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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海建:“此情可待成追忆”——蔡鸿生教授著《俄罗斯馆纪事》讨论课发言

更新时间:2021-03-30 09:30:41
作者: 茅海建 (进入专栏)  

   蔡鸿生先生(1933-2021)去世的消息,是我的学生梁敏玲转告的。我平时不太关心外面的事情,知道消息已是第二天(2021年2月16日)。我突然想到,再过一个星期,也就是今天(2月23日),我们的课程“Seminar:中国近代史研究入门”,恰恰轮到要讨论蔡先生的著作《俄罗斯馆纪事》。我随后写信给梁敏玲和其他与中大有关系的学生,提到了大家都熟悉的诗句:此情可待成追忆,一弦一柱思华年。

   我们开设的这一课程,每周讨论一本书,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其作者。这一位作者是我四十多年前在中山大学学习时的老师。今天的课,我不再多讲《俄罗斯馆纪事》的内容,重点讲一下这一位作者。

   四十多年前的中国大学和大学里的老师,和今天是很不一样的。我也正想借此机会与大家回顾一下学术史,让你们知道这四十多年来一大批优秀学者所走过的路,并由此来观察蔡先生的学术人生。

   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

   我是“工农兵大学生”,1977年3月入中山大学历史系,1980年1月离校。正式的年级属1976级。当时还不叫大学生,叫“工农兵学员”,是工农兵学员最后一届。

   文化大革命时,大学关门了。1968年,毛泽东主席写了一个批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毛主席的这些话,是批在上海机床厂培养工程技术人员调查报告上的,被称为“721指示”。其中有一些内容当时也有争论,如文科大学还要不要办?学制要缩短到几年?等等不一。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1970年起,大学开始招生了,从工人、农民和解放军士兵中招生,也包括“下乡知识青年”。到了1973年,又出了“张铁生事件”,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口号改为“上、管、改”(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上”大学,自然是向老师学习,但怎么“管”,怎么“改造”?抽象的“大学”是管不了,也改造不了的;具体落实下来,还是教学与管理,即师生关系,那不成了学生“管”老师、“改造”老师?

   1976年,我作为“工农兵学员”被保送到中山大学历史系,正是风云激荡之际,政治形势之变幻有如过山车。至于学校的开学时间,初因唐山大地震而无法入学,推迟至10月份,后又因毛主席去世而再次推迟。我还记得报到日期是1977年3月8号,因为买不到火车票,我9号才到。系里办公室的人以为我不来了——很多人给了指标都不去,“上大学”不被认为是人生的好出路。

   当时的中山大学只有九个系。文科五个:中文、历史、哲学、外语,另加一个“政治经济学系”,理科四个:数学力学系、物理系、化学系和生物系。没有社会科学的诸多科目,也没有工学与农学。校园基本上是岭南大学留下来的建筑,只是在东区和西区建了一些学生宿舍和教工宿舍。校园是美丽的,关键是没有什么人。工农兵学员的学制是三年,我们入学时只有两千左右的学生。康乐园的四周都是农田。有两条公交线到中大南门,一是25路,从文化公园开来;另一是14路,从广卫路财厅前开来,一直到赤岗(“文革”前南海舰队所在地)。而在中大的北门,另有一个轮渡船的码头,十分破旧,还是木制的,看不出是哪年建造的,可以坐船到北京路(原来的天字码头)。车和船开到中大时,都是空荡荡的。这里是广州的郊区。

   我之所以到今天还有这么深刻的印象,之所以要说明当年中山大学的景象,是因为当时中国高等教育正陷于谷底。三年前,我到历史悠久的仰光大学,看到其系科设置和校舍,感到与当年的中大有点像。

