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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奇帆:紧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

更新时间:2021-04-02 14:10:51
作者: 黄奇帆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第一次提出来的,是回答和解决站在我国新的历史阶段和改革开放形成的新起点上,如何引领我国继续大踏步跟上时代,顺利实现现代化,实现伟大民族复兴宏伟目标,在“强起来”新时代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对接“中国梦”这个重大时代命题的“最新方案”和“最佳方案”。我们一定要完整地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公式来理解,即要从供给侧问题的研究出发,围绕具有重大潜在红利但又被制度压抑的供给侧问题,对症下药,用改革的办法解决问题,推进结构调整,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2016年5月,习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上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供给质量满足需要,使供给能力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主攻方向是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当前重点是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本质属性是深化改革,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深化价格、财税、金融、社保等领域基础性改革。可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供应学派有根本区别

  

   与宏观调控中的总量调控不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经济运行体制机制的改革,解决的是结构性问题。譬如说,如果把经济运行看成发动机在工作,总量调控相当于在调节发动机的油门,油门大小影响发动机的运行速度;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是对发动机的内在构造进行调整,对气缸、变速器、给油回路进行改造,是结构性、体制性的改革,改变的是经济运行的内在机制。因此,在切入点上,强调从供给侧下手,通过激活市场主体(企业组织供给)、优化要素配置(要素供给)、降低营商成本(成本供给)、提高市场效率(制度供给)、增强创新动能(创新供给)等措施,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自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国内社会各界热烈讨论拥护,国际社会也高度评价。但实践中仍然存在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认识不足的问题,特别是有不少人将其与西方供应学派混为一谈,因此十分有必要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供应学派的区别再做进一步解释宣传,以正视听。毋庸置疑,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供应学派有着根本性的区别,“不是一回事儿”。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的不同。

   (一)宏观经济背景不同

   美国供应学派出现的主要宏观经济背景是美国20世纪70年代突发的“滞胀”问题。当时的美国经济,一方面经济增长低迷,接近于零;另一方面,通货膨胀达到15%以上。针对于此,在里根担任美国总统之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利用需求管理手段来约束,扼制通货膨胀问题,把名义利率提高到20%以上,政策结果对于扼制通货膨胀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对滞胀中的“滞”的解决却毫无贡献。1981年,里根提出“经济复兴计划”,声明与过去美国政府以需求学派为指导思想的政策相决裂,改以供应学派理论为依据,采取了大幅度减税和削减社会福利等措施,以刺激经济增长和减少政府干预及赤字压力,并主导了两次重要的减税措施的制定与实施。里根经济政策扭转了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经济的滞胀局面,推动了相对一个时期美国经济持续增长,并有效平抑了通货膨胀,保持赤字大体处于可控制水平。

   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生的主要宏观经济背景与美国当年所面临的“滞胀”完全不同,当前我国所面临的是经济发展阶段转换过程中的中长期增长和结构调整遇到的瓶颈制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堪称“中国奇迹”,但未来10~30年的发展将面临来自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的减速压力,经济可持续快速发展的难度显著加大。从内部因素看,与自身技术水平提升、改革红利、内需扩大、加大投资等有关,高速增长作为后发经济体在特定追赶时期的一种普遍增长形态,会随着与前沿国家技术差距和其他相关要素、机制差别的缩小,而呈现出增长速度规律性地向成熟经济体水平逐步收敛的态势,这意味着我国在经济发展初期所具备的技术性后发优势、帕累托式的改革红利等,将逐渐消失殆尽。

  

   从全球范围看,拉美地区多国都曾经历30年黄金增长期,日本、韩国在赶超的过程中也曾经历先高速增长后逐步放缓的阶段。我国经济也正是在2010年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开始逐步放缓的。从外部因素看,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全面开放条件下人口、原材料等要素红利作用下的全球化份额攀升有关。然而,自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尽管美国、欧洲、日本等经济体采取了以宽松货币政策为核心的宏观经济政策,但总体形势复杂严峻,我国以欧美日等主要贸易伙伴的需求带动出口进而带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不可持续。为了处理好新阶段“动力机制转换和优化”问题,需要考虑“怎么促使微观经济主体潜力和活力充分释放”,需要建构经济增长中转型升级的新动力机制。

  

   (二)经济学学理支撑不同

  

