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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瑞华:刑事诉讼法的思维方式

更新时间:2021-03-31 09:56:17
作者: 陈瑞华 (进入专栏)  
申请回避、获得辩护律师的帮助、举证质证、提出上诉等权利都是如此。

  

   三、“事实上有罪”与“法律上有罪”

   按照普通人的思维方式,任何公民一旦被抓捕、侦查或者起诉,就都是犯罪人。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一旦作出批准逮捕的决定,行为人所在的工作单位就开始做对该人“开除公职”的准备,所在的学校也开始做“开除学籍”的准备。有的公安机关刚刚宣布侦查破案,就举行“公开逮捕大会”、侦查人员“立功嘉奖大会”,或者向新闻媒体发出有关行为“犯罪事实和破案经过”的新闻通稿,有关侦查机关有时还对行为人的涉案财物进行公开拍卖和处置,民政部门甚至对那些受到行为人伤害的公职人员宣告为“烈士”。不区分事实上有罪和法律上有罪,这是普通人的思维方式。

   但按照程序法的思维方式,要区分“事实上有罪”和“法律上有罪”的概念,一个人即使罪大恶极,充其量只是事实上有罪,要宣告其法律上有罪是有条件的,而且法律上宣告有罪是国家对进行的权威认定和谴责,未经法院生效判决确认,任何人都不能被视为犯罪人。即便有证据证明行为人“可能实施了犯罪行为”,司法机关也至多将其视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

   在法院生效判决作出之前,刑事诉讼法赋予那些受到刑事追诉的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身份。在杜培武案的审判过程中,一审法院将杜培武列为“被告人”,二审法院则列为“上诉人”。这些身份意味着行为人不仅不是“犯罪人”,而且还拥有程序法上的“辩护者”身份。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侦查机关一旦决定立案,行为人开始具有“犯罪嫌疑人”的身份;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后,犯罪嫌疑人开始被称为“被告人”;被告人假如对一审法院的裁判不服,提出上诉,他在二审程序中就具有“上诉人”的身份,这些诉讼角色终止于法院作出生效判决之时。只有在法院作出了生效判决后,行为人才具有“罪犯”“犯人”或“犯罪人”的地位。但假如法院所做的是生效的无罪判决,那么,被告人就立即变成无罪的人,其角色完全恢复到刑事诉讼程序启动前的状态。

   认定一个人有罪会带来严重的法律后果,其会被宣告为罪犯,被判处自由刑或者罚金刑等刑罚,被剥夺自由和财产,甚至被剥夺生命。不仅如此,被宣告为罪犯本身就带有惩罚性,一旦有了犯罪前科,就会伴随其终生,受到政治、社会、经济等多方面的负面影响。所以,所作出的宣告一个人有罪的结论,在刑事诉讼法的世界里一定是权威的认定和谴责,法律规定了具体的程序和要求。

  

   四、定罪的三大法律障碍

   在法学院的课堂上存在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法律存在的目的主要是约束国家公权力,保障国民不受国家的任意侵犯。这是法律的最基本功能,如果为了打击犯罪、维护治安、维护秩序、保障国家安全,法律只是一个可选择的手段,而不是最有效的治理方式。之所以要建立法律秩序,最重要的目的在于防止国家滥用权力,所以每个国家的宪法在规定公民基本权利的时候,都是将国家权力作为潜在的假想敌,我国宪法第二章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其中第37条到第41条,规定了公民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住宅、通信秘密不受侵犯,不被任意逮捕、非法搜查。当然,公民也可能受到他人的搜查和拘禁,但这些行为可以用民法,构成犯罪的可以用刑法进行规制,一旦国家公权力侵犯了公民的这些基本权利,就需要由宪法加以保障和救济。而刑诉法就是保障宪法实现的法律,是宪法的适用法,也被称为小宪法,宪法本身只能确定基本的框架结构,单靠自身是无法有效运转的,真正保障公民权利不受侵犯则需要刑诉法。刑诉法通过强制措施制度规范国家公权力,防止任意逮捕;确立了侦查程序,约束国家公权力,防止任意搜查、扣押;规定了辩护制度,防止对公民任意定罪,给定罪施加法律上的障碍。

