新闻媒介制造出来的,随着一场场宣传攻势变幻的‘需求’。在政治上的效果则是把人们从其传统的阶级和社会的圈子中分化出来,并使得人和人之间产生隔阂。”[11]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左翼学者有关文化帝国主义分析和批判,都有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的影迹。

   对“文化帝国主义”论述作全面检讨的是英国学者约翰·汤林森(John Tomlinson)。他所谓的“文化”,是指特定语境中人们从其种种行为和经验中所吸取的种种意义,所谓“帝国主义”则是指涉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的现象。借用法国思想家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话语理论,汤林森把文化帝国主义的各种论述整理为4种方式,并在分析和批判中提出了自己的替代性观点。

作为“媒介帝国主义”的一种话语,文化帝国主义是指媒介帝国主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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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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