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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剑:拜登政府对华竞争策略的初步分析

更新时间:2021-04-07 08:30:19
作者: 郑剑  

  

   当前,国际上有一个重大问题引人关注,就是拜登政府究竟会推行什么样的对华政策、如何展开对华战略竞争,包括如何处理其中最重要最敏感的台湾问题?各方判断有大体一致之处,主要是不会改变对华战略竞争关系性质、更加突出意识形态差异、强势回归联盟战略传统、有选择利用涉华热点问题、持续开展经济科技角逐等;亦有相当多不同看法,主要集中在拜登政府对华竞争的战略策略运用方面,包括整体对华关系氛围塑造、斗与破的关系、近中远期和终极目标、各类竞争手段运用原则、博弈力度尺度把握、军事安全力量的角色,以及各类具体问题处置、双方可妥协空间等,也就是说,主要疑问在于:拜登政府会在多大程度上与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离开距离?如果另起炉灶的话,拜登政府期望塑造什么样的美中关系?

   一、大战略下美国对华政策考量

   归纳起来,迄今各方对新形势下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的具体判断大致有三类:一类是趋向缓和。持此种看法的目前似占多数。他们从中美在经济恢复、气候变化、疫情应对、国际热点问题管控以及美国“安内”任重、防止中美竞争失控等方面,认识美国有求于中国的现实需求,并结合中国的强大实力、发展潜力、复兴前景,认为美国终究需要面对现实,对特朗普政府肆意妄为、任性霸道的对华政策进行不同程度拨乱反正有其必然性。另一类是更为强硬。或先软后硬、近缓远紧。这种看法占相对少数,但声势亦很大。他们从其所认知的大历史、大纵深、大框架、大格局出发,认为现实需求所牵引的中美关系缓和局面有其暂时性,双方不可调和的结构性矛盾导致掉进“修昔底德陷阱”或大国高强度、冷战式、类冷战式战略对抗格局,有其必然性。还有一类看法是“尚在摸索中”。持该观点的人士认为,面对被特朗普搞得一团乱麻但环境条件急遽变迁中的美中关系,拜登政府在摸索、观望、测试、探底,中国政府亦在观望、摸索、测试、探底,两强相互观望、相互探索,任何一方政策调整势必牵动另一方随动,故目前对拜登政府对华政策下结论为时尚早。

   拜登政府上台不久,从其有限、模糊、检视式的涉华言行看,外界感觉迷雾重重并不奇怪。认为拜登政府对华政策会很强硬的人士,可以从拜登执政团队近期对华言行中强硬的一面,包括在新疆、南海、香港等问题上表态及行动中,找到其依据;认为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将明显缓和的人士,也可以从拜登执政团队在对华言行上小心翼翼地与特朗普时代相区隔的表现中,从近期中美双方系列高层互动中,从台湾蔡英文当局近期疑似在美国的压力下在政策宣示、人事调整、某些施政举措所摆出的“缓和”姿态中,读出其深层次的依据。特别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历任新政府对华由偏执强硬到缓和合作的历史规律,更给希望中美关系春暖花开的人士以期待。唯有特朗普政府是个例外,因为特朗普上台本身就是个意外,拜登是以纠偏者的身份取而代之的。同时,中美关系缓和也是中国周边、世界多数国家的期盼。他们不愿再回归美苏对抗、全球“站队”、和平发展成为奢望的冷战时代,也不愿再受特朗普式的骚扰,也就是说,世界普遍希望中美和解。

   从现实角度看,拜登上台不满两个月,就认为其已经把如此复杂的美中关系想明白并成竹在胸,是勉为其难了。但另方面也要看到,美国毕竟是世界头号大国,其政策理念有其延续性的一面。在美国,不同政党、利益集团、背景智库对美中关系有一定定见,其主张见之于言论、行动、研究报告、媒体采访中;历史有其基本规律,如果不是“修昔底德陷阱”,也是其他的规律。当前人类社会固然发生天翻地覆变化,但任何变化都是建立在以往历史积淀基础之上的。换言之,拜登政府不是一张白纸。拜登政府及其执政团队在上台前后,无论出于争取选民、国会提名,还是对华出手、国际塑造,在对华政策方面已经表露一种相对明显的大战略思维下的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交织的政策策略倾向:稳步促变,运用大战略理念、间接路线战略思维、联盟战略传统,动员全政府力量,注重软实力、软手段、政治战运用,影响、围堵、压制、分化、“改造”中国,巩固美国头号霸主地位。在拜登政府对华政策里面,我们不难看到利德尔·哈特、约翰·科林斯、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理查德·尼克松……的影子。

