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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荣:斯人虽逝,精神长存——缅怀张世英先生

更新时间:2021-04-04 23:15:46
作者: 杨国荣  

  

   张世英先生走了,走得有些突然。犹记去年10月,我曾在北京大学与张先生重逢,并聆听了先生思路清晰的即席致辞。当时看到先生身体硬朗,精神甚健,很是欣慰。未曾想到,这次见面竟成永诀。

   我与张世英先生的学术之缘,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80年代。那个时期,黑格尔依然为学界所重,我自己则对黑格尔的哲学尤感兴趣。当时中国哲学界研究黑格尔哲学的学人中,张世英先生无疑是佼佼者。与贺麟先生主要从事黑格尔著作的翻译有所不同,张世英先生更侧重于对黑格尔思想的研究和阐释,20世纪80年代初出版的《黑格尔〈小逻辑〉绎注》,即体现了这一点。

   由注重黑格尔的哲学,我自然对张世英先生的工作也给予了较多关注。他对黑格尔逻辑学等著作的研究和阐释,都让我获益良多。记得当时我还在读本科,学校曾邀请姜丕之先生来校讲黑格尔的逻辑学。姜丕之先生在黑格尔哲学研究方面也负有盛名,20世纪60年代就已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黑格尔<小逻辑>浅释》,因此,对他前来讲课这件事,我们充满期待。但当他真登上讲台后,却让我们甚为失望:姜先生所讲内容是黑格尔的逻辑学,但除了用另一种方式重述黑格尔的话之外,很少提供真正有见解的阐释。每当遇到比较复杂的内容,姜丕之先生便会以带着浓重山东口音的普通话说:“这个问题神秘的很,不用去管它。”姜丕之先生称其黑格尔诠释为“浅释”,然而,当时我们对其诠释的总体感觉是:“浅”而不“释”。比较而言,张世英先生的研究则显得比较深入而有意味,其著作对我们更有学术吸引力。

   此后不久,大约也是80年代初,我尚在华东师范大学随冯契先生读硕士研究生,其间从复旦大学传来消息,说是张世英先生将到该校讲授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黑格尔的这一著作非常重要,又一直号称难读;张世英先生来复旦讲授此书,无疑是上海学界的一大盛事。我曾兴奋了一阵,并跃跃欲试,打算前去听课,但后来终因懒散不好动而未能成行。我的同学童世骏则比我更为“知行合一”,坚持前往。我们所在的华东师范大学与复旦大学分处上海的西部和东部,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往返一次殊为不易,世骏兄基本上从不缺课,精神确实甚为可佩。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我与张世英先生除了通过阅读其有关黑格尔的著作而“神交”之外,并没有其他联系。步入21世纪后,华东师范大学设立大夏讲座,邀请海内外学术名家前来论道。2005年,通过陈嘉映兄,我们与张世英先生取得联系,正式邀请他前来作“大夏讲座”,张先生欣然应允,不久便如约前来。张先生来华东师范大学期间,我终于有机会一睹先生风采,并作了若干次学术性的交谈。记得张先生所作的讲座也由我主持,当时讲堂里座无虚席,张先生所谈是他当时思考的问题,好像是有关“天人关系”。讲座之后的一个下午,我专门前往张先生下榻的逸夫楼,就感兴趣的学术问题与他长谈了半天。

   张先生返回北京后,我们曾有一些邮件往来。我当时主要关注于形而上学方面的问题,与张先生的所思也有相关之处。在此期间,我的《存在之维——后形而上学时代的形而上学》(后易名为《道论》)刚刚出版,我特奉上一册,请张先生指正。2005年9月,张先生在邮件中写道:

   看样子,大作(《存在之维——后形而上学时代的形而上学》——引者)的要旨是想把真理、审美与道德结合为一个有机的统一体,此三者并非哲学的三个不同的分支与部门,而是把握存在的三种方式。我很赞同这一基本思路,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恕我读得比较粗糙)。书名的副标题是“后形而上学时代的形而上学”,说明我们虽处后形而上学的时代,却仍需要而且是非常需要形而上学。大作所要建立的正是一个新时代的新形而上学。这个新而上学不是旧的、超验的,而是很现实的。马克思说要使哲学现实化。我看,你的新形而上学似乎就是企图担当起这个任务。我很赞赏你的宏愿。海德格尔把“共在”看成是“沉沦”,你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表示了不同看法。我过去倒是赞同过海氏的这一观点,这符合中国旧知识分子遗世而独立的情操。

   我视力不好,电脑操作费力,就此搁笔。

   邮件虽然不长,但从内容看,张先生至少大致浏览过我的这一著作,其中也表达了他关于形而上学的若干看法。

   由于我平时不善交往,此后比较长的一段时间,便没有与张先生作更多的联系。直到2019年,我因获“张世英哲学美学学术成就奖”,在北京大学举行的颁奖仪式上,得以再度拜谒张先生。此时张先生已近百岁,但看上去行止自如,精神矍铄,仪式上站着致辞数十分钟,既无讲稿,也无提纲,条理清楚,内容精到,让人叹为观止。

