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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觉 吴鹏:文化润疆:新时代新疆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念、话语与实践逻辑

更新时间:2021-04-02 23:01:30
作者: 青觉   吴鹏  

  

   摘要:从学理意义上看,“文化润疆”既是一个在新疆地区持续建立和通畅中华文化润泽机制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从人心维度不断夯实新疆特色文化与中华文化母体、新疆各民族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之间深层联系,从而为新疆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提供内在文化支撑和持续性精神动力的过程。其在话语与径路上的整体性逻辑,即是通过对中华文化与中华现代国家、中华民族以及中华各民族文化之间关系结构的系统梳理,进一步理顺文化、民族与国家的关系,切实将新时代新疆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实践持续向更深层次推进。

   关键词:文化润疆;中华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作者简介:青觉,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吴鹏,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文化润疆”概念的提出,不仅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话语体系与内涵空间,同时也给了我们诸多灵感与启示。从字面意义上理解,“润”即是“滋润”、“滋养”,它既关乎现实层面的物质生活,也直指抽象层面的精神世界与文化感知,而“文化润疆”,即是用中华文化涵养和滋润新疆各族人民。然而,这种表征性的解释和经验性的理解,并不能准确勾勒出“文化润疆”的完整意涵,因为其仍然只是停留于一个浅层次的描述情境“就事论事”,而没有深度体现党和国家提出这一话语的逻辑用意与前因后果。众所周知,制度是对社会存在形态及其内部运行规律的凝固确认与高度浓缩,政策在颁布时,虽然只是隐约初现的“小荷才露尖尖角”,但其内在蕴含的逻辑根系与治理经脉,却早已在现实社会的深层土壤中交错延绵。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不能将“文化润疆”仅仅视作社会主义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对于一种具体的新疆治理策略与路径的推陈出新,而更应当去考察这一话语所折射出的新时代党和国家在社会稳定与长治久安总目标下关于新疆工作思路的系统把握与深层谋划,以及新疆社会各类关系与动力机制在现代化转型过程和历时性变迁之下,如何有机协调并求取深度一致的整体性结构与纵深背景。

   从历史的视角进行分析,在中华国家的传统疆域范畴内,边疆地方的历史呈现与中央政权的历史相互佐证和补充,共同构成了一个中华文明“国家”的整体性记录。与之相对应的,边疆地区丰富多彩的地方性文化和各民族文化,与内地的汉民族文化和其他少数民族文化在数千年历史长河中的交流互鉴与深度融合,共同形塑了中华文化知识谱系的完整内涵。因此,旨在“润疆”的中华文化,并非只是一个凭空构建和孤立自生的概念,而是根植于中华各区域的交流融汇与中华各族人民的历史实践;“文化润疆”也并非只是一个单向度的中央向边疆的文化供给或输入过程,而是更深层的关切,是如何求取中华民族内在精神的一致性,并以此支撑外在治理行动的长久贯彻与持续运行。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化润疆”本质上既是一个在新疆地区持续建立和通畅中华文化供给关系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从精神深处建立新疆社会之边疆文化与中华文化内在关联性,并正确“摆放”和理顺新疆各民族与中华民族深层关系的过程。它所要回应和解决的是如何通过文化这一介质,牢固确认新疆各民族在中华民族、新疆地区的地方性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具体方位,使得新疆各民族文化在中华文化内部能够各得其所和相互贯通,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共同性的对话机制和沟通框架,从而推促中华文化获得更加广袤的意义生产机制与内容增长空间。更进一步来说,“文化润疆”真正关注和意在解答的,应是新疆社会如何走出专注于一己之美的地方性叙事以及流连于抽象概念和漂浮于表层志趣的宏观性叙事,建立起与其所存立的中华文化母体的有机性联系,并通过对中华文化的进一步嵌入与吸纳,在中华文化这一母体中持续汲取营养以充实自我和强健自身,进而为其在新时代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治理实践提供内在文化支撑和持续性精神动力的深度过程。

   因此,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在论述和处理“文化润疆”等相关命题时,就不能只简单将其视为与其他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事业相互平行而有别的一项常规性任务,而应当更确切地将之理解为在中华民族发展复兴进入新的历史阶段这一时代大背景下,中华现代国家的治理者与建设者,为了推进新疆各项事业有序发展、确保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并进一步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团结凝聚和在新疆各族人民内心深处持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在文化与精神层面以及人心与灵魂维度所开展的一项系统性事业。概括言之,“文化润疆”既是一种对中华民族“共同性”特质的深切体认过程,也是一个中华民族立场与价值观的持续注入和濡化过程。通过对新时代“文化润疆”之逻辑起因与问题缘由、内生关系与整体结构以及内容要求与实践路径等问题的深切探讨与系统阐发,新疆地区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的深层关怀与具体理路也将会变得更为真切和明晰。

   一、“文化润疆”的逻辑起因与问题缘由:中华民族之“我”的多层反观与多重建构

   党和国家酝酿、提出“文化润疆”等相关话语,定然是有着多重缘由与考量。其中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我们所面临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也有伴随着现代性转型过程的地方性知识的“激活”与再生产以及由此产生的边疆自主性叙事与现代民族国家主体性叙事之间的内在张力与潜在冲突。但本文认为,“文化润疆”所要整体性呼应和解决的一个关键性问题,还是来自“民族”概念勃兴以来的一系列先验性话语与近代中华民族由“自在”进入“自觉”这一基本历史事实之间无法实现吻合所引发的文化解释困境以及由此进一步产生的对中华民族性质与内涵的根本性认知问题。

