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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磊:晚清都市钟点时间的社会化及其现代性

更新时间:2021-04-06 08:55:10
作者: 封磊  
因此,李伯元出于自身需要而规划的时空秩序,看似与传统文人的时间观念及以往闲散自适的生活方式多有抵牾,但充分说明现代性的时间观念已在晚清城市职场人士及社会生活中得到应用。

   综上,晚清都市生活中,钟点时间已被新式学堂、新式交通、工业生产、市政管理及新闻娱乐领域广泛采用,成为一种社会性的客观存在与特殊的文化景观。除此之外,钟点时间的社会化还表现在商业领域中的拍卖、租赁,娱乐领域中的赛马、戏馆,金融领域中的银行、证券,医馆的接诊,天文观测与军事操演等领域。2钟点时间以其“隐而不显”的形式,将对个体身体与社会活动的规范化效果延伸至城市公共空间与私人领域,形成一种有别于传统的道德约束、空间监管、制度规范与心理感知的特殊存在。钟点时间的社会化,成为考察城市生活现代性的另一视角。

   4.三、与乡村对比下的现代性

   现代性出现后,以工业、商业的高效运转为主导的都市生活节奏呈现出喧嚣繁忙的面相,而乡村生活的沉默与宁静似乎更加凸显城市的现代性。波德莱尔将现代性用于艺术审美,认为现代性是时尚的、不定的、偶然的、易逝的。[34]483这种从现代性对人的生活性情产生影响的观察,将现代性进行了二元对比性的区分。这种区分,从另一角度说明,都市是最能体现现代性的诸如物质性、刺激性、偶然性、异质性等特征的社会文化场域,而这些是在与前现代的乡村生活的对比中才得以彰显的。此外,现代性是一种时间上的断裂,这种断裂也是与之前的传统的农业社会及其生活节奏相比较而凸显的。因此,与同时期的乡村的比较,或许更能体现这种二元对比视角下都市钟点时间的现代性特征。

   首先,从计时工具来说,中国传统的计时虽有日晷、刻漏、圭表等测时工具,但大多时候也只用于官方测时,再以钟楼、鼓楼、寺庙等向附近民众报时,但也只限于城市。可以说,“昼用辰刻,夜用更点”,十二时辰制和百刻制的配合是最常用的计时手段。而广大乡民更多时候是以天体位移与物候征兆来大致地感知时间,如以鸡鸣、猫眼、日影、焚香等方式在民间广泛存在。如蒋梦麟就回忆,1893年在乡村私塾接受启蒙教育时,“那时候时钟是很难见到的。家塾里当然没有钟……时间是靠日晷来计算的。碰到阴天或下雨,那就只好乱猜了。猜错一两个小时是常事”;其父因对西方机械技术感兴趣,1895年在书房置办一座时钟。每当整点报时时,却被当时家里的雇工及村民视为“鬼在作怪”,因而感慨“时钟实际上并不必要,因为在乡村里,时间算得再准也没有用处。早两三个钟头,迟两三个钟头又有什么关系。乡下人计时间是以天和月为单位的,并不以分或小时来计算。”[22]37,50若说这些个人在晚清乡村的幼年经历及回忆缺乏代表性,那么官方在乡村学堂的调查就更具说服力。1908年,李搢荣奉学部令就新式学堂的开办情况在天津武清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调查:“查杨村两等小学堂情形:该学堂……学生每早六点即来,晚七点始散,仅午饭间休息。”[35]136-141且乡间学堂大多“规模简略……(学堂内)并无计时钟表,未能遵照定章教授,半沿从前训蒙性质”[36]。由此可见,在晚清广大乡村地区,生活的节奏依然多遵循自然时间,平静而缓慢,学堂时间自然也模糊不清。而在城市则是另一番图景。

   如前所述,19世纪60年代后,城市中钟表及钟点时间在新式学堂、交通、工业、市政、商业等领域中已被普遍使用。之后,在海关、银行、学堂、火车站以及政府机构的大型建筑上通常均装有自鸣钟,成为近代科技、教育、社会及政治系统的现代性最显著的标志。而装置机械时钟的公共建筑多不在居民区内,而是出现在与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等权威机关紧密关联的具有象征性的场所。这些大型自鸣钟及其建筑,以一种俯视性的姿态俯瞰整座城市,显示出权威性的管制力:不仅向市民广告标准时间,使标准时间进入私人领域,也形塑着城市的时间节律与文化景观。即使没有钟表的市民,也能以视觉和听觉感知城市生活中的精确计时并藉此调整生活节奏。如晚清时人吟诵的“大自鸣钟莫与京,半空晷刻示分明。到来争对腰间表,不觉人歌《缓缓行》”[37]225等诗句,正反映出人们以法工部局大自鸣钟来校准所佩戴的怀表的生动情景。大型钟表的存在及对个人佩戴的怀表的“监督”,以其视听性的存在建构出一种公共的时空秩序与权力关系。而这在乡村也是难以企及的。