   审视西方供应学派理论,主要有三个流派:一是萨伊定律,认为“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二是拉弗曲线,认为“高税收会抵制供给”;三是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来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总体看,这些理论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实践上也为一些国家某个阶段经济复苏提供了支撑,但同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本质的不同。我理解,主要有三大不同。

  

   首先,美国供应学派认为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在供给侧,强调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片面地主张从供给着手推动经济发展,甚至主张与需求管理“彻底决裂”。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不实行需求紧缩,也不放弃需求管理,而是强调在传统的需求管理还有一定作用和优化提升空间的同时,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着力改善供给环境,优化供给侧机制,特别是通过改进制度供给,大力激发微观经济主体活力,构建、塑造和强化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新动力。

   其次,美国供应学派认为,供应学派的制度化供给是基于私有化的制度供给,认为只有私有化才能提高效率。我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调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两个轮子一起转”。

   最后,美国供应学派的学理逻辑是在新自由主义取向下,认为应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推崇政府的无为。而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政府积极全面深化改革,学理逻辑是在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亦要求“政府更好发挥作用”,更为注重“有效市场”与“有为、有限政府”相结合。

   (三)宏观政策要领不同首先,美国供应学派认为增加政府支出会抑制储蓄和投资,不会增加就业和产量,倾向于政府“无为而治”。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认为货币政策主要是对总量调控较为有效的政策手段,而财政政策才是具有“区别对待”针对性的,是对结构性调整更为有效的政策手段,主张践行适度扩大政府支出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合理范围内扩大财政赤字,提升支出作用空间。

   其次,美国供应学派主要侧重于减税,尤其是对累进税制高税率的削减,不注意全面的政策配套。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强调的减税,则是在多年结构性减税基础上配合全面改革和生产方式转变的进一步调整。随着2007年我国新的企业所得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促进创新的税收政策已逐步放宽和落实,此轮减税从税种变化到税基、税率等变化,目标均在于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提升发展质量,配合的机制主要是继续深化分级分税财政体制改革,寻求长治久安,而非仅以减少税收总量的手段刺激短期增长。

   最后,美国供应学派基于新自由主义,反对国家过度干预货币发行量,在货币政策上主张紧缩,试图通过提升储蓄率,既提高增长速度又缓解通货膨胀。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强调积极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社会融资总量适度增长,以带有灵活适度特征的稳健货币政策既防止通缩又防范通胀,适度降低储蓄率。同时在扩大财政赤字的基础上,更加注重财政政策在结构性调整中的针对性作用,并以国债及政策性金融等有效结合机制,实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合理搭配、科学调控。

   总之,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眼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关键是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式提升质量和效益的战略创新。

   实际上,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西方的经验中是找不到的,回顾40多年改革开放,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可以发现,我国的改革从来是以问题为导向的。围绕有重大潜在红利的供给侧问题,推动一批生财型、聚财型、资源优化配置型的改革,以生产关系的调整,释放并促进生产力的加速度发展。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改革开放40年一脉相承并与时俱进的主线

  

   (一)改革开放是我国40多年持续稳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我党一以贯之的战略方针

  

   回顾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历程,正是不断调整落后、僵化的生产关系以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生产力的过程,正是不断自觉进行改革开放、释放微观市场主体潜力与聪明才智、提升经济社会发展活力的过程。1984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阐明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方向、性质、任务和各项基本方针政策,富有远见地断言,“改革是为了建立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1993年11月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里程碑式地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思路与目标模式,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来加快国内的改革发展,是当时强调“战略机遇”的主要着眼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在加快内部经济改革的同时,努力融入国际社会和世界经济,逐步建立一整套基本市场经济制度,也为此后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良好的制度条件。2003年10月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做出《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成为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历史性地提出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形成了60条336项改革顶层规划(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先后共推出了1 600多项改革方案),是新时期、新形势下进一步释放经济社会潜力、活力的重大举措,也为供给管理注入了新时代背景下的新内容、新要求。其后,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部署,五中全会系统化表述的发展新理念,是制度供给的全面配套和发展观念更新的升华,构成相互呼应的总体协调与完整布局,从而构成以创新驱动、全面改革联结“全面法治化”现代政治文明、践行现代发展理念的“供给侧”制度变革总纲的进一步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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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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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黄奇帆《结构性改革》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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