   美国大战略理论大师约翰·科林斯认为,大战略是“在各种情况下运用国家力量的一门艺术和科学,以便通过威胁、武力、间接压力、外交、诡计以及其他可以想到的手段,对敌方实施所需要的各种程度和各种样式的控制,以实现国家安全的利益和目标”。(约翰·科林斯《大战略》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 内部参考1978年1月第1版P21)利德尔·哈特主张,“避免向坚固的阵地作正面突击,尽量从翼侧采取迂回行动以猛击要害的地点”(利德尔·哈特《战略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P7)约翰·科林斯还引用利德尔·哈特的话讲,“真正的目的与其说是寻求战斗,不如说是谋求一种有利的战略态势。”尼克松在《不战而胜》中则直言不讳:“如果我们不去领导自由世界,便不会再有自由世界可供领导。”“我们的回答不能仅仅是不战而和。我们也必须争取不战而胜。”(理查德·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朱佳穗等译 长征出版社1988年9月第1版P12)

   美国对自身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有自恋,对作为上帝“应许之地”有“拯救世界”的“使命感”,对军事力量有自信,对经济科技有底气,对联盟战略有期待。而且,这也是其所认为的中国的“薄弱环节”,并据此作为对华战略遏制与竞争的抓手和着力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月1日接受CNN专访时称,美国的优势地位来自以下几个方面:强大的同盟关系,这是中国所没有的;美国在全球以及国际机构中的积极参与;在中国挑战美国的价值观时捍卫这些价值观;并确保美国的军队能够威慑中国的侵略以及投资于美国人民,使他们能够充分竞争,好消息是……,上述每一个确保美国处在优势地位的因素完全在美国的掌控之中。布林肯进一步指出,“从许多方面来看,中国构成的挑战既与中国新兴的实力有关,也与我们自造的弱点有关。但我们可以解决这些弱点。在建立更强大的联盟、与世界进行接触、捍卫我们的价值观、投资我们的人民、确保我们的军事态势等方面,我们也可以在这些领域更好地重建”。

   二、竞合交替、斗而不破

   就是有别于特朗普直接对撞式的战略竞争模式,剿抚并举,明修改善关系栈道,暗度遏制打压陈仓。通过推进对华对话合作稳局,缓和关系、降温局势、降低对抗、建立合作;高举意识形态旗号,从联盟战略入手,动员“全政府”力量,以经济科技金融和地缘战略领域为主战场,软硬两手并用、间接直接手段结合,推进制度模式竞争、西化分化改造、经济遏制塑造、外交孤立围堵、军事包抄封堵;注重把握尺度和分寸,保持必要柔性和灵活性,处理好竞争与合作的关系,竞合交替、斗而不破,“无论我们在处理这个关系的任何一方面,我们都必须能够处在优势地位而不是弱势地位来与中国打交道。”(布林肯语)

   在特朗普遗留的严重恶化的中美关系氛围中,布林肯在2月1日CNN专访中称,“毫无疑问,中国对我们构成了最大的挑战,但这是一个复杂的挑战。美中关系中有对立的方面,当然也有竞争的方面,而且也有一些合作的方面。” 2月4日,拜登总统在视察美国务院并发表20分钟首次外交政策演讲中表示,“我们还将直接应对我们最强势的竞争者——中国对我们的繁荣、安全和民主价值构成的挑战。我们将对抗中国的经济行为,反制其激进的、胁迫的行为,回击中国对人权、知识产权和全球治理的进攻。”同时强调“我们也做好与北京合作的准备,当这么做符合美国利益的时候”。拜登这段话把中美矛盾摆在前面,把中美合作摆在条件之前,一方面反映了其政策倾向,另方面亦折射出时下美国社会、精英阶层的涉华政治舆论氛围。换言之,拜登此番言论所表达的,既有其想做的,也有给政敌看的成分。另据外媒评论,拜登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中国事务的两位新一代“中国通”格维兹(Julian Gewirtz)和杜松如(Rush Doshi),一方面都认为美国应向中国展示强硬态度,另方面也都“对中国着迷”,并依然预见有一天中美关系可重新得到发展。