   众所周知,“民族”这一概念原本脱胎于西欧社会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政治体制的近代转型以及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奠基之后的族群与国家重构,为了获得统一性的国内市场和便于高效运转的生产、流通和管理机制,并使得生活在这一区域内的文化传统和语言高度差异化的人群与各个主权国家的管辖疆域相适配,“民族国家”的概念与话语逐渐被推广和固定下来。相较于传统的市民国家、城邦国家和威权性帝国,民族国家具有显著的组织优势与“沉淀”功能。伴随着西方文明在全球范围的蔓延与扩散,“民族”以及“民族国家”的概念话语与组织形式,也因此成为了现代国家建构的一种普遍性经验与共识。

   但这种情况却未必适合中国的历史传统与现实国情。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尽管从古至今中华大地上繁衍生息着众多的民族,但这种多民族的构成始终遵循着团结统一的主线向中华民族的主流潺潺汇入,而并未影响到中华国家的政治稳定与文化一统。这一方面是由于在几千年的悠久历史中,中华国家赖以凝聚和团结稳固的内生动力来源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与中华文化;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中国的历史疆域与中华各民族的生活、实践区域是互为依存和高度重叠的。“中国的国家成长是在其赖以存在的历史条件下内生演化出来的。血缘关系与地域关系的叠加,使得中国的国家成长不是在旧的关系形态被‘炸毁’的形态下行进,而是旧的社会关系与新的社会要素相互纠缠。”也就是说,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已经逐步形成了自身独特的主流群体、活动区域和政治文明,并在此基础上培育出了鲜明的自我意识和文化气质,因而无须再通过一种直接与“民族”相对应的政治国家形态来予以确认和求取一致。换句话说,中华民族在五千年历史演进中的延续性远远大于断裂性,向心趋势远远大于离心趋势,因此我们并不存在西欧类似的“以国化族”、“以国定族”问题。对此,国内已有学者提出了富有创新性的深刻洞见,即主张使用主权国家的分析框架代替传统王朝国家和西方式民族国家的既有框架,并在此基础上重新梳理和构建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的话语体系。

   由此观之,中华民族之所以在近代才开始进入整体上的“自觉”状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中华各民族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所面临的“亡国灭种”的严峻挑战与整体性危机。也就是说,中华国家向西方民族国家这一所谓“先验的”和“规范的”现代国家建构形式的主动接纳与靠拢,很大程度上并非是由于那种传统认知中的“建构论”解释,即认为中华各民族是在西方民族主义话语的启蒙与催化下以及在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单向度学习与模仿中,由原本的众多族群与文化“异质性”最终走向观念与意识的聚合,而更多是被一种超出自身控制和认知惯性的具有强劲冲击力的现代工业文明所裹挟,并为中华民族在1840年到1949年这一历史阶段所遭遇的一系列沉痛经历所深刻塑造。

   而这种以西方“民族”话语反观和审视中华民族自身,并以此为准绳对中华民族的内部结构与凝聚形式所展开的系统性批判,以及由之产生的应当如何通过“民族”这一规范性话语对“中华民族”的范畴、历史与内涵特性进行一种较为合适的定义,却给我们造成了相当大的困扰。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尽管中华各民族均将其自身视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并对居于高位的中华民族有深切而稳固的认同,但通过西方“民族”等相关话语所提供的认知镜像,这种关于“中华民族”的体认和把握,恰恰是从各民族本身的属性和理解出发的。因此,这里会产生一个疑问,即这种不同民族从自身属性出发所投射或呈现出来的“中华民族”是否是一个重合一致的概念?抑或只是一种停留于各民族自身想象空间的以此(自身文化)观彼(中华文化)的主观性塑造?如果是后者的话,那么“中华民族”事实上在各民族的理解和体认中是差异和碎片化的,这种源于各民族自我想象的中华民族,其实具有很强烈的主体间性。也就是说,中华民族的“名”与“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分离的。由此导致的一个深层问题就是,这种以各民族自身为基准而映射想象的“中华民族”,缺乏一个可以在中华各民族之间彼此观照和通融的共同性框架,因而从根本上来说难以实现统一,由此也就产生了诸如“何为中国”的一系列深层困扰。

   更进一步来说,这种各民族自我想象中的“中华民族”,与严格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是否真正一致?中华民族必然是建立在对中华各民族具体特性的兼容吸纳之上,但这种兼容吸纳并不能等同于对中华各民族特性的简单叠加,因为如果是那样的话,中华民族的内在团结与凝聚,就只能看作是浅显的而非有机的,自然也就无法在事实上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的整体互嵌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因此,从逻辑上进行推导,不难发现,中华民族在吸纳中华各民族具体特性的基础上,定然又生成一种新的内涵特质与有机性,也正是由于这种内涵特质与有机性,才能让中华民族在包涵容纳中国56个民族的基础上凝结出了更高层次的文化属性、精神内核与价值志趣。而正是这种特殊的文化属性、精神内核与价值志趣,才让中华民族从概念与存在两个范畴上,真正与世界其他民族在本质上区分开来,并具备了自身独一无二的标示性意义。

因此,“文化润疆”的深度用意与内在关怀,首先即应当放置在这一语境和理论刻度上进行理解。借助于中华文化的内在一体性与整体有机性,“文化润疆”旨在调适以下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利用文化这一特殊的“润泽”性机制,对新疆地区各民族的差异性感知进行整体性的包容吸纳与相互贯连,并进一步通过中华文化的共同性内容分享与呈现框架来协调新疆地区各民族在自我想象空间中所投射和形塑出来的“中华民族”,使之臻于一致,从而解决“何者为共”的问题;第二,是将这种新疆地区各民族想象空间中的“中华民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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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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