   按照普通人的思维方式,亲眼目睹了“犯罪过程”的人,当然可以相信行为人实施了犯罪行为;当场抓获现场作案的歹徒的人,当然可以将其制服、控制并扭送公安机关,并确信其就是“凶手”。而按照实体法的思维方式,只要一个人的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而又为刑法所禁止,该行为就属于“犯罪行为”。

   但是,普通人所说的只是“自然意义上的犯罪”,实体法所说的“犯罪行为”也只是在刑法意义上构成了犯罪而已,行为人还不一定能转化为“法律意义上的犯罪”。所谓“自然意义上的犯罪”,是一般人根据逻辑、经验和常识对某一反社会行为所做的评价。这种评价可以促使人们举报、控告、起诉他们认为“构成犯罪”的人,也可以激发普通公民与“犯罪行为”作斗争的道德勇气。但是,“事实上有罪”是一种容易出现错误的模糊判断,也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相反,“法律上有罪”则是一种权威的判断,是司法机关对一个人的行为所做的否定和谴责。

   按照程序法的思维方式,为了防止任意定罪,普通人要转化为“法律意义上的罪犯”,必须经历三个相对独立的评判过程,也就是定罪的三大法律障碍。

   第一,实体法的障碍。德国法学家李斯特说过,刑法是犯罪人的大宪章。这意味着刑法具有对犯罪人的权利加以保护的功能。行为人是否违反刑法,构成某一法定的罪名,根据“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原则,任何行为如果不符合特定犯罪构成要件,就无法被认定为犯罪,即便行为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只要无法被认定为任一罪名的,也应被判定为无罪。因此,行为人在实体法上符合特定的构成要件,并构成特定的罪名,才越过了第一个障碍,在实体法上成立犯罪。

   第二,证据法的障碍。尽管刑法确定了构成要件和罪名,但行为人要被认定为犯罪人,其“犯罪事实”必须得到严格的证明,也就是由承担证明责任的一方,将被告人的“犯罪事实”证明达到法定的证明标准,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如果仅仅有证据证明行为人可能实施了犯罪,但是证据不足,未达到证明标准,则法院只能认定被告人的犯罪事实不能成立,宣告被告人无罪。

   第三,程序法的障碍。一个人从无罪的公民转化成有罪的罪犯,必须经过完整、合法的刑事诉讼程序,由法院的生效判决确定有罪,否则,就只能被认定为无罪。

   因此,将一个人从无罪的人转化成法律上有罪的人,需要突破三个法律上的障碍。第一个是实体法上的障碍,只有符合特定的犯罪构成要件,构成特定的罪名,才满足第一个条件;第二是要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犯罪行为成立,才能越过证据法上的障碍;第三是对行为人的诉讼活动要经过完整、合法的程序,由法院作出生效判决,才能最终宣告其为罪犯。这与跨栏赛跑很相似,越过三大法律障碍,一个人就转化成法律上有罪的人。而刑诉法、刑法、证据法,实际上都是给国家对被告人定罪施加障碍的法律,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保护每个国民不受任意定罪,如果没有确实、充分的法律依据和正当的理由,没有经过合法的法律程序,就只能认定为无罪。盗窃了3000元财物的人,在刑法上已经构成犯罪,检察院却可以作出相对不起诉的处理,这是因为案件只满足了两个条件,一是在实体法上符合盗窃罪的犯罪构成,二是在证据法上具有了确实、充分的证据,但并没有满足第三个条件,未经法院完整、合法的审判程序,作出生效判决认定为有罪,因此没有跨越定罪的第三个法律障碍,所以行为人在法律上仍然是无罪的人。

   一旦没有越过三大法律障碍中的任何一个,实体法上不够罪,或者证据法上证据不足,或者不满足程序条件,在公安机关立案阶段需要作出不立案的决定,在侦查过程中则要撤销案件,在审查起诉阶段应作出不起诉决定,到了审判阶段,包括一审、二审、死刑复核等阶段,法院应对被告人宣告无罪,或者裁定终止审理。不立案、撤销案件、不起诉、宣告无罪、终止审理均具有相同的性质,其一,都是法律上无罪的决定,其二,不会带来定罪的消极后果,不会留下犯罪记录,没有犯罪前科,行为人仍然可以正常参与社会生活,而不会受到歧视性待遇。

