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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对中国认知偏见的十个方面

更新时间:2021-03-29 15:10:41
作者: 兔主席  

  

   昨天笔者介绍到,由于对中国非常的不了解,所以美国/西方特别容易从自己的思维、认知角度去理解中国的现象。

   又由于西方人具有强烈的优越感(很多最终又可以追溯到某种种族主义),认为自己更加的文明、开放、先进,自己更能代表普遍性,更能代表未来,所以敢于大胆地评判和论断中国。

   类似的情况中国也有。受制于自己的历史文化制度、价值观和社会形态,中国人也会通过自己的角度去理解西方。

   像笔者这样的业余写作者在网络上坚持写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国人尽可能的从西方的角度去了解西方,了解两种文化认知差异的原因,减少我们的片面性。

   而这个努力只要不断地做下去,就会导致一种加大的信息不对称:一方面中国人越来越能了解西方,且能从西方的角度反向去看待中国,一方面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没有增加,仍然停留在各种错误的刻板印象。此时,缩小双方信息不对称的力量在中国,即中国能否用西方熟悉的方式去呈现中国(“讲中国故事”)。中国方面讲得越好,西方对中国的了解可能就越深。中国如果不作为,不努力讲自己的故事,那信息不对称就会越来越大。

   另一个中国与西方的区别在于,中国没有针对西方的优越感——包括道德和其他领域的优越感。你过你的,我过我的,你挺好的,我现在也挺好的。你不犯我,我也不会犯你。我们相安无事。我对改变和说服你并没有兴趣。我也无意评价你、论断你、对你做出道德评判。我只想过好我自己。你也不要对我说三道四指手画脚。

   以下我再总结一些西方(尤其是美国及以美国为首的英语国家)从自己的角度去片面地理解、论断中国的代表例子。有一些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

   1、种族主义和种族灭绝是处理少数族群/外来族群的思维方式和手段:再重复一下昨天笔者在《理解西方人对“种族灭绝”的近代历史心结》一文里举的“种族灭绝”例子:西方近代史上搞了很多的种族灭绝,且迄今明里暗里一直奉行种族主义。从他们的角度,是很难理解中国的跨越种族的融合性文明的,认为中国也和西方一样按照种族/民族界定人群,并会为了维护优势族群的地位,而对少数族群从事“种族灭绝”的行为。

   2、政党是代表特殊群体利益的、具有分裂性质的政治利益团体:都说现代意义的政党最早来自英国。我们看英语词源,party一词,在14世纪出现,语出法语的“partie”,意思是一个分支、一个部分、一边的意思(part/side/section/division/portion)。也有分裂的意思。这个词再追溯就是拉丁文的partire/partiri,是分开、分割、分离的意思。尽管历史上各种各种鼓吹全民性质的政党,有向覆盖更广泛人群的全民党演变的政党(mass party),但从根儿上说,party在西方里代表的是一部分团体的利益。集权年代的独裁政党代表的是独裁个人及团体的利益;而当代西方选举政治里,号称服务全民的政党都只是服务社会上有限比例的人群,获得有限比例的支持。所以西方不可能相信中国共产党代表与服务更广大人民利益的说法。他们认为共产党只有可能是一个在广大人群里推动特定意识形态(共产主义)或政治经济利益的政治团体。换言之,就是把西方政党的概念投射到中国对号。

