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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平:认知的四个维度

更新时间:2021-04-04 23:01:25
作者: 周平  
中华现代民族的形成或构建是与中华现代国家的构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而中华现代国家的构建又是在率先出现于西方的民族国家的影响下实现的,是一种模仿性的构建。正是西方的民族国家的构建,才使得民族这样的人群共同体在得到凸显的同时,也使得这样的民族(民族国家之民族)与国家形式间的本质联系即民族的国家属性得到充分的彰显。民族国家构建的历史进程表明,“并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和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马克斯·韦伯也提出,“民族国家是国家与民族的结合”。

   中国于近代救亡图强道路的探索中历史地选择了民族国家以后,亦即民族国家的议题形成后,“民族”“国民”这些概念的引进以及“中华民族”概念的创造才会成为现实。也正是在中华现代国家构建的推动下,一方面,传统的具有臣民身份的人口按照民族国家的要求进行了国民化的改造,实现了人口国民化,进而又在统一国家的框架内和“中华民族”的族称下实现国民整体化,从而整合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另一方面,各个传统的族类群体或民族群体在构建成为众多民族的同时,又在统一的国家框架内和“中华民族”的族称下凝聚成一个“多元一体”的现代民族———中华民族。随着一个现代意义的将全国人口整合为一体的中华民族的逐渐形成,一种将全国人口组织起来的形式和机制也逐渐形成并在民族危亡的时候发挥了作用,从而逐渐改变了中国人一盘散沙的状态。朱自清对此感受十分深刻。他在纪念“七七”事变两周年的短文《这一天》中写道:“一大盘散沙的死中国,现在是有血有肉的活中国了。从前中国在若有若无之间,现在确乎是有了。”在中华现代国家构建完成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一个以“中华民族”为族称的现代民族便最终形成了。这样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典型的现代民族,具有国家的形式,与国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中华民族与现代国家这种互为表里的关系,也是作为一个民族实体的中华民族区别于组成中华民族的各个民族的根本性因素。费孝通指出,中华民族与它所包含的50多个民族,“它们虽则都称‘民族',但层次不同”。其层次不同的根源就在于中华民族具有国家形式,组成中华民族的各个民族却不具有这样的形式,而是国家内部的民族群体。这样的国家形式表明,中华民族必将在与其他同样具有国家形式的民族的互动中发展自己,而组成中华民族的各个民族又在中华民族的大家族中交往交流交融。

   新中国成立后,具有国家形式的中华民族便在支撑着现代国家体制的同时,以其蕴涵的社会政治机制发挥着一个现代民族的功能。诚然,由于各种原因,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的时间内,随着组成中华民族的各个民族越来越实体化,以及相互间界限变得越来越清晰,而中华民族本身却逐渐被虚化。虽然中华民族本身的虚化越来越突出,但这毕竟只是中华民族的现实存在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并不意味着中华民族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其实它一直都存在并发挥着应有的作用,而且将中华民族本身的国家属性实实在在地体现出来。一方面,中华民族的国民身份虽然没有明文确认,但却在支撑着整个国家的制度体系的同时,其权利却受到了国家的全面保护,中国的国民即便置身国外也受到国家的领事保护;另一方面,组成中华民族的各个民族也以中华民族大家族成员的地位享有国家赋予的权利,受到国家通过制度和政策等方式的维护。这就将中华民族本身的国家属性充分地体现了出来。

   今天,中华民族再次凸显于历史舞台上,这是中华民族与国家发展目标的内在的和高度的关联使然。中华民族一直在支撑着中华现代国家的整个制度体系,在国家发展进入关键时期,中华民族对国家发展目标的支撑性又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

   中国的崛起和随着自己的经济总量居于世界第二位以后,国家间的竞争也日渐激烈。因此,以充分发挥中华民族所蕴涵的人口整合功能,来凝聚和孕育强大的国家发展能力和竞争能力的问题也日渐突出。党的十八大后,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国家发展的道义性和文化性论述的中国梦随之被提出。接下来,随着国家的崛起,全球国家间的力量对比格局的改变也日益明显。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成为对当今时代外部形势的基本判断,国家间竞争的刚性化得到进一步明确,中华民族对于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的意义也被前所未有地突显出来。没有中华民族的高度团结和凝聚,国家的崛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就无法实现。

   回顾中华民族的历史演变,不论是历史上疆域内众多民族群体或族类群体的交往交流交融并朝着一体方向的演变过程,还是中华民族在近代被构建为一个现代民族,以及中华民族在当代的继续发展,都与国家这个政治框架直接而本质地联系在一起,国家属性也直接渗透进中华民族的肌体之中。中华民族既有历史性又有现代性,既有文化性又有国家性。因此,对中华民族的认知,不论是对其历史形态的认知,还是对其现代形态的认知,都不能忽略其蕴涵的国家属性,否则,就无法对中华民族形成准确的认知。

   三、国际维度:从国际互动的角度认知

   中华民族作为近代构建起来的现代民族,在形成的过程中逐渐实现了与国家的有机结合,在最终形成时便具有了国家形式,并以一个国际主体的身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影响,且具有了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今天更是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为实现伟大复兴而负重前行。自中华民族成为现代民族之时起,国际性就一直如影随形般地伴随着它,并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属性。因此,舍弃或忽略国际维度,就无法对其形成全面、完整的认知。