   中国不存在争霸世界的世界战略,中国对外政策一向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针,一以贯之、坚定不移。特朗普4年倒行逆施业已证明,美国采取爆冲对撞式的敌华政策会涣散盟友伙伴、激发国际反感、重创自身形象与利益,弊大于利。这种建立在你死我活式争霸基础上的僵硬政策,不适合新的时代、新的对手、新的联盟、新的伙伴、新的世界,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三、对华意识形态战是手段不是目的

   美国对外政策亦讲求“师出有名”,无论和平外交还是战争行动,总是千方百计选择一个自以为是的道义旗号,以凝聚国内、号令天下。拜登政府明确把中国定位为意识形态和制度模式上的对手,用“民主自由人权”整合凝聚国内不同阵营群体和党派,动员组织国际意识形态同盟。在2月4日演讲中,拜登宣称,要以“民主价值”对抗更多的“威权主义”,“美国要以榜样的力量,而不是力量的榜样来领导”。

   特朗普执政时期的2018年中,美国学术界突然兴起对华政治热战,建议特朗普政府效法当年对付苏联的政治战套路来对付中国,以期望取得同样战略效果。预计拜登政府亦会重拾政治战理念,结合环境条件变化,对付崛起中的中国。给中国政府贴上“威权主义”标签,攻击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和治国理政理念,在国际上勾画思想理念阵营鸿沟;抹黑中国对外输出意识形态和制度模式,塑造“中国模式威胁论”,激发国际反感和反对;歪曲中国对外政策,散布“中国威胁论”,恐吓各国;推进泛意识形态化政策,不但组织“民主国家联盟”,而且在经济、科技、文化、社会等非政治领域组织或支持意识形态一致国家联盟,制定完善内涵意识形态色彩的规则条款,排除、排挤、限制中国;挑拨利用中国内部社会问题和群体认知差异,扰乱中国。在民主党执政时代,美国对意识形态武器的运用无疑会更加泛化。

   应当清醒地认识到,美国对华意识形态战是手段不是目的,颠覆社会主义制度、促使中国改旗易帜不是美国对华政策和国家战略的终极目标,遏制中国崛起才是。这是一个自信矛盾的逻辑,但美国对外政策的本质如此。理想主义逻辑要求美国向“威权主义国家”推销“民主人权”,但现实主义逻辑又惧怕“民主人权”给对手带来强大。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中坦言:“如果他(指戈尔巴乔夫)在国内的巨大改革获得成功,那么我们在21世纪将会面临一个更为繁荣和富饶的苏联。那时,它将成为比今天更难对付的敌手。”(理查德·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 朱佳穗等译 长征出版社1988年9月第1版P14)极为危险的是,美国如果把对华意识形态战作为解决国内问题的重要抓手,将对中美关系造成长远伤害。

   与一般人的想当然认知相反,乔治·凯南并不主张美国输出意识形态,他对美国灌输甚至强迫他国接受其价值观的做法表示过强烈质疑。活了101岁的乔治·凯南至死都在追问“美国外交政策中那些神圣不可侵犯的想当然的观念。美国能否维持一种不受国内狭隘利益集团钳制的明智的外交政策?美国真的能为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国家树立典范吗?在什么情况下海外军事干涉值得美国付出鲜血和金钱?……如果华盛顿追求更为孤立或者至少更为谨慎的策略,美国和这个世界不会变得更好吗?”(乔治·凯南着 弗兰克·科斯蒂廖拉编 曹明玉译 《凯南日记》中文版 中信出版社2017年6月版P64)遗憾的是,美国当政者没有一位能听取其忠告并做到这一点。唯独特朗普声称不输出意识形态,但实践中他打“意识形态牌”的力度不比其前辈差。

   四、对华政策的阳谋:联盟战略动员

这一点是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阳谋”、最赤裸裸的部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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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评论》2021年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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