   3、政党(party)和政府(government)是有所分离的,或应当分离:这个我之前也应该写过。现在的西方人已经无法理解党和政府一体的这个安排(party-state),在现代西方他们也很难见到这样的安排。他们现在认为理所当然的模式是,政党/政客去选举,然后获得选举成功的政党/政客去接管官僚体系(bureaucracy)。官僚体系是有一定的自主性和连贯性的,独立于政党和政客,甚至抵制政党和政客。笔者2019-2020年写香港时提到过这个问题。为什么香港特区政府的官员缺乏政治性,极度注重政治中立,就是因为他们给自己的定位是政府官僚,而非政治家。港英总督才是代表政治的。强迫官僚去做政治家的事,会让他们无所适从。所以,西方看中国政治,往往是把党和政府分离的。他们会强调说中国共产党(CCP)怎么怎么着,而不会采用说中国政府怎么怎么着。当美国人限制/制裁中国政府时,他们会制裁“中国共产党员”,认为这就是一小撮执政党,但中国共产党有9,000万成员,贯穿中国社会的毛细血管,是社会的组成部分。大多人并不在政府体系内。这是当代美国人/西方人不容易理解的。反过来中国人一般不会孤立地说党怎么怎么样,政府和党是不分的。相反,会有一些概括性的描述,譬如“当官的”、“政府”、“公权力”、“体制”等等。

   4、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与政党及政府(party & government)是分离且存在对立的。这里的“公民社会”是广义的,也包括企业/商业等。这个笔者多次写过,读者应该比较熟悉,西方人认为公民社会是独立的,政党及政府等公权力是服务于公民社会的。特别从美国人的角度来说,对各种公权力——政党、政府——其中尤其是政府——都有着极大的不信任,公民社会的任务就是通过政治参与去监督、约束、影响政府。公民社会与政府的张力与冲突是社会发展的核心组成部分。这里并不是说西方的政党/政府就不服务于公民社会,而是概念上的:公民社会与政党/政府存在且应当存在某种内在的对立。笔者则认为中国社会的政府-社会关系更像是共生关系(symbiotic),不是对立,而是相互依存的一种有机关系。

   5、个人是自主的、独立的群体,是社会组织及社会伦理里最小也最有意义的单位:排除掉宗教群体后,西方人(特别是英语国家及西欧)的主流价值观是把核心价值落位到个人。个人在道德序列里的地位是最高的,一切东西都要服从个人,而不是个人去服从其他东西。其他东西是指家庭、宗族、社群、民族、种族等。社会也是由离散的个人组成的。个人要追求的是基本的人权。人权的定义又是狭义的,即一系列的“消极权利”(或被定为政治权利或公民权利,不包括经济权利、社会权利等其他权利)。家庭、社会、宗教、政府、政治体、民族、国家及其他社会群体都会有冲突。这套价值观之所以很容易打动人,就是因为他关乎个人,直指个人,迎合个人的即时利益与需求,发扬和利用个人的自私天性。

   中国这套制度体系是西方人很难理解的,因为它讲述的是如何寻求个人在更广大的社会乃至自然世界中的合适位置,在合适的位置上发挥自己的作用,承担自己的职责。这就涉及到了个人与家庭的关系,与宗族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与国家的关系,与民族的关系,与历史的关系,与天下的关系,与跨时空人类的关系,与大自然的关系。一切都是有机联系而非割裂的。为了承担好自己应有的职责,个人还需要放弃和让渡自己的部分利益。

   人的自私性是与生俱来的,不用去特别灌输,只要利益出现,人们都会乐得追求。但是利他主义、集体主义这样的价值观,就需要一定程度的从小引导和熏陶才可能建成的了。世俗的当代西方(特别是美国)片面强调个人权利,追求个人主义,缺乏集体观念,甚至用对立的角度去看待个人与集体,那么就不仅仅无法复制中国的社会关系,而且无法理解中国的社会关系。

   而在中国社会的共生、有机关系里,儒家传统文化又扮演着重要角色,要求个人关注社会、国家的利益并做出努力。什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觉得这些西方人都很难理解。这套东西古代是适用于士大夫的,给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精英的,在现当代,伴随知识普及、“民主化”而推广及“下沉”——很多中国人十分爱国,十分关心国家大事,对涉关自己国家及民族利益的事情十分关注,会投入情感,都和这些历史文化及我们的从小教育有关。这种文化是西方人很难理解的。他们只能得出一种解释,即认为中国人这么爱国,那只能是人们被政党的意识形态宣传洗脑了。