   其次,从生产组织形式来说,近代中国仍是农业国家,基层社会以农业生产为主要产业。而农事生产从生产资料、生产过程,到产出产品及对产品的消费,直至创造、享受与此相适应的文化生活,均对诸如生态类型、资源品位、气候条件、作物周期,甚至劳动者的体力等客观因素有着较强的依赖性,产生以自然节律尤其是节气为主导的年度时间生活,强调对季节、月份的重视而忽视对日、时的计较。以光绪时的松江府的水稻种植为例。稻秧一般于谷雨、立夏时节播种,后一月左右(约芒种)移栽;移秧后“约二十日便当拔草,所谓做头通也”,“自小暑至立秋,凡三耘三耥,谓之三通”,每“通”间隔半月左右。[38]2这只是中耕的环节之一,还不算前期的整田、播种与后期的灌溉、排水、施肥、收获等环节。因此,以作物生长周期为主的农时并不要求时间的精确。就乡民与其他成员及整个社会时间的关系而言,在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农业社会,农事生产基本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安排,如作物播种、田间管理、作物收获等,在大体一致的节气中完成,整个劳动过程均倚赖农户个体。虽然在农忙时节存在邻里之间互助的劳动形式,或者暂时雇用其他劳力等情形,如光绪时常德石门县水稻在“立夏莳秧,四月为忙月,刈麦垦田,用桔槔引水佣耕曰长工、曰短工,通力曰伴工”[39]105;光绪时《嘉兴府志》则对农作周期与忙时劳动形式有着更详细的记载:“正月酿土窖粪,二月治春岸,三月选种,立夏莳秧,四月刈麻麦,遂垦田或牛犁,已而插青,用桔槔灌田,旱入涝出。自四月至七月皆为农忙月,富农请佣工,月长工,月短工,佃家通力耦犁,曰伴工。”[40]1其中的“伴工”,即是集合较多劳力在短时间内完成大面积的农事劳作。北方陕西的镇安县,“正月种荞麦、小米、稗,二月种棉花、芋头、玉米、种水田者,三月播种,四月插秧,村民互相助力,男妇均解耕作。”[41]26尽管如此,农户个体是农事的主体,互助协作是短暂的劳动方式。因此梁漱溟断言,在农事上农民“各个都是皇帝”[42]61。由此,造成乡民对个体时间的优先安排而轻视与其他成员的配合与协作。

   对比同时代的上海等城市,在工业生产、交通时刻表、新式学堂及市政管理中精确的钟点时间作为一项规定而被普及,更有报人以此安排个人生活作息的现象,则能体现出钟点时间的现代性特征:为保证城市中的工厂、学堂、交通、商业等公共性或群体性的活动空间的有序、协调进行,必须依赖钟表所提供的钟点时间;尤其是对工业、交通等生产、流通的整个环节来说,更强调个体及各部门之间的相互协作,而生活在同一城市不同空间中的人们便能随时随地知晓确定的时刻并据此安排生活节奏与进程。因此,钟点时间在统一市民的行动及活动上扮演着重要的组织者、管理者,甚至是控制者的角色。钟表,此时已经成为一种工具理性的代表,而按钟点时间计酬给薪在工业企业生产领域的运用,因政府的承认而成为合法的劳动制度,更是价值理性的体现。而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便是现代性的核心要素。同时,如果以全球视角审视,1884年华盛顿国际子午线会议决定,将世界统一的时区系统计量的时间称为区时,又称标准时,由此推动标准时在全球的使用。从此意义来说,世界标准时间的建立,才使得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的时钟与同时分布在伦敦、纽约、东京等地的钟点网结起来而成为一致性的世界时间,拉近与世界各国的时间与空间距离,构建起全球一体的时空秩序。这种全球同步的、统一的、可协调的而规避差异的联系,即是一种现代性时间的体现。