   然而,我们入学时,“文革”已经结束,教育开始回归其本色。也就是说,中山大学历史系落到“文革”的最低点之后,开始向上走了。

   了不起的助教

   要说中山大学历史系陷于“最低点”,最重要的事实是,名教授们大多过世了,给我们上课的几乎全是助教。我记得,蔡鸿生先生当时也是助教。

   中山大学历史系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院系调整”中是发了大财的。中国古代史就有“八大教授”,著名者即经常被提到的陈寅恪、岑仲勉、梁方仲、刘节、杨荣国,还有一些大家现在不太熟悉,董家遵、何竹淇、曾纪经,仍是非常好的教授。其他领域也有非常优秀的教授,如陈序经、朱杰勤、戴裔煊、陈锡祺等一大批人。一些副教授后来成为大名家,如端木正、何肇发、梁钊韬、蒋相泽……然而,从五十年代开始,大学几乎停止了升职称,副教授以上基本不动,本科生毕业留校当助教,六十年代才开始招收研究生。如此算起来,蔡鸿生先生从1957年毕业一直到我们1977年进去,当了二十年的助教。听说六十年代初蔡先生已“拟升”为讲师,不知什么原因,他们这一批升职最后没有算数。

   这大约是全世界大学中水平最高的“助教”了。在给我们上课的助教中,有些人的水准不能以职称相论,今天已声名显赫。一些学生私下对他们有排名。我个人以为,其第一位属蔡鸿生,第二位姜伯勤,第三位叶显恩……

   当时历史学界还有一个大问题,即要“厚古薄今”还是“厚今薄古”?历史学本来就是厚古薄今的学问。但五六十年代有一个政治性的口号叫“厚今薄古”。这个口号从什么专业讲都有点道理,但放在历史系会显得别扭。历史系怎样显示厚今薄古呢?结果是教学内容以近代史为主,以中国史为主,古代史、世界史的教学内容大为减少。蔡先生属世界史教研室,给我们上的课是“世界古代中世纪史”,正属于“薄”中之“薄”。大约上了不到一个学期,每周两节课,我记得大约是“十六讲”,应当属于“精华”中的“精华”。我的笔记记得比较全,后来搬家搬多了,笔记本也找不到了。

   蔡先生上课是有特点的。他只带一张纸或几张卡片,只拿一支粉笔。上课铃响了准时开始,讲完正好是下课铃,也不知他是怎么计算时间的。上课时没有一句废话,板书也有自己的风格。课间休息时就到系办公室看报纸。他后来写作也是如此,没有废话。还要说明的是,我上大学的时候,课程非常少。我记得第一个学期,一共是十二节课,三年六个学期,都是如此,最多时也只有十四节课。这大约是教育革命的结果,而当时是六天工作制。

   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史学,从“论从史出”逐渐走到“以论带史”,要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作为思想指导。蔡先生上课时,先在黑板上写一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语录,讲一下语录,然后再往下讲历史内容。我不知道他怎么能把引用的语录和所讲的内容对应得这么准,可见他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文集读得比较熟。我也不知道这一教学方法是否为蔡先生自创,系里许多老师采用同样的方法。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讲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的话是比较多的。蔡先生的这一方法,很多老师想学也学不了。姜伯勤先生用同样的方法上课,先写一条语录,然后再展开。但姜先生讲的是两汉魏晋隋唐史,他的语录总是找得不太准——马、恩、列没讲那么多与汉唐相关或相近的话,毛主席讲的也不多。叶显恩先生刚开始上课时也引用语录,后来干脆就不引了。你们在《俄罗斯馆纪事》里看到引用的经典语录,要知道是那个时代的文风。

   梁碧莹教授当时从北京返回中山大学,跟我们76级一起旁听了全部历史系的课程(大多是助教上的),用她的说法叫“回炉”。据她称,这些课要比“文革”前她上的课更有内容,对蔡先生的课也很赞赏。她是有条件、有能力去比较的。

   那时正是一个学术转折、走向成长的起端。

   美丽的康乐园中的生活,并不美丽。知识分子属“臭老九”,非常穷。中山大学的生活条件也比较差。学生宿舍是六个人一间,没有空调、没有电扇也就罢了,还经常没有电,每个星期总有几个晚上停电,要用蜡烛和煤油灯。炎热的天气,让我一年中有半年都觉得头脑昏沉沉的。