   6、西方重权利(rights),轻义务(obligation),中国则反过来。这一条和上一条有相关性。(另说明,这里我们说的西方和中国都是主线/主流价值观)。当代西方(尤其是英美国家)主流的政治价值观都落位在个人。个人追求的是各种权利(rights)——譬如西方人爱讲的人权(human rights),认为人的权利与生俱来,不可分割。

   从权利的内涵来看,主要侧重消极权利(negative freedom),即我可以怎么怎么着,政府不能对我怎么怎么着。我要有这样那样的权利。言论自由、集会、抗议、表达、政治参与、免受监禁的自由、免受恐惧的自由……另外,在美国的版本里还夹带了各种历史私货,譬如我有持有枪械的权利。在实践中,这些围绕个人的消极权利,都是对公权力的限制,并可能给社会带来麻烦,譬如,我是否还有不戴口罩的权利?我是否有免受不公正检疫隔离政策的权利?我是否有不被封城限制的权利?政府是否有采集我行程隐私的权利?我是否有在遇到各种问题下申述的权利?——权利、权利、权利。

   从权利与义务的比重来看,基本都是权利,没啥义务。权利是理所当然的,权利是好的,不可分割的,义务可以是主动的,但不能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义务可能会影响到个人的权利及利益,被公权力不当应用,因此义务是危险的。如果我们假设个人是甲方,公权力是乙方,两方签了一个甲乙方合同,这个合同上规定的全都是甲方的权利,但很少义务。这就是西方的情况。

   中国的文化则是,中国古代没有系统发展出权利(claim-rights)的概念。可能有咬文嚼字的国学爱好者会反对,举很多例子。譬如说,哎,你看,儒家说了,“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表示老百姓有推翻君主的权利。笔者说,这个原话就是反映一种现象:君主你要小心了,你治理得不好,是会被民众推翻的。这和权利并没有关系。正如水覆舟反映的不是水的“权利”,而是水的力量。诸如此类,例子可以举很多。中国的主线——儒释道——主要讲的都是人与社会及自然的关系。这些关系往往都会转化为某种义务和职责,你该做什么什么,而不是权利,你可以对其他人主张什么。你应得到什么。你应该不惜代价获得自己应有的什么什么。你不应当为其他人牺牲什么。

   这些西方人是很难理解的。他们不仅无法理解中国,也无法理解许多其他传统亚洲文化,包括伊斯兰文化。

   另外,更重要的一点是,他们会主观的认为,全世界所有的人和西方人都是一样的,都希望主张个人的权利,都应该主张个人的权利。如果你不主张个人的权利,那么无非几种可能。1)你没有开化,没有被启蒙,愚昧。2)你比较笨。缺乏悟性,没救了。3)你从小被洗脑了。花岗岩的脑袋,不可救药了。4)你是装的,你不敢说,其实你很想主张你的权利。

   2019-2020年香港运动时,香港的黄丝年轻人就是这样想的。这就是他们对内地人的想法,认为你们不揭竿而起,要么就是被洗脑,要么就是蠢,要么就是不敢说。

   所以西方人是无法理解中国人的行为的,因此,他们对中国网民因“新疆棉”事件自发抵制国外品牌也只能有一个解释,就是:“共产主义政党长期洗脑宣传灌输民族主义,现在煽动和释放已经被洗脑的、缺乏自主意识、不开化的、愚昧的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让他们愤怒的攻击文明先进的西方,维护一个专制的、剥夺个人权利的政权。”

   在2021年的角度看,这个叙事实在太公式化了,太简单了,相当的“低维”,有点弱智了(不过这么写的话,本文有点像“爽文”是不是),但却可以非常有效的成为那些认知水平不高的人的思想利器。

中国的制度、文化和价值观里,人与社会、国家、天下、自然的关系确实是比较复杂的,一两句话说不清楚,也很难马上打动人、让人接受。这种价值观是需要从小教育和社会熏陶才可能形成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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