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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娜:“内卷化”理论在中国

更新时间:2021-04-07 11:02:39
作者: 郝娜  
但到其写作《长三角》(1992)时,他将这一判断的时间拉长到14-20世纪的中国农业。因此,对于中国人口是否过剩,农民人均收入是否递减,是以日均劳动收入还是以年均劳动收入为基准,长三角的作物与手工业商品化是否仍是糊口经济和没有发展的增长,这些问题便成了假设中国古代与近现代社会与经济是停滞(或处在一种高水平均衡的陷阱)还是发展立场的两方学者争论的焦点。[10]

   黄宗智认为他自己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观点,但很多人还是认为其研究带有强烈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色彩,原因正在于他的中国经济停滞论和“过密化”还有强烈的物质决定论色彩。反对他的观点的研究者也从人口规模评估,人地比例、商品化、雇佣劳动与经营式农场是否促进了农业发展角度论证出与他相反的观点。中国地理区域广阔,地区间差异巨著,想要叙述一个长时段(600年间)内包含不同经济生态的社会同样的发展症结和趋势,虽然体现了黄对自己理论的自信,体现了他力图宏观把握和认识传统中国社会特征的理论抱负,但也确实给人留下相当多的口实。

   黄发现的悖论当然体现了他对西方规范理论与中国历史和经验之间的背离的洞察力,但他和他的反对者的研究应放在美国汉学研究的代际更替和理论更新上来看待。虽然黄宗智的“过密化”为我们勾勒出的传统中国和近现代中国也是停滞的形态(高水平均衡),但他认为他的研究正是对两代美国汉学研究模式的反叛。第一代是将传统中国视作“停滞不前”的观点,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冲击-反应”模式正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第二代假设明清中国存在着有活力的商品化经济,由此西方学界提出“近代早期中国”阶段,亦即“商品化必然导向近代化与资本主义化”。这一思潮在20世纪80-90年代的美国汉学界的反映便是对中国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的研究,兰金(Mary Rankin)和罗威廉(William T. Rowe)的研究即为代表,反映在中国国内即为“资本主义萌芽论”。黄宗智在反思中国研究的陷阱时曾说,中国研究领域的第一代研究者将中国看作是与西方对立并置的“他者”,整整一代人试图回答“中国为什么没有像西方那样实现现代化”的问题。而到了接下来的一代研究者,作为对前辈的反对,提出并试图论证“中国与西方一样,没有什么不同”。[11] 中国研究只是证实或证伪西方理论的注脚而已。

   回到围绕黄宗智的“过密化”所争论的问题,中国近代(甚至传统帝国)的经济是持续增长还是过密化?明清经济到底是已经呈现出近代早期发展的高度整合的市场经济,还是仍然处于前商品化时期的、本质上停滞的、处于人口压力重负下的经济?[12] 他认为,规范理念认为不可并存的现象在中国屡屡同时出现。他提出,中国明清经济出现的恰恰是没有发展的商品化和过密性商品化,商品化的蓬勃发展恰与小农生产停留在糊口水平并存。[13] 但也有经济史学家提供了不同于黄的研究成果。罗斯基(Thomas Rawski)和白洛伦(Loren Brandt)等经济学家提出传统中国不是停滞不前,而是在农业产量、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方面都有持续的增长。彭慕兰和王国斌等也秉持“中国中心观”的立场,并想要通过研究18世纪,为传统中国和现代中国寻找到自己的变迁动力。如彭慕兰的《大分流》将18世纪的英格兰与明清的江浙进行对比(地理与经济规模上相当),作者认为这比拿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和中华帝国做比较更合适,彭慕兰认为明清的江浙更有活力,并未有“内卷”的败象,而是在发展。王国斌则在《转变的中国》中提出双中心观,拿西方作参照来看中国,也拿中国作参照来看西方。

