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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新华:西方“技术联盟”: 构建新科技霸权的战略路径

更新时间:2021-04-03 09:46:42
作者: 唐新华  

   其次,以“安全”为切入点构建技术信任标准。在意识形态出现分歧的情况下,安全与信任问题日益成为美国打压中国科技企业、产品与服务的重要借口。特朗普政府为了对中国5G技术产品和公司进行打压和封锁。2019年5月联合32个国家的《布拉格提案》以5G安全规则和供应链的安全为核心,拉开了美国企图主导全球5G安全规则的行动序幕。2020年3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美国保护5G安全国家战略》明确强调,美国要评估5G基础设施面临的网络安全风险并确定其核心安全原则,通过“布拉格5G安全会议”机制参与国际5G安全原则制定。2020年9月举行的布拉格第二次峰会进一步确立并主导5G安全规则。安全标准影响信任标准的制定,为此美国基于不同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建立了多重标准。2020年5月,美国国务院委托“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研究发布了《电信网络和服务的安全性和信任标准》,该标准清晰地划分了电信设备供应商可信赖性的评估标准,按照政治和治理将供应商所在国划分为十个等级,分别是民主选举政府国家、具有独立司法机构国家、具有明显法治为指导国家、安全合作伙伴国家、具有明显保护个人数据记录国家、遵守国际人权承诺的国家、政府对公司干预和情报合作国家、法律强制特权国家和从事掠夺性贸易政策的国家等。安全标准划分成为美国选择科技产品供应商的主要标准,更重要的是构成技术联盟信任等级,信任等级又决定了其主导的技术联盟成员资格。

   第三,设定技术联盟的成员资格标准。基于不同的技术信任等级,技术联盟在设定成员资格上形成多圈层拓扑结构。“新美国安全中心”发布《通用代码:民主技术政策联盟框架》报告指,联盟由澳大利亚、加拿大、欧盟、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荷兰、韩国、英国、美国等成员组成,成员资格标准是在21世纪经济至关重要的技术领域中具有大型经济体国家,并必须致力于“自由民主”“法治”以及“人权”等价值观。与此相同,美国电信行业解决方案联盟(ATIS)成立的“下一代联盟”规定联盟成员资格有三种,分别是创始会员、贡献成员和战略成员,而且特别规定受到美国商务部实体清单中约束的机构没有资格参加该联盟。因此,华为、中兴等中国企业未能受邀成为其创始成员。在绿色联盟方面,美国新政府计划推出“气候俱乐部”模式,其框架同样设定有限成员并以西方价值观标准严格控制成员数量,参与俱乐部的国家必须同意采取统一碳定价的气候减排政策,对非俱乐部成员的进口商品征收碳关税进行惩罚。未来更多领域的技术联盟成员资格也将排挤中国和中国企业,本质上形成排华的“技术联盟”。

   第四,高科技供应链结构实行“分层金字塔”等级。在以政治意识形态划分的结构框架下,科技产品供应商将被打上不同的政治标签,被划分为不同“安全信任等级”,这导致原有紧密交织的全球供应链网络被打碎和割裂,形成分层供应链梯级,这些分层供应链因安全规则约束而只能在同一层级网络内流动,层与层流动变得更加困难,跨越多层流动基本被隔绝。目前,这一趋势已非常明显。美国“网络空间日光委员会”提出“分层网络威慑”战略,要求将中国企业封杀在关键IT和通信设备供应链之外;美国制定的《外国直接产品规定》规定,使用美国芯片制造设备的外国公司在向华为供应半导体芯片和敏感组件之前必须获得美国的许可证。美国国务院推动的“5G清洁网络路径”指出,“5G清洁路径”是一种端到端通信路径,不使用任何不可信IT厂商(如华为和中兴通讯)的传输、控制、计算或存储设备。美国国会参议员约翰?图恩提出《网络安全贸易法案》,将供应链“安全”作为电信贸易谈判的关键目标,以确保美国成为全球通信基础设施的中心(顶端)。为了在半导体技术开发、知识产权保护、半导体生态系统构建国际联盟,美国计划组建全球战略供应链联盟(GSSCA),建立半导体晶圆厂联盟,并限制对中国的半导体制造设备(SME)的出口,以保持其半导体制造技术竞争优势。综合看,“技术联盟”试图构建“分层金字塔”结构供应链体系,这将使得高科技创新约束在同层流动扩散,对供应链中的高技术要素流动构成“硬”约束条件。