   最后,从时间作为一种经验体验与意识观念来看,乡村以农事为主导的年节的生活,使人们对时间的感知是较为模糊的、不确定的、灵活的,因而在计时、用时、守时等生活习惯上较为模糊。在钟表进入乡村之前,乡民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掌灯时分”“日上三竿”“闻鸡起舞”“一袋烟工夫”“一顿饭工夫”“黎明”“佛晓”“傍晚”等具有生活经验与心理感觉的说法。尽管这种没有时间效应的计时、用时、守时方式中存在着一些确定的或须事先约定的诸如婚庆、丧葬、集会等事件性的时间,但这些时间一般可以通过视觉、听觉或者生理上的感觉来实现,例如观察天体的位移、物候的征兆、动物的反应等,甚至不乏以占卜来预测“良辰吉日”以“趋吉避凶”,连娱乐时间也多穿插在周期性的农闲时期。这种将物象观测与心理感知相结合的用时方式,是一种没有确切时刻的心理预期及对某项事件结果的一种愿望。因此,乡民的时间体验是与自然时间、社会时间、生理时间一致的或趋同的,因而是一种包含着生活气息与情感经验的文化形态。

   但晚清钟点时间引入城市后,在使用钟表的空间中,时间体验或观念必然由模糊趋向精确,成为一种无情感的时间规训。尤其在以机器运转为轴心的生产序列与跨地区流动的交通生活中,钟点时间是一种具备精确性、均匀性、恒定性、规律性的时间制度,不再受自然节律与客观环境的限制。因而,个体的时间感觉便被强制性地嵌入规律的机械钟表时间,造成对个体生理时间与社会时间的强制性的挤压与拆分,即作为生产、生活中的个体时间与社会其他成员的个体时间以及与社会时间的关系,均被置于经济、效率、利润等法则的配置、管理与监督之中,因而产生前引的女工们的时间焦虑及对家属的影响,因为她们已经被卷入由钟点时间编制的时空秩序中。而蒋梦麟家中的时钟之所以被乡民看作“鬼在作怪”,是因为精确、均匀、规律的计时及报时机制与乡民自然的时间感知产生的冲突,甚至可以视为未受现代性影响的农事节律主导下的自然时间与工业技术时代的钟点时间的冲突。

   通过对现代性视域中晚清乡村与城市在计时、生产、体验等方面的对比检视,可以说,晚清钟点时间的社会化在都市中更能体现其现代性的特质。因此,钟点时间才以其独特的存在与呈现形态嵌入到城市生活中,体现其现代性时间的特殊意义。

   5.四、结论

   通过对现代性概念的理解,解析现代性时间的特征,以钟点时间在晚清城市的社会化为进路,论述钟点时间社会化的具体表征及带给个体的现代性体验,展示出钟点时间在晚清都市社会化过程中的多重样态。

   首先,在新式学堂中,钟点时间成为规范教育活动与学生行为的制度而被运用;在新式交通领域,钟点时间成为编制共同的时空秩序的组织手段而走入市民生活;在工业生产领域,钟点时间成为组织社会生产、计算工时与支付薪酬的依据而被广泛使用;在市政管理中,钟点时间成为具有规制性的权力而成为市政管理举措;在都市报人的生活中,钟点时间成为切分和调和个人时间与社会时间的有效工具。在钟点时间的社会化过程中,产生与此相适应的现代性体验,成为体察晚清都市现代性时间观念生成的真实脚注。

其次,在与乡村对比中,尽管晚清都市生活中钟点时间已经社会化,成为一种规制性的时间制度,乡村社会仍然遵循自然的时间节律,但并不能就此给予高下优劣的价值评判。自然时间主导下的农耕生活能够满足乡民对时间的需要,并产生与此相适应的文化生活,使得中国社会长期稳定。正如杨联陞先生所说:“在机器时代以前,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没有特殊的需要去注意一分一秒的时间。传统对勤劳的强调及遵守作息时间表的习惯,大概有助于中国这一个长久的帝国的维持。”[43]59而钟点时间是工业生产的产物,既是一种工具理性,更多的是一种价值追求。这两种不同的时间体系,应该看作是农耕时间与工业时间在近代中国的多元共存形态。应当说,这种形态,尤其是钟点时间在都市的社会化,并非在于钟点时间本身,而在于晚清都市社会生产结构的变化导致的生活节奏产生了对准确、协调、统一的社会时间的需要。因此,钟点时制从其社会化伊始,便是作为一种理性化的制度工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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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科学经济社会. 2019,3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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