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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磊:晚清都市钟点时间的社会化及其现代性

更新时间:2021-04-06 08:55:10
作者: 封磊  

   (资料来源:《火轮车公司告白》,《申报》1877年1月1日,第7页。)

   可以说,新式交通是对钟点时间利用得最为精确的新事物,“一张火车运行的时刻表,初看起来只是一张临时图表,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对时—空秩序的规划。”[19]17新式交通与钟点时间紧密结合实现的对时间的精准控制,是一种典型的现代性时间。通过对班船、火车等时刻的控制,交通部门编制了一张共同的经济交往、文化交流、信息传输等的时空秩序网,还将精确时间概念与对时间的感受及相应的遵守、调试等行为嵌入民众的日常生活。如民国初年所修的《嘉定县续志》中就提及,光绪时“计时之器,仅有日晷仪,用者亦不多,购买外洋钟表者尤为稀少;自轮船、火车通行,往来有一定时刻,钟表始盛行。”[20]10可见,快捷、高速的新式交通方式将时间切分为更精密的时刻,从而推动钟表走入寻常百姓之家,也将钟点时间及准确的时间观念延伸至乡村空间及乡民的日常生活中。

   实际上,钟点时间带给民众的生活体验与心理感受,来自生活中的具体事件。这样的事件往往是个人时间与社会时间发生碰撞之处。《申报》曾记载这样一则案例,颇能道出交通时刻对时人的时间观念与行为的影响:一妇人因簪饵被盗,见一宁波男子“仓皇失措,有奔跑之态”而“扭住不解”,后被巡捕扭送公堂。但该男子拒不承认,只因“有要事回宁,归心如箭,恐轮船即开,急欲下船”;后“呈验身上所携带搭轮船之客票,年、月、日、时均相符”。[21]正是轮船的准确时刻造成该男子的“奔跑之态”,反映的是精确的交通时刻给乘客内心带来的时间紧迫感。伴随近代交通工具的现代化,交通工具的速度成为感知时间变化的重要因素,人们开始更多地以时间来感知空间。蒋梦麟(1886—1964)回忆光绪时父亲乘轮船往来沪宁经商的情景:“坐木船从蒋村到宁波要花三天两夜,但是坐轮船从宁波到上海,路虽然远十倍,一夜之间就到了。”[22]46包天笑(1876—1973)回忆1884首次从苏州到上海工作时,只能乘“民船”,“要经过三天两夜”;1900年乘“小轮船苏沪往来,也不过十五六个小时,每天下午三四点钟开船,到明天早晨七八点钟,便可到了”;1906年“苏沪铁路早已通车,自沪到苏不过两三个小时,可云迅速。”[23]这种时间感受伴随铁路建设与对地域空间的扩大而被更充分地感知。赵元任(1892—1982)回忆清末往来常州和南京之间的求学经历,“1907年暑假的时候儿,我就搭轮船到镇江,然后换成小轮船,直接就回常州了……1908年4月3日,沪宁铁路全线都通了,暑假回家我就能搭一点钟的火车,在镇江穿过五十秒的隧道,到常州还不到四个钟头,不像以前要花五天的时间了。”[24]115-116除此之外,这种对时间、速度的感受,也被来华传教士感受到。1899年英国传教士杨格非(1831—1912)从汉口到长沙往来皆乘蒸汽艇:“汉口与长沙相距300英里,我们用了两天多一点时间就到达目的地。返程更是不到两天的时间。所以从汉口到长沙,然后再返回汉口,整个行程不过四天,而乘坐当地小船却需要三四周的时间。”[25]341-342可见,轮船、火车等现代化交通工具以其快捷的速度,在短时间内实现跨空间的、社会性的流动与交换,使得各地方的生活节奏开始打破地域性的封闭状态而产生走向开放与联动的现代性取向,甚至传递出其他时间的、地理的、社会的障碍也能藉此克服的意识。如《申报》社论就评论道:“昔者山海辽阔,跋涉艰难,既窘险径,复阻以洪波;今则凿山通道,行海驶轮,火车汽船安坐,致远利便,为何如哉;昔者地角天涯,信阻而难通,音遥而莫达;今则电报纷驰,顷刻可至远地如面谈,虽万里而若同堂焉。”[26]这些因交通工具现代化对时人带来的对速度、时间及对空间压缩的真切感受,与其说是个体的、历史的,毋宁说已是现代的了。

