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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儒敏再谈鲁迅:“鲁迅带给我们对于自身文化的真切体验”

更新时间:2021-04-02 22:50:34
作者: 温儒敏 (进入专栏)  
不是书斋里隔岸观火的学问,而是痛切的感受,是从生命体验中总结出来的人生智慧。读鲁迅,可以认识他了解和分析传统文化的角度与方法,看这位思想家型的文学家,是如何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又如何体现为鲁迅的思想与创作的。读鲁迅,可以带给我们对于自身所处文化的真切的体验,克服在文化问题上“民粹式”“愤青式”的粗糙思维。

   中华读书报:研究鲁迅对您有怎样的影响?

   温儒敏:增长了我对中国文化与历史的看法。比如了解历史,不能只是看“正史”,还可以看看“野史”,要看不同版本的历史,进行比较,获得比较“立体”的眼光。鲁迅对《四库全书》的看法给我很大启示。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四库全书》的确了不起,有大气魄,给后世保留了多少古代的典籍。可是鲁迅就有疑问和反思,视为一种“文化统制”,是“以胜者的看法,来批评被征服的汉族的文化和人情”,“文字狱只是由此而来的棘手的一种”(《买〈小学大全〉记》)。鲁迅不是否定《四库全书》,而是揭示其中有统治阶级把握着的“历史的阐释权”,认为官修史书往往把历史上的真实抹去了,这就是所谓篡改历史,强迫遗忘。鲁迅对传统首先采取的是怀疑的态度,他常常另辟一种眼光,透入历史的本质去重新思考评判。

   中华读书报:但是鲁迅被误读太多了。

   温儒敏:是的。你们是“读书报”,在此借机正好说说,读书问题上鲁迅被一些人所“诟病”,他们认为鲁迅太绝对,完全否定和割裂了传统。在《青年必读书》一文(1925年)中,鲁迅这样说:“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人生离开;读外国书——除了印度——时,时时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废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废与厌世,所以主张少看或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光就这言论来看,的确很绝对。问题是如何理解鲁迅说这些话时的“语境”。鲁迅是针对“五四”落潮后,那些尊孔读经的复古思潮,而提出要“少看中国书”的。其中也蕴涵有鲁迅对“中国书”也就是传统文化的整体感受,特别是对那种麻木人心的“僵尸的乐观”的反感。传统文化当然有精华也有糟粕,不宜笼统褒贬,但当传统作为一个整体,仍然严重牵绊着中国社会进步时,要冲破传统的“铁屋子”,觉醒奋起,就不能不采取断然的态度,大声呐喊。这大概就是“五四”启蒙主义往往表现得有些激进、有些矫枉过正的历史理由,也是文化转型期的一种常见现象。我们应当理解鲁迅的“偏激”。当然现在提倡学习传统文化,也是时代的需求,“语境”又不一样了。

   中华读书报:您怎么看待当下鲁迅研究的状况?

   温儒敏:一代有一代之学术。新一代的鲁迅和现代文学的研究者有他们的优势,做学问比较注重规范与创新,比较“学院化”,但也容易被“项目”所捆绑,为了申请“项目”而研究,命题作文,难于发掘自己的学术潜力。另外文章比较别致而琐碎,缺少阔大的视野和问题意识。但我还是相信有一部分年轻的学者对于鲁迅研究不全是为了“项目”或者稻粱谋的,他们会在自己所寻找的空间发挥潜力,让鲁迅研究得到更多更丰富的阐释。

   现在文学研究仿佛“人多地少”,很“拥挤”,如果目光挪移一下,重视“文学生活”,活化被“学院派”禁锢了的研究思路,文学评论与研究就更开阔,更“接地气”。

   中华读书报:在研究生期间您就编过《郁达夫年谱》,为什么喜欢郁达夫?

   温儒敏:郁达夫是真人。他很直率,不作假,很孩子气,他写文章喜欢把自己的苦恼和痛苦放大,他的日记以及离婚的内幕,都可以变成文学作品,没有私密性,像明星的微博。再一个原因,郁达夫文化底蕴很好,有才子气。鲁迅是喜欢郁达夫的。现在我们看到的鲁迅最有名的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郁达夫一句玩笑激出来的。有一次郁达夫请鲁迅吃饭,说这几天你倒霉了吧,“运交华盖”了吧?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海婴生病,鲁迅和许广平天天带儿子去医院。这才引出了“运交华盖”。

   中华读书报:您主张打通现当代。主要研究现代,也写过不少当代的评论。《废都》几近被围攻的时候,您看到了作品在揭示当代精神生活困窘方面的独到眼光;莫言获诺奖被掌声和鲜花包围的时候,您注意到了他的《蛙》在艺术追求上的“缺失”。您在文学批评和作家作品研究上,秉承怎样的理念?