   蔡鸿生先生的宿舍就在我们学生宿舍前面,是老房子,应是岭南时期盖的,一间很小的房间。他那时非常瘦,头发却全白了。我们当时不知道他的准确年龄,也不便去问,从精神状态来看,说他三十岁也可以;从全白的头发来看,说他六十岁也有人信。我们多次见他在楼道里点个煤油炉烧东西吃,大约就是下个面条之类。当时的广州,营养不良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想要有点小改善,只能靠煤油炉。煤油是当时的必需品,还要用来点煤油灯,照明看书,用蜡烛会贵不少。吃的是粗茶淡饭,穿的是破旧暗淡(白色的圆领汗衫,当时在广州有个很雅的名称,叫“文化衫”),大学老师穷得叮叮当当。我过去受电影、小说之影响,以为大学教授们西装革履、杯觥交错,这一感觉虽经“文革”而有所减弱,但到了中大之亲见,仍多有吃惊之处。我们最初见到蔡先生,已经四十多岁了,还没有结婚。也就在我们上学期间,他结婚了,听说娶的是湖南妹子。那时候女孩愿意嫁给这样的人,真有好眼力。谁会看得上这种人?又老又穷。

   我当时是历史课的课代表,与各位任课老师的联系比较多。我时常到蔡先生宿舍去,看到煤油炉、煤油灯,还看到了北京图书馆的晒蓝复写本。

   当时的中山大学图书馆仍是非常“贫困”的,没有多少书。蔡先生研究世界中世纪史,要找相关的资料,多难啊。广州的两大图书馆,中山图书馆和中大图书馆,又有多少俄文、英文的著作?非常可怜。

   我们读书的时候,沙俄侵华史是显学,在北京、上海和东北各省,都有专门的写作组,组织一大批人翻译俄文材料。蔡先生属单打独斗,是独狼。他的关注点在边缘,在别人不注意的地方。他没有资料条件,就利用“馆际互借”,即通过中大图书馆向北京图书馆去借。北京图书馆作为国家图书馆(现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书本来就比较好,中苏友好时期更进了一大批俄文书。蔡先生那个时代的大学生,都要学俄文。他的英文估计在中小学学的,大学只能学俄文。他能看俄文书,甚至能看古俄文。但在那个时代,别说去俄罗斯了,他连北京也去不了——火车票很难买,招待所很难找,更有研究费之短缺。而“馆际互借”的手续非常多,很麻烦,书籍要保价挂号寄来寄去。他遇到中大图书馆的一个“好人”——蔡先生是认真做研究的,热心学术的图书馆员很愿意为这类“痴迷学术”的读者服务,而北图也对中大图书馆特别开恩。这些都是免费提供的服务。通过这类服务,蔡先生借到了他所需要的资料。然而,有些图书可以馆际互借,有些图书却不外借,期刊论文更无法借,当时又没有静电复印技术,还要运用一种古老的技术——“晒蓝”。

   我在他的宿舍里,看到他用晾衣服的夹子夹住几张纸,挂在墙上。一个夹子是一个文件,看上去一片蓝色。我问这是什么东西?他说叫晒蓝本。我们现在讲的“蓝图”,就是将图纸画出来,用晒蓝去复写,真的是“蓝”色的“图”。我由此第一次知道“馆际互借”,第一次知道晒蓝复写。书借不出来,期刊论文借不出来,北京图书馆就根据所需要的页码,晒蓝复印出来,再寄给读者。这样做的成本是很大的。你们现在看到的《俄罗斯馆纪事》,蔡先生就是利用这种方式,一点一滴地来解决资料的难题。

   我还要插入我个人的经历。我在中山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因写毕业论文,由老师写条子,可以到中大东区图书馆看书。这是供研究者使用的。我在那里看到了许多解放前的期刊论文和当时比较贵重的书,其中包括夏鼐先生关于太平天国的著名论文。我重点阅读的是《明实录》,当时全国图书馆也没有几部。我是一个“好读者”,开馆即入,闭馆方出。有时我忘记时间,馆员也不催,等我还书后再下班。我因春节长假,图书馆不开,馆员“违反”规定,将《明实录》十余册外借给我。叶显恩先生春节到我宿舍慰问,看到桌上的《明实录》大惊,称他自己都借不出来。我后来才知道这位馆员是端木正教授的夫人姜凝老师。我一生多次在图书馆、档案馆享受过这类“优待”的服务。

《俄罗斯馆纪事》是蔡先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著作(出版会晚一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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