  

   五、程序法中的“事实”

   按照普通人的思维方式,事实是本体论意义上的,也就是客观发生过的事实。犯罪事实一旦发生,就属于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司法机关的责任就是运用证据,揭示、发现和证明这些客观事实,使自己的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普通人认为这是一个恢复真相的过程,如果无法恢复,则延长期限,无休止地查明真相,这对于本体论意义上的事实是适用的,但是会导致被告人无休止地被羁押,长期无法得到终局的结论。迄今为止,刑事诉讼仍强调不枉不纵,既不放纵一个有罪的人,也不冤枉一个无罪的人,还要求让判决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刑事诉讼法仍然要求国家专门机关“忠于事实真相”;一些诉讼法理论则受到某种认识论观点的影响,强调司法人员发挥“主观能动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

   按照普通人所认为的本体论意义上的事实,会产生一些严重的后果。第一,反对诉讼的追诉时效,无论经过多少时间,都可以随时追究行为人的责任;第二,反对诉讼期限,主张无休止地追求真相;第三,强调任何案件都可以随时回复诉讼程序,有错必纠,为了达到追究犯罪的目的而不惜一切代价,这显然容易导致国家权力的滥用。

   但是,按照程序法的思维方式,事实是指认识论意义上的。本体论的事实指客观发生过的事实,诉讼的目的是为了对其加以恢复,而认识论意义上的事实并不是客观存在的,是指办案人员对案件事实的主观判断和内心确信。对客观真相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有学者比喻说客观真相就像上帝在空中把一块巨大无比的玻璃敲碎,成千上万的碎片撒向人间,这块玻璃已经永远无法恢复了,我们要认识这块玻璃,只能通过收集碎片、查找证据,尽可能恢复人们对玻璃的主观印象、认识和判断。因此,在程序法的世界中,事实是办案人员通过收集证据,对案件事实的主观判断和内心产生的确信,目标是在认识上最大限度接近事实真相,但不可能完全恢复事实真相。

   “无证据则无事实”,在法律程序中,凡是有证据证明的事实,应被视为真实的事实;而那些没有证据证明的事实,则应被视为不存在的事实。在杜培武案件中,尽管云南两级法院认定杜培武实施了故意杀人行为,但经过再审程序,昆明中院认定两名被害人被杀系其他人所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杜培武实施了故意杀人的“犯罪事实”,即判定这一事实不成立,杜培武不构成犯罪。这就是证据裁判主义的体现。遵循这种思维方式,才会有证据不足不立案、证据不足撤销案件、证据不足不起诉、证据不足宣告无罪、证据不足再审改判无罪等诉讼法制度;才会主张对案件事实真相的探究要受到法律程序的限制,产生追诉时效、诉讼期限、非法证据排除等制度,维护“手段的正当性”;才会区分事实真相的发现者和裁判者,法官的使命是裁断,而不是发现,法官没有义务去收集证据,揭示和证明犯罪事实,而主要负责对检察机关指控的事实作出裁判。

   事实要通过证据加以证明。那么,如何保证所揭示的实施符合客观真相呢?换言之,如何发现事实真相呢?

   按照普通人的思维方式,事实真相需要由一个公正、聪明而智慧的司法人员主动去寻找证据,主动去发现事实,力求不枉不纵,甚至在发生错误认识时都要加以及时纠正。我国古代的包青天形象,神明般的神探狄仁杰断案故事,都显示出一种对“发现真相”的民间追求。至今为止,我国的三大诉讼法都赋予法官进行“庭外调查核实证据”的权利,甚至就连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在复核死刑案件时,都要亲自前往现场,要么亲自提讯被告人,要么亲自接触证人,调查核实相关证据。这都是一种“直线式的探求真相方式”。

但是,按照程序法的思维方式,事实真相的发现需要由立场对立、利益冲突的双方分别提交证据、进行抗辩来进行。通过设置一种中立的第三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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