   温儒敏:贾平凹的《废都》当时受到一些批评,我所在的北大中文系当时就写了许多批判文章,但我对此有不同看法。我读了《废都》感觉很沉重,里边有对文化沉沦的痛彻的思考。当时我就写了文章说,二十年以后再看《废都》,会跟现在看法不一样。我和贾平凹当时并没有交往。我的老师王瑶说,评论作家不要跟作家多交往,免得受到牵制。我不喜欢热闹,不喜欢开会应酬,当代评论也只是偶尔为之。

   莫言是有成就的作家。他的作品语言很有特点,是酣畅的“语言流”,能把人裹进去;他善于讲故事,民间传说和野史的叙说,带有东方魔幻色彩,他的作品比贾平凹的容易翻译成外文。但也有不完善之处。我评论他的代表作《蛙》,认为其中触及了令人困惑的生命与生殖伦理主题,超越了当代许多作品,但“姑姑”形象前后断裂,想表现忏悔却过于简单,艺术上不完整。我的意见不一定对,但认为文学评论是要考虑作家设定的艺术审美目标,及其所达成的程度。

   中华读书报:您的“自选集”中还收有文学批评的文章。能说说您为什么关心这个领域吗?

   温儒敏:1990年前后我给学生开现代文学批评史的课,意在接续古代文学批评史。当时北大搞古文论的有三四位专家,可是没有人关注现代文论,现代文论给人的印象似乎学术“含金量”不高。别的大学大抵如此,当时各种文体与作家研究专题课都有人讲,就是很少有人专门研究现代批评。我心想古代文论研究当然重要,但是现代文论也已经形成新的传统,对当今文学生活有弥漫性的影响,所以清理现代文学的理论批评,也应当是重要的课题。我上现代文学批评史这门课,带有些草创的性质。为了实际的教学效果,我另辟蹊径,不面面俱到地总结所谓规律,也不注重系统性,而是选择了十多个比较重要的批评家做深入探究,让学生领略不同的理路方法,观千剑而识器,提高文学评论的能力。当时批评史的基础研究还十分薄弱,我讲授每一位批评家,都要从头做起,非常费工夫。不过一两轮课教下来,我积累了大量第一手材料,更重要的,是研究的现实感强了,问题意识突出了。我的批评史研究也许并不全面,但现实的指向性明显。后来,我花了两三年时间,在讲稿基础上写成了这本批评史。讲课时论涉的批评家比现在书中多一些,包括鲁迅、钱锺书、闻一多都曾讲到,但出书时只集中论述了14家,并不刻意勾勒历史链条或者什么规律,而是重点论说最有理论个性和实际影响的批评家代表,注意他们对文学认知活动的历程,以及各种文学认知在批评史上所构成的“合力”。这本书的确下了“笨功夫”,也提出一些新的看法,至今仍然是现代批评史研究中引用率最高的一本。

   中华读书报:您的“自选集”中还有“学科史”“新传统”以及“文学生活”等方面研究的文章,好像都是比较少学者过问的。

   温儒敏:我开过《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的课,目的是为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前沿问题做一番回顾与评说,这对于学术训练是有必要的,能让学生尽快入门,获得更专业、更有学术自觉的眼光。值得欣慰的是,我在北大开设这门课后,一些大学现在也开设这类选修课了。

   至于现代文学“新传统”的研究,是想强调在当代价值重建“小传统”(相对古代的“大传统”而言)的意义。梳理现代文学传统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还对新传统的比较稳定的“核心部分”做一些探讨。

   “自选集”中选有关于“文学生活”研究的文章,那是我主持的《当前社会“文学生活”调查研究》项目的一部分,是我带着山东大学的一些同仁做的。其研究的重点是普通国民的文学生活,包括文学阅读接受状况、文学影响下的社会精神现象。以往文学研究大都围绕作家-作品-批评家这个圈子进行,对于普通读者的接受及其对创作的影响很少关注,这种“内循环”的研究不够完整。而“文学生活”研究弥补了这一缺陷,使我们对当前文学的认识能够拓展到文学自身之外,帮助我们更广泛地认识文学的生存环境和生产消费状况。特别是对于处在市场经济背景和网络文化影响的当代文学来说,文学生活研究的介入,显然可以拓宽视野、调整方法,获得新的研究活力。

   中华读书报:您提到的“文学生活”,以前在《中华读书报》也连载过一些成果,引起学界包括普通读者的兴趣,比如网络文学的生产传播、当前社会各阶层群体的文学阅读情况等等,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影响很大。

   温儒敏:现在文学研究仿佛“人多地少”,很“拥挤”,如果目光挪移一下,就会有很多新的题目。这的确是个拓展,研究的角度方法也肯定会随之有变化。鼓励一部分人进入这块领域,启用不同于传统的研究方法,起码会活化被“学院派”禁锢了的研究思路,让我们的学术研究和文学评论更“接地气”。

  

   来源:中华读书报 记者:舒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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