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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周兴:在自然的或者物理的时间观之外

更新时间:2021-03-31 10:59:41
作者: 孙周兴  
流传甚广;后来由陈嘉映教授完成的修订译本则改译为“操心”“操劳”“操持”,应该说也是有译者的严肃思考的。(《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一版;商务印书馆2016年,中文修订第二版)人生在世,“操心”是难免的。然而以个人愚见,“操心”还不如“烦”,人生在世,无非一“烦”。不过“烦”这个译名也确实留下了一些遗憾:或过于佛教化,或太多负面意味。德文的“Sorge”一词含义丰富,含有“烦”“操心”“忧心”“烦忧”“关心”等多重意思,且似乎还以“忧心”和“关心”的意义更显赫,要在单一的对应汉语译名中把这些意思都传达出来,固然是极难的。既如此,我会更愿意选择比较字面和中性的翻译立场,故建议以“关照—照料—照顾”来翻译海德格尔的“Sorge—Besorgen—Fürsorgen”。另外值得一说的是,“关照”这个词语在日常汉语中的常用词,即“请多关照啊”;又可以拆分为“关心/关爱”和“照顾/照应”,意思也是不错的。

   二是“Auslegung”(阐释)与“Interpre-tation”(诠释)以及“Hermeneutik”(阐释学)。在以前对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著作的汉语翻译中,我一直把“Auslegung”译为“解释”,把“Interpretation”译为“阐释”,而且想当然地以为,“解释”(Auslegung)对应于“理解”(Verstehen),在海德格尔那里具有实存论(此在阐释学)的意义;而“阐释”(Interpretation)则与“文本”(Text)相关,比较偏于文本。现在我得承认张江教授的呼吁是对的,我们在这些译名的选择和厘定上既需要努力对应外语原文的意义,也需要充分考虑汉语语感(张江《“阐”“诠”辩——阐释的公共性讨论之一》,《哲学研究》2017年第12期)。“Auslegung”确实是在“理解”(Verstehen)层上使用的,具有“展示、开放”的字面意义,故译成“阐释”似乎更适恰;而“Interpretation”则是中介性的,按伽达默尔的说法,“诠释”(Interpretation)这个词原本指示着中介关系,指示着不同语言的讲话者之间的中间人的作用,也即翻译者的作用,由此出发,这个词才进一步被赋予对难以理解的文本的解释之意。(《德法之争:伽达默尔与德里达的对话》,孙周兴等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6页)有鉴于此,我考虑把“Interpretation”译为“诠释”。如果把“Auslegung”译为“阐释”,而把“Interpretation”译为“诠释”,那么,相关的“Hermeneutik”该怎么译?我们知道关于“Hermeneutok”这门学问,国内的翻译也颇混乱,目前至少有四个不同的译名,即“阐释学”“诠释学”“释义学”和“解释学”,而且好像大家都不想分出一个上下高低,各位学者都采用自己的译法,用得顺顺当当,在交流时也未必有太大的困难和障碍。“Hermeneutik”至少涉及“理解”(Verstehen)“阐释”(Auslegen)和“诠释”(Interpretation)三大主题词,现在译名混乱的原因,恐怕部分是由于汉译无法照顾到这三大主题词。仅就“理解”(Verstehen,现有中译本把“理解”处理为“领会”和“领悟”,使海德格尔的哲学阐释学脱离了一般阐释学的讨论语境)与“阐释”(Auslegen)的一体性以及“阐释”一词更适合于哲学阐释学和方法阐释学而言,我愿意同意把“Hermeneutik”译为“阐释学”。此外我想暂时保留“解释学”这个译名,不过这是有前提条件的,前提是,我们可以把其中的“解”了解为“理解”之“解”,把其中的“释”了解为“阐释”之“释”。

   三是“Jeweiligkeit”(各自性)。我以前一直把“Jeweiligkeit”一词译成“当下性”,现在看来是有问题的。在日常德语中,形容词“jeweilig”意为“当下的、各自的”。在海德格尔那里,“Jeweiligkeit”既有“当下性”的时间性意义,又有“各自性/个别性”的意思。英译本显然更强调了后面这个意思,故把它译作“specificity”(特性、特殊性)。(《时间概念》,因戈·法林[Ingo Farin]译,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2011年,第50页)这个英译虽然也不到位,但至少给了我一个提醒,应该更多地考虑“Jeweiligkeit”的“各自、各个”之义。所以我暂且把它译为“各自性”,似也可以考虑译为“各个性”。