   国际性是现代民族在形成时便具有的、与现代民族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本质属性。进入中世纪后,西欧各个国家普遍存在着王权、教权、贵族、农奴四种力量的长期互动,最终王权战胜了教权和贵族并走向了绝对。与此同时,农奴也逐渐成为与君主相对应的臣民,从而形成了臣民这样的社会政治身份,并逐渐朝着整合的方向发展。在此条件下,让·博丹于1576年提出国家主权理论,论证了国家主权的必要性及合理性。随后,胡果·格劳秀斯又从国际法的角度确立了主权的国际法地位。1648年确立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更是确立了一套国家的主权体制。因此,主权成为国家权力的最高和最集中的体现,成为国之代表或标志。随着臣民在国家框架内被整合为整体,即形成中的民族的出现以及民族意识的觉醒,使民族具有了夺取国家主权并加以掌控的意愿,并将其通过议会这个重要的渠道表达出来。最终,英国通过资产阶级革命使国家主权由国王转移到代表民族的议会手中,达至国家主权与民族的结合,从而创建了一种新的国家形态,即nation-state。在这样一种nation与state结合的国家形态中,“‘民族'即是国民的总称,国家乃是由全体国民集合而成,是一主权独立的政治实体”。随着民族国家的发展,获得了国家形式的民族便具有与其他同样具有国家形式的民族相对和互动的可能,从而形成了自己的国际属性。在民族国家这种国家体制被越来越广泛地采用,尤其是法国通过一次举世瞩目的大革命建立民族国家并逐渐完善民族国家体制以后,民族国家的世界体系逐渐建立了起来,民族的国际性也进一步得到巩固。

   在民族随着民族国家的普遍性和国际体系的建立而日渐受到重视的条件下,民族的国际性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和重视。首先,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平等理论就是以国际性的民族为基本指向的,体现出对民族国际性的重视。恩格斯在1882年2月7日给卡尔·考茨基的信中指出,“无产阶级的国际运动,无论如何只有在独立民族的范围内才能可能”,“民族独立是一切国际合作的基础”。其次,基于民族国际性的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的形成和传播,进一步强化了民族的国际性。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其英文原文就是internationalism,《国际歌》中的“英特纳雄耐尔”,英文就是international,法语则为internationale。再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民族国家世界体系的全面建立,民族的国际性得到了进一步认可和强调,最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就表述为UnitedNations。加入其中的每一个主权国家就是一个nation,即一个具体的民族。

   中华民族成为现代民族,是经过近代民族国家的民族构建才得以实现的。不论是中国的民族国家构建还是在此过程中的民族构建,都是在民族国家体制遍及全球及其所关联的民族已经高度国际化的背景下实现的。这一实现过程深受民族国家的体制及其国际化的民族的影响,甚至可以说,不论是民族国家的构建还是现代民族的构建都是模仿性的。如果说中国的民族国家构建和现代民族构建是在辛亥革命后才真正起步的话,那么这样的进程一开始就将民族的国家性(国际性以国家性为基础)凸显了出来。辛亥革命建立的新政权“中华民国”就体现了主权在民的原则。1912年3月11日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更是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此时,“国民全体”还只是一个口号,但随后经过人口国民化、国民整体化的过程,一个真正的“国民全体”意义上的中华民族便逐渐形成。此时的规定在赋予正在形成的中华民族的国家属性的同时也赋予其国际属性。此后,不论是北京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在享有国家主权的同时,也将正在形成中的中华民族的国际性凸显了出来。新中国成立时,中华民族获得了国家形式,实现了与国家的结合,并且以“中华”之名蕴涵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名之中,真正享有了国家主权,成为国际主体,从而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族就以一个国际主体的身份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与其他具有国际属性的民族交往交流。在当代中国的发展进程中,由于在对民族问题的认知上的偏差,中华民族也出现了被虚化的现象。的确,“把‘民族'这个核心概念定位在56个‘民族'这一层面,其客观结果是架空和虚化了‘中华民族'”。但是,中华民族在国际上却从来就没有被虚化。中华民族在世界格局中实实在在地发挥作用,国家发展取得的所有成就皆突出了中华民族的国家内涵和国际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中华民族作为United Nations中一个nation得到了进一步的明确。当然,其他民族也是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国际主体加以对待的。即便是今天越来越刚性化的国际竞争,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打压,其基本的考虑也是维护与国家结合在一起的民族的利益,对中国进行打压所着眼的也是中华民族。

   国家崛起不仅是要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更是要在既有的国际格局中确立自己的地位,彰显自己的国际影响力。因此,国家决策层在党的十八大后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不仅为国家发展目标或国家崛起提供了一个道义性和文化性的表述,以凝聚人心、增强国家的凝聚力,更是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来承载国家崛起的使命,以达成国家发展的根本目标。如此一来,中华民族的国家属性便得到了进一步彰显,中华民族的国际属性也得到了进一步充实。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中华民族更是以一个国际主体的身份,一方面实现自己的伟大复兴,另一方面也一步步地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在不断变化的国际格局中发挥自己的作用,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总之,国际性是自中华民族成为现代民族起,就与中华民族镶嵌或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因此,中华民族有着深厚、丰富的国际属性,而且其国际属性越来越在国家治理和发展中显示出来。因而,不仅不能忽视从国际角度对中华民族进行的认知,而且应该对此给予高度的重视。

   四、发展维度:从未来发展的角度认知

自中华民族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而完成现代民族构建、从而以一个现代民族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以来,它并非是一个凝固不变的存在。恰恰相反,中华民族一直处于发展、演变的过程之中,其形式和内涵都发生了诸多的变化。站在今天的历史交汇点上,正在走向伟大复兴的中华民族依然根据所处的历史条件和肩负的历史使命,在世界舞台上确立新的位置并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对中华民族的认知还必须从发展的维度进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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