   第五,塑造西方主导的国际科技发展与规则体系。2020年10月21日,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发布的“民主技术政策联盟框架”指出,促进联盟间的技术互操作性,核心联盟成员应与伙伴国家合作与协调以确定技术使用规范和原则,联合反对中国政府将技术标准化与“重商主义”产业政策联系起来的做法,建立监视技术使用的统一规范。中美科技关系工作小组认为,为增强在全球技术标准制定方面领导地位,必须在关键的国际机构中进行高级别外交。美国 “网络空间日光委员会”计划在ICT领域直接派遣外交官参与安全标准制定。在人工智能领域围绕伦理规则主导权的竞争也甚嚣尘上,美国防部针对未来智能化战争已推出人工智能伦理准则;美欧“跨大西洋智能合作联盟”计划在人工智能标准制定和应用方面建立深层战略关系,形成对全球人工智能标准规则的制定,在获取数据规模和数据治理和价值观上领先于中国。美国主导“技术联盟”将通过派遣代表团、改革技术标准组织投票机制等方式,联合推动高科技国际技术规范和原则的制定。在太空探测领域,NASA公布 的“阿尔忒弥斯协定”要求参与“阿尔忒弥斯”探月计划的国家遵循互操作性、科学数据发布、太空资源利用和太空遗产保护等一系列原则。技术领域规则的制定一方面增强了联盟内的互操作性,互操作性的提高将进一步增强联盟内部供应链的畅通,也为加强共同军事防御能力建立规则基础。更为重要的是,“技术联盟”涉及的技术发展方兴未艾,而在这个阶段塑造的技术规则将为美国建立新的科技霸权提供“软实力”条件。

   三、“技术联盟”构建新霸权

  

   “技术联盟”战略框架体系的逐渐成型,将影响新科技革命下新的国际权力分配与平衡,并导致国际权力结构出现深刻变革。“技术联盟”围绕创新垄断权、资源控制权、空间主导权等权力要素将打造基于霸权的国际权力结构,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新的战略威慑能力。

   (一)创新垄断权。科技创新的级次传播特性决定了创新能力梯度,处于创新梯度前端的国家或企业就拥有创新相对优势。在没有“技术联盟”的情况下,创新要素会在创新链中级次传播从而扩散到全球。但在“技术联盟”作用下,创新要素将被联盟建造的壁垒所约束,从而构成创新的垄断权力,拥有创新垄断权的国家易于构建科技霸权。美国计划建立“联盟创新基地”加强创新合作关系网,通过互惠互利来激励技术保护,与盟国政府升级信息共享,建立盟友保护技术的能力和双边国家安全创新基金,创建积极技术保护激励措施,邀请美国盟友加入“ITAR免税区”,利用美日联盟对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管制等措施,逐个链接地构建技术创新和保护社区。在半导体领域,美国为增强技术协调开发,将邀请技术联盟国家的半导体企业参与美国制造研究院的半导体行业创新,重新建立计算基础架构以构建半导体生态体系,联合盟友以出口管制、外国投资审查、打击外国技术和知识产权盗窃等方式实现技术协同保护。美国在打造“联盟创新基地”中首先以日本、韩国为重点。美日将加强出口管制和投资筛选双边政策协调,建立新的信息共享和技术安全网络;美韩将在可再生能源开发、民用空间通信、5G部署、智慧城市和下一代网络安全等新领域实现“21世纪美韩同盟战略的蓝图”。总之,美国通过与其他技术先进的国家(其中大多数为民主国家)建立“技术联盟”,在科技研究、生产和政策监管方面合作提升美国科技创新的全球领导地位。