   黄宗智的核心论断与推理建立在一个致命的假设上,也就是他所说的中国自14世纪以来便不断持续加剧与恶化的人口增长的压力。在西方对传统中国农村经济的研究中,马尔萨斯主义解释路径在相当长时间里一直很流行,但史学界对中国的人口要到什么时候才成为问题却一直有争议。人口在中国的分布差异很大,人口稠密的江浙地区却也是经济商品化程度最高、人均福利与收入相对较高的地方,大量人口溢出农业生产,进入经济作物生产和手工业生产行业;而并非黄所描述的那样,人口越多,过密化越严重,经济作物生产和手工业发展都是因为仅农业无以为生。为了服务于他的假设,黄宗智将显然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现象,解释为“生存驱动的”商品化,并据此判断农业并未摆脱糊口经济的特征,并未有结构转变和发展的迹象。黄反对用西方理论剪裁中国历史当然有其可贵性,但是如果人口压力的假设不存在,或者即便是存在,拿现代西方的经济理论与发展标准来评估传统中国农业的人口投入是否恰当也是问题,更何况在一个正常运转的社会中,人口是生产、消费增长的基础,人口本身也是生产力。为什么放在西方历史上是社会发展积极因素的人口,到了中国问题上,反倒就成了只能带来贫穷、落后与停滞的原因?

   另一个问题在于,所有社会的经济现象都表明,劳动力的边际产量递减并不意味着没有获利空间,只要劳动力的边际产量能为农场主(或企业主)带来的收益大于他为此付出的成本,劳动力的追加投入就有意义。黄宗智认为劳动力的边际产量递减现象,不能简单运用利润最大化模型来说明,而要与中国长达几世纪的“糊口农业”和生存经济联系起来。但这一现象确实并不单是中国的“过密化”农业经济才会出现的现象,资本主义利润的生产过程也同样如此,这也是黄宗智受到其他研究者质疑的原因。

   再以国内学界对黄宗智的接受情况来看,尽管海外与国内都有学者质疑黄宗智的“过密化”假设,但黄受到国外和国内学者攻击的原因并不相同。一开始国内学界对黄宗智的“过密化”予以激烈评判,很多研究者也举证自己的区域研究结果,证明中国经济并非仅是黄所说的“没有发展的增长”和“糊口经济”。反对比较有力的有李中清(李政道之子,社会学家,北大)和李伯重(清华)。他们对黄的质疑正是基于黄的人口统计错误和人口压力的假设。如果黄的人口假设不成立,那么他的“过密化”理论也就不成立。黄被攻击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史学界有捍卫自己的领域和主流意识形态所宣传的“明清资本主义萌芽论”的传统,而“资本主义萌芽论”关系到如何判定近现代中国的社会性质,近代政治与社会革命的合法性的定论。尽管如此,黄的理论还是很快在国内找到了“粉丝”,杨念群、庞卓恒等大批历史学家开始肯定黄宗智的理论建构和他对档案资料的重视,“过密化”很快盛行开来,成为研究传统中国经济状况和转型的一派学说,很多人甚至将它看作是中国史学的“范式革命”。但无论是反对还是肯定这一概念的研究者都一致认为,“过密化”本身带给人们的反思西方理论、理论建构方面的方法论的启示要大于理论自身。[14]

  

国家权力扩张和政权“内卷化”


   西方汉学家运用西欧国家转型时期的“国家政权建设”(state-building/making)理论来研究19、20世纪中国政治变迁早已成为汉学研究的传统。虽然20世纪早期的中国正面临传统中央集权崩溃的困局,这与“国家政权建设”的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形成特征适成反面,但西方研究者认为,国家正式建制在扩张,国家政权深入基层,吸收下层财源的行动一直在发生。杜赞奇在研究20世纪中国政治与国家政权的现代化转型时发现,与国家财政收益相伴随的是正式机构与非正式机构的同步增长,政权扩张和收益贫乏同等增长,于是他提出了政权“内卷化”的概念。“经纪人”是为实现国家的职能或意志力的非正式机构中的国家代理人,他们代表国家或以国家的名义行动。政权“内卷化”与“赢利型经纪人”后来成为中国国家权力扩张的代名词。