   第三,1880年代后,钟点时间已被上海、广州、南京、武昌、天津、苏州等城市的企业中诸如机器、矿业、缫丝、织布、纺纱、火柴等工业行业普遍使用。[27]1198-1223尤其是洋务运动中以机器为基础的集体劳动与工厂制度的出现,使钟点时间成为计算工时与支付薪酬的依据。应当说,钟点时间社会化程度之高、要求之严,除由化石能源驱动的新式交通外,工业生产应是最为彻底的领域。工业生产要求在技术与组织方面对用大量劳动力同时生产的过程进行协同,以实现工人与机器的紧密结合,因此必须对工人进行规训,时间就成为重要的手段。正如兰蒂斯、阿特利等学者均将钟表时间与工厂生产的劳动组织形式的普及化、世界各国时间的标准化等现象相结合,认为是一个社会进入“现代”的重要关键点。

   以往论述均指出钟点时间在清末工业生产中扮演的管理者、惩罚者等角色,但相比亲历者的时间感受来说,这种概念化的论述显得冷峻而缺乏生命温度。因此,亲历者的时间体验或许更能够说明中国现代化之初的时间对生命个体带来的直接影响。以上海为例,戊戌时的上海各纱厂,一天24小时日夜换班,开工21至22个小时;每年除去年节,开工300至320天,“白天在午饭时休息一小时,夜间则不停工,工人以少量食物度日,找机会急忙地吃掉”。可见高效率运转的机器,使工人必须以工业生产时间来安排自己的个人时间,造成对个人生活时间与生理时间的挤压。纺纱工是计件给薪,对纱工技术的娴熟与质量提出更高要求。如1907年大生纱厂,“开车伊始,崇之男女工未习其事也……久而生者进于熟,又久而熟者能求精矣……惟出纱之数,终嫌其少,乃严赏罚以惩劝之,另加钟点不令稍休……日夜孳孳,不敢自暇逸;考工之人,亦云劳亦。”除纱工外,“所有的工人都是按时间给工资的”,这就使对钟点的掌握和计算成为必需而且重要的事情,“最迟在1865年,这个计时单位就开始成为一些官办企业计算工时和支付薪水的标准”;即便如此,还有官员认为“对所付工资而言,八小时工作太少,决定延长至九小时。”正是按时计薪与怠工惩罚制度的建立,使工人对时间必须保持谨慎、紧张的状态。如上海纱厂的女工多来自近郊乡村,为赶上早晨6点的上班时间,“年轻的姑娘常常把月光当成破晓的曙色,在半夜三点钟或更早的时候便起身”,用缠足的双脚“步行两个钟头”,到厂后,还有“十二个小时不间断的长时间的劳动。”作业期间的休息和吃饭更是严格。个别企业“准许正午和午夜各有半小时吃饭时间”,或在“正午和午夜只准有一刻钟的吃饭时间”。然而,“大多数纱厂不许为了休息或吃饭而停车,因此,工人们只是在最饿的时候才吃饭,一边看着织布机或者守着缫车或者纱锭时,一边吃一两口饭。”工厂机器化生产遵行的钟表时间,除对工人产生直接影响,还直接影响家属。如婴儿与祖母也因年轻的母亲在工厂工作而受到机械时钟的影响:祖母常常“在上午九时和下午三时分两次地把小孩带给母亲喂奶”;而过去她们常把婴儿带进纱厂,工作时把婴孩放在脚下,但因耽误工作而被厂方禁止,迫使年轻的母亲“在离家上工之前挤出足够的奶水,使婴儿能够维持到第二天早晨她们回家的时候”。连住在纱厂附近的英籍妇女因夜间纱厂的大机器停止震动而时常惊醒,因为这样意味着换班,她便“以伤感的怜悯心情,想到这些面孔苍白的妇女和张着大眼的小孩们正在路上奔波”。[27]即便如此,周边的乡民还是不断入城从业,如上海法华乡在“光绪中叶以后,开拓市场,机厂林立,丁男妇女赴厂做工。男工另有种花园、筑马路、做小工、推小车。女工另有做花边、结发网、粘纸锭、帮忙工。生计日多,而专事耕织者日渐其少矣。”[28]3-4按时计薪制度的建立,使工人必须以钟点时间进行生产与生活,给工人内心及日常生活带来明显的焦虑与对日常作息及生活节奏的调整,显示出工业化钟点时间已经开始改变乡民以往以自然节律主导的农本的经济经验与生活节奏,而日益卷入现代性的时间中。