   (二)资源控制权。国际权力竞争的另一个焦点即是资源控制权争夺。在新科技发展中,一国对资源的控制能力将决定其科技走向产业化的发展空间和实力,而“技术联盟”将对战略性资源控制则更具优势。美国拜登新政府拟将为基础研究争取更多资金,提供更多资源参与技术经济竞争。月球资源对于深空探测至为关键,美国NASA推出的“阿尔忒弥斯协议”将对提取和利用太空资源规则抢占先导作用;在海洋生物遗传资源获取方面,美国联合日本、欧盟等计划借助“公海自由”“人类共同遗产”等原则,争夺公海海洋遗传资源所有权;为了获取更多人工智能资源,美国与欧盟推动跨大西洋人工智能合作;为争夺北极冰盖消融后的极地资源,北约计划建立一支专门的北约北极快速反应部队。2020年12月1日,美国国务院宣布成立北极教育联盟制定《美国格陵兰合作共同计划》,提出在贸易和投资、能源和采矿业、自然管理等方面的合作计划。在数字空间,云计算资源成为驱动未来数字生产力的关键生产资源,云计算地缘政治竞争也已激烈展开。

   (三)空间主导权。新科技发展为人类带来新的发展空间,围绕新空间的争夺成为国际战略竞争的重要表现形式。数字空间已成为人类重要的生存空间,数字空间权力不再局限于个人信息,更对全世界能够接入物联网的物理实体、以及物理实体的信息系统的权力更具有战略影响力。2020年7月14日,欧洲议会发表了《欧洲的数字主权》,谋求建立共同数据空间以打造单一数字市场。数字空间已从陆地空间向地外空间延伸,卫星互联网将成为下一代天地通信网络的主要形式。从陆地到海洋的数字空间也在延伸,DARPA正在推动“海洋物联网”(OoT)项目,在海洋上部署数千个浮标传感器,并通过卫星将数据传输到云网络进行实时分析,实现海面、水下和海底的持续态势感知。数字基础设施加速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出现,基于区块链的社交-支付-物联网的多维度数字金融生态空间成型,Facebook公司或将于2021年1月重新启动调整后的Libra加密货币项目。“阿尔忒弥斯大本营”将获取外太空资源开发利用权力 。新的战略空间是新科技力量发展的基础,未来在海地空等物理空间与数字空间的战略竞争将更趋激烈。

   (四)战略威慑力。新的技术因素塑造新的战略威慑能力。2018年3月美国发布的《国家太空战略》强调,通过在太空领域“以实力求和平”,将加强威慑和作战选项作为其四大支柱之一。美国计划将高超音速武器与5G技术结合构建“快速全球打击计划”战略。DARPA已在2019财年重点发展“黑杰克”(Blackjack)项目构筑天基物联网,天基物联网成为“制天权”关键基础设施。2019年7月,美国“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曼哈顿工程”倡议,计划打造生物技术威慑能力。人工智能与自主传感器平台结合将威胁移动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器的生存能力,可能“削弱最低核威慑战略”和“模糊常规战争与核战争的界限”;智能决策正在改变战略决策与军事指挥的精准反应能力。新技术发展与应用正在变革传统威慑能力,在新科技革命条件下新的威慑力量正在加速重构。

   四、“技术联盟”对国际体系变革的影响

   “技术联盟”是随着新科技革命塑造的新国际权力而产生的,这一战略新态势的出现将导致国际权力竞争范式加速演变,进而对国际体系变革产生重大影响。

第一,技术霸权成为支撑传统霸权体系的新支柱。在“技术政治时代”,传统的大国霸权体系关键要素货币、军事、文化等都将高度依赖科技因素。例如,数字金融体系需要完备的数字金融科技支撑,新军事实力需要新军事科技的培育,文化影响力也需要数字空间进行传播塑造。因此,打造技术霸权成为美国支撑传统霸权体系的核心支柱。如何加紧构筑技术霸权是美国战略“焦虑”的重要原因,这也成为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华展开科技打压与遏制的根源,也将成为美国新政府对华科技战略的逻辑延续。美国政客认为构筑科技霸权最便捷且成本最小的方式就是组建“技术联盟”,通过技术发达的盟国间联合研发,共同维护高技术领域的创新优势,“联盟创新基地”即是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设计。在维护科技创新优势的同时,“技术联盟”在加紧构筑防止先进科技成果向竞争国家扩散的壁垒,这一技术壁垒通过实体清单、出口管制、投资审查、供应链分层化、强制收购、强制退市、人才打压等政策工具实现。为争夺处于劣势的技术领导地位,通过重新构建规则的方式将试图谋取技术标准主导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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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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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国际关系》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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