   与黄宗智的“过密化”不同,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和政权“内卷化”一译介进来便受到国内学界的热烈拥戴,许多人认为它揭示了近代中国的政权本质和政治未能实现现代化的根源。张静借鉴梯利(Charles Tilly)、孔飞力和杜赞奇的研究,提出了国家政权建设的“规范性”含义[15],即国家-公民间建立起权义关系与认同体系。张静在其《基层政权》中将税费改革前的乡镇政权称为政权经营者。[16] 很多基层政治的研究者将乡镇**的机构膨胀和财政制度的不规范操作等涉及到基层政权的现象,都视作是“经纪人体制”的扩张。

   杜赞奇认为,共产党政权的建立标志着国家政权内卷化扩张的终结,它使征税单位、土地所有权和政权结构完全统一起来,合作化从政治、经济上均实现了“国家政权建设”的目标,[17] 政权“内卷化”随之结束。但许多研究者认为,虽然新中国实现了之前政权未能做到的权力下沉、从农村转移和汲取资源的目的,但是人民公社时期的国家政权建设存在许多严重问题,它若不能解决国家与社会的合理关系,都不能算完成。[18] 更何况1980年代公社体制解体后,基层政权的权力与行为扩张和国家税收增长并未同步增长,也是“内卷化”的表现。

   对杜赞奇的政权“内卷化”批评最多的是这一理论强烈的国家视角和西方视角。第一,“国家政权建设”理论有着强烈的国家-社会对抗预设,但近代中国并不具有这样的对抗关系。如果说政权向基层扩张的政治现代化一定会导向国家-社会的对抗关系,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杜赞奇所说的之所以出现政权“内卷化”,正是因为向下延伸的国家政权无法与乡村既有的权力文化网络结盟或替代它呢?第二,虽然这本书一出版即受到热烈追捧,许多人认为它真切地描述了20世纪早期中国的政治变迁,政权“内卷化”也已经成为中国人看待近代政治,甚至是现代政治现象的标准图景,但它却并不是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才会有的独特的政治失败,而是16-18世纪西欧国家转型尚未成功时所有国家都遭遇过的情况。这个概念把中国特殊化,并且将西方也走过的历程说成是中国失败或没有成功的现代化实践,也就意味着它判定中国的未来只能是沿着西方轨迹前进。第三,黄宗智认为近代中国的治理方式是“集权的简约治理”,国家-社会间不是二元对立关系,而是存在着大量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第三领域”。[19] 这种基层治理方式是中国的财富,而不是什么政权“内卷化”。他的观点虽然引发很多争议,但却提醒着研究者重返传统与近代中国的政治与治理传统,而不是参照西方理论,一并打倒。

  

“内卷化”理论在中国的多种应用


   社会学多用“内卷化”来指称“因外部条件严格限制或内部机制的严格约束下,社会经济或文化制度在发展过程出现一种惰性,导致一种内卷性增长,即没有发展的增长。”

   它既可以指一种现象,也可以指一种机理。这种机理一旦定型,进入“锁定”状态,就会成为恶性的路径依赖,内部的结构更新和制度创新很难发生。[20] 李培林与张翼在其《国有企业社会成本分析》中提出,国企的运行逻辑存在两个相互抵牾的目标:追求效用和利益最大化,追求福利最大化。这两个目标迫使国企朝着功能内卷化和人员过密化方向发展,以致负担过重,冗员过多,徒有消耗而无发展。[21] 这种对“内卷化”理论的使用在中国逐渐成为解读中国问题的万能框架,只要涉及到(社会、组织等)结构转换失败和结构自身存续与内部复杂化为目的的变化,再或者是结构僵化或封闭化,都可以用“内卷化”来概括和研究,如专制“内卷化”、关系“内卷化”、阶层“内卷化”、基层组织“内卷化”、权力“内卷化”、农村教育“内卷化”、陌生自由人社会“内卷化”、法治建设“内卷化”,乡镇企业的“内卷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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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21世纪国际评论》2010年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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