   第四,公共管理机构利用钟点时间为其施政提供并获得一种有利于行政管理的具有规制性的权力与组织化的手段,成为钟点时间社会化最广泛的领域。共同的城市生活与管理,使以往分散的社会交往越来越难以适应社会性的交往活动的需求,必须依靠统一的时间标准以协调社会成员的行为。这种对市民时间在精确性、同步性、社会性的要求即是现代性时间的重要表征。以上海为例。首先是对机关人员工作时间的规定,工部局规定:“办公室时间每天自上午9:15—12:15,下午2:00—5:00……除紧急情况,无论是各部门负责人或其下属,均应随时在办公室内工作”。[29]615上海工部局还将颇具现代性的招标机制、按时计酬制度引入市政管理。从1874年2月25日上海工部局发布的《招人做阴沟》的招工启事来看,应聘者的应聘、工作、计酬方式等均以钟点时间做出明确说明。[30]联系到发布告示的工部局是租界的官方机构,就意味着按钟点时间计酬是被官方认可而受保护的合法行为。其次,规定公共组织运行的时间。如工部局在1872年就规定:“凡马车自日落一点钟之后至日出一点钟之先必得点灯,如违章程每车罚洋五元”;1904年颁发的《货车执照章程》规定货车自上午8时至下午1时不准在马路上直行。商业性或行业性的经营时间也都做出相关规定:如公共菜市场在每年4月1日—10月31日上午5-10点,11月1日至3月31日上午6—11点,商贩可自由营业;戏馆夜间至迟限于夜间12点钟闭门。第三,对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事务也做出规定,如抖拍地毯规定:自5月1号至9月30号,每晨7点钟以后不准在路上抖拍地毯;自10月1号至4月30日则限至8点钟为止。除此之外,还对医院探望病人、监狱探视、宰牲厂宰杀动物、居民倒马桶等均有明确的时间规定。[29]611,618-619由此可见,当政府在城市空间中确立统治秩序后,时间作为一项规制权力也紧跟其后,由此呈现出建立在准确性、同步性与社会性基础上的另一官僚形态,钟点时间便成为政府藉以规制社会活动的重要手段。

   第五,作为个体的人,是时间最主要的使用者、承受者、界定者与赋值者,任何权力、制度、规章等外在形式对个体时间的规制,远逊于个体自身对时间的自觉实践。因为人作为社会实践的主体,享有最终的决定意识与具体实施的主体地位。钟点时间正是因人的自觉使用而内化为意识观念,成为价值理性的直接体现。因此,人出于自身实践需要而对钟点时间的自觉运用,更能体现时间的现代性特征。

   19世纪70年代后,传统的时辰制开始在知识阶层的生活中逐渐被钟点时制取代,尤其在某些场合中出现时辰制与钟点时制并用的情形。如翁同龢作为同治和光绪皇帝的两代帝师,其日记中明显体现出中西之间对时间在态度与使用上的不同:在平时的朝会、工作、生活中,翁同龢对于生活中的时间的记载多遵从传统的时辰制,并以具体的时辰来感知一天中的时间变化。然而,而在外交场合或者与西方人士接触时,则用钟点时间。[31]1255

如果说翁同龢对钟点时间的使用是为方便与西人社交的需要,还不足以说明钟点时间社会化的自觉程度,那么工商业城市中个体的自觉使用便足够说明人们的时间观念与行为方式的转变。以由旧式文人转型而来的报人李伯元为例。李伯元(1867—1906),名宝嘉,字伯元。1897年在沪创办近代首份娱乐小报,影响颇大,被报界誉为“海派小报鼻祖”[32]1103。李伯元为应付繁重的报务工作及频繁的友客来访,遂登报告白:自己只在固定的时间做固定之事,望友人与读者给予配合和谅解。在告白中,李解释自己上午忙于写稿或处理报务,下午和夜间还有重要的社交活动,只有下午4点钟到5点钟之间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在此期间,他喜欢到张园喝下午茶。[33]这篇告白传递出四点信息:其一,张园是其每日下午4—5点与在沪的其他文人或来访友人的会面之地,将特定时间与场所匹配成为私人时空;其二,钟点时间已普遍产生并应用在现代化的报纸、娱乐领域,产生与工作或行业相适应的公共时间;其三,虽然具体的工作、会客、休闲、下午茶等时间均有不同场所与之相匹配,但还须其他人员与之配合协作,才能在共同的时空内完成,显示出个人时间与公共时间之间的张力。其四,处理好这种张力,钟点时间便成为区分或切分社会性的工作时间与私人性休闲时间的必要手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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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科学经济社会. 2019,3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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