   三

   再来说说本书译事。二〇一九年二月至四月,我有机会躲在香港道风山,集中完成两本译著的补译和校订工作,其一是尼采的《快乐的科学》,其二是海德格尔的《时间概念》。前者早就做完了初译稿,但没有时间最后校订,这次基本做完;后者是一个半成品,早就完成一半左右,这次完成了另一半的翻译。这两本书的中译,大概属于我做的最后的翻译工作了。我主编的《海德格尔文集》已出三十卷(2018年),今后大概还需要做一些增补工作;我主编的《尼采著作全集》共十四卷,迄今已出版五卷,还有一定的工作量。这些都还在进行当中,我以后还会——还不得不——做一些补译和编校工作,但估计不会再承担整书的翻译了。

   说实话,最近几年来我对于学术翻译这件事越来越心存疑虑。我当然承认学术翻译意义重大,而且也不是简单的复制和转移工作,而是一项带有创造性的活动。最近几十年的中国学术,要说有什么重大推进,其中恐怕主要是学术翻译的贡献——据统计,当代中国哲学词汇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译词,可见学术翻译的重要意义。然而当今时代急速变换,文明进入我所谓的“技术人类文明”时代,翻译这件“文本转换”工作以后主要由机器人(人工智能)来完成,这件事现在已初露端倪,而且我相信,不远的将来机器翻译将做得更好,超过自然人类的手工活,因为机器人以后会综合众多译者和译本的优势,去芜存精,做出超越个体的更佳翻译。在翻译这件事上,我们马上会进入一个“过渡阶段”,就是自然人力与机器人合作的阶段,现有的好译本要经过机器人的修订,成为人—机合作的新译本,烂的译本就只好惨遭淘汰了。总之,以我的预计,翻译——哪怕是学术翻译——这个事业已经开始面临一个巨大变局,自然人可做的贡献将越来越小。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是事实,我们作为自然人,谁能跟“普遍数理”的大数据和“自我学习”的机器人比呀?!

   做出上述判断对我来说是极其残忍的,毕竟我一直以学术翻译为重,而且几十年乐此不疲,现在仍然在主编三四套以翻译为重的系列图书(除上述《尼采著作全集》和《海德格尔文集》之外,还有“未来艺术丛书”和“未来哲学丛书”等)。然而,在被技术统治的当今世界里,技术碾压个体,个体反抗是必要的,但没用,在抵抗中顺势而为才是正道。这大概也算我们古越人(绍兴人)的特点,打不过就跑,边打边跑——反正坐以待毙不是咱的风格。

   本书中的论著《时间概念》是我新译的,同名演讲稿曾由陈小文博士译成中文,经我校改,收入由我主编的《海德格尔选集》(两卷本,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我们当时的译文是根据一九八九年的德文单行本做的,译和校都比较匆忙,留下不少问题。时隔二十五年,这次由我根据全集版重新处理一遍,相信现在的译文品质应该有所提高。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参考了两个英译本:一是论著《时间概念》的英译本(trans. by Ingo Farin and Alex Skinner,Bloomsbury,2011),二是演讲“时间概念”的英译本(trans. by William McNeill,Oxford,1992)。这两个英译本对于我们的中文翻译颇多益处。

   二〇一六年冬季学期,我在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开设了“海德格尔原著选读”课程,选用了本书中的论著《时间概念》作为阅读材料,有十几位同学参加了该课程。课程的推进也促使我展开本书的译事。

   本书虽然篇幅不大,但表述怪异,行文生涩,并不好译。译文中或有错误,请识者(包括若干年以后可能出现的“机器人朋友”)批评指正。自然人类智力不够,体力趋弱,只能做到这个份上了。

  

   二〇一九年四月八日记于香港道风山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日再记于日本京都

  

   《时间概念》,[德]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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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书城》2020年3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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