   作者(左三)获“张世英美学哲学学术奖励基金”学术成就奖时与张先生(左二)的合影

   纵观张世英先生的学术历程,其早年和中年主要从事哲学史的研究,尤其关注于黑格尔的哲学,晚年则开始不限于历史,而是逐渐由历史而转向理论。当然,这种理论的关切并没有离开哲学的历史,相反,其历史的视域更为开放:在地域上,已由西方哲学扩展到中国哲学;在时间上,则由西方近代哲学延伸到现代西方哲学。

   张世英先生的哲学发端于西方哲学,其理论反思也首先指向西方哲学,特别是西方近代哲学。按照张先生的理解,近代以来,西方哲学的主要倾向是主客二分、心物二元,由此导致了对世界理解的分离趋向;直到现代的现象学及后现代哲学,这一趋向才有所改观。反观中国哲学,则以肯定天人合一、体用不二、知行合一为主要取向。有鉴于此,张世英先生晚年主要致力于运用中国哲学的资源,努力克服西方近代以来突显的哲学偏向,并呼应西方现代哲学中扬弃两分的走向。由此出发,张先生也不断拓展哲学的研究领域,关注于美学与哲学、科学与哲学、人格境界等问题,提出了“万有相通”之说,认为基于万有不同而又相通,才能把握“真”;唯有超越主客对立,才能达到物我两忘的“美”;而万有相通、天人合一的审美意识,又使人形成“民胞物与”的责任感,后者包含善的取向。此外,张先生还提出了美感具有神圣性的思想,从而将审美意识与终极关切沟通起来。这些看法展现了对真、善、美以及终极关切等哲学基本问题的多方面思考。从20世纪90年代的《天人之际》《进入澄明之境》,到21世纪的《境界与文化》《中西文化与自我》《美在自由》,等等,张世英先生晚年的学术跋涉展开于世纪转折的重要历史时期。

   从当代中国哲学的演化看,张世英先生的以上思考无疑展现了独特的进路。晚近以来,学界往往对港台新儒家的工作比较关注。对其讨论,无疑也有学术的意义;但是总体上,新儒家的哲学思考表现出较强的抽象性和思辨性,一些哲学概念常常呈现出生造的特点,如“良知坎陷”“逆觉体证”“即存有即活动”,等等,其意义其实可以用更明晰、现代的形式来表述,其内涵则更需要加以反思。以所谓“即存有即活动”而言,新儒家以此为形上本体或理性本体的规定,这种说法看似高明,但其实更多地呈现为某种思辨的“话头”或议论。事实上,如果要说“即存有即活动”,则其真实的形态即体现于人所作的“事”:唯有“事”,才既是存在形态,又是现实的活动过程。离开切实之“事”谈本体的“即存有即活动”,以此言说所谓道德理性的创生功能或超越趋向,不免显得玄虚。相形之下,张世英先生的哲学论述,则显得更为清新、切实。

   就世界哲学而言,20世纪以来,分析哲学和现象学逐渐成为主流。时下中国学界的很多学人往往也言必称维特根斯坦或胡塞尔、海德格尔。然而,现象学固然延续了哲学的很多传统,涉及不少哲学问题,包括形而上的问题,等等,但是在关注、言说这些论题时,在其具体的言说方式上存在诸多不足,包括缺乏对概念的严密分析和界定,很多表述十分模糊、晦涩,思辨、繁复,不易弄清楚。研究者陷进去之后,所作“研究”常常看似高深莫测,实质上却是“云里雾里、不知所云”。与之相反相成的是,分析哲学或多或少表现出把哲学问题技术化的趋向,其中的一些文著看似工整严密,但常干枯乏味,未能提供真正能启迪智慧的见解。在哲学上,我们需要以分析哲学克服现象学的思辨性、模糊性;也应以现象学扬弃分析哲学的忽视深沉哲学问题、化“道”为“技”的趋向。以此为视域,便可发现,张世英先生的哲学工作既体现了分析哲学的逻辑严谨,又扬弃了其技术化的趋向;既注重吸纳和回应现象学的哲学观念,又不断克服其思辨性。正是通过对分析哲学和现象学的双重扬弃,张世英先生的哲学思考体现了当代中国的独特风格。

   当然,张世英先生的晚年所思,也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加以讨论,其理论意义也自有历史的评说。然而,从哲学进路以及学术精神的角度看,张世英先生晚年的学术足迹,显然难以抹去。就哲学进路而言,需要关注的首先是他对史与思的贯通。如前面所言,张世英先生早年主要关注哲学的历史,晚年则表现出自觉的理论关切,并在史与思的互动中探索哲学的问题。与之相关的是跨越中西哲学的边界,张先生早年主要从事西方哲学的研究,晚年则同时关注中国哲学,其理论的思考总是以中西哲学的互鉴为背景。史思统一,学无中西,体现于张世英先生晚年哲学思辨的整个过程;其中不仅内含一般意义上的哲学意识,而且更展现了世界哲学的视域。

   与以上哲学进路相辅相成的,是张世英先生不懈的学术探索精神。张先生从事哲学理论建构时,已进入古稀之年。此后,他在哲学领域的思与辨从未停止,直到年近百岁,依然对哲学的问题阐发自己的所见与所思。哲学本质上表现为智慧的无尽探索,张世英先生的学术精神,无疑可以视为哲学这一品格的完美写照。

   2020年9月12日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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