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林国荣:美国的帝国—国家悖论

更新时间:2021-03-29 12:12:39
作者: 林国荣  
确切地说,乔治三世王朝的保守派宠臣圈子虽然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但这表面的胜利也令他们忘记了,王朝的强大并非因为王权的强大,而是因为新起的托利党-辉格党上层资本集团的容忍。乔治三世完全认错了历史境遇,认为此时自己有能力弹奏劳德大主教没有能力弹奏的“基督教社会主义”音律,认为自己是时候将非主流的极右派势力和极左派势力团结在王座周围,据此对主流势力实施清洗了。此种政治局面必然造就出极为偏颇、极具攻击性的政治心理以及相应的政治政策,以一部分的利益为牺牲品,推进另一部分人的利益;美洲殖民地的灾难之源不在别处,正在于此。在弗吉尼亚代表看来,1799年的国会危机实质上是1776年帝国危机的重现,不仅形式上可以比附,实质上则更是切近:一个堕落且扭曲的中心权力必然会推行腐败且扭曲的政策。1776年,美洲革命的前提乃植根于如下观念:帝国是殖民倡议的结果,诚然接受了一个共同君主,但这个君主只是这个兼具包容性和多元性的帝国当中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调解性力量”,一个扩大了的联邦。乔治三世自以为是在全面重组英格兰社会并据此调整帝国航向,但实际上他同反对派的斗争只不过是洛克-费尔默之争的劣等再现而已。美洲不得不采取行动,先发制人,阻止君主制帝国结构必然造成的结构性不平等和大批的低效人口,更重要的则是财富和权力方面人为的、反自然的集中,甚至是扭曲到变态程度的集中。乔治三世的印第安人政策在本质上乃是其国内政策的一个缩影,在新大陆造成的形态就是边疆暴民给予帝国政府完美的支持,就像海洛因激发人的精神一样。由此滋生而出的体制性的依附关系和贪污腐化无处不在,创生出普遍的奴性体系,最终为任何人的野心或者邪恶用心提供趁手的工具。1779年的国会危机中,杰斐逊以一人之身作为表征的弗吉尼亚观念就是这么看待国会权力以及联邦党人确立的诸多先例的。

   正是在这场前奏性质的危机中,杰斐逊亮明了底牌,并正式打出了共和党人1800年选战大旗,正如奥鲁夫评述的那样:“杰斐逊的‘人民’就是因为现身共和主义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信奉共同原则的兄弟们’。他借助原则将1800年的爱国者与试图反对腐败的政府和议会、维护‘英国人的权利’的革命的自由之子联系在一起。就早期的这一代爱国者而言,对权利的要求就等于是主张包容性的英国认同,差不多就是认同帝国的范围。但是,脱离了英国,独立的美国人的国家认同也就不再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了;革命的共和主义逻辑导致在一个越来越脆弱的联邦里自命的‘各族人民’迅速增加。1790年代,联邦党人政府里的‘民族主义者’,力图通过不断扩张的美国一个宗主国中心权能的方式,来反击这些离心趋势。在抵抗联邦党人这股可怕力量之时,杰斐逊及其共和党盟友坚持认为,他们是在代表一个单一的、统一的民族说话,其作为一个民族的存在并不是外在的宪法安排的结果。专横跋扈的联邦党人要摧毁联邦,让一个民族变成许多民族;而尊重‘联邦和共和原则’的共和党人要维护联邦。”

   总体而言,杰斐逊共和党人策动了一种新式的、即便在今天看来也是过于前卫的帝国观念,世界史进程中竟然会发生此种超前的时代错位之事,而这样的事情将在未来的数个世纪时间中拥有决定人类未来生活格局的权能,这实在令人诧异。人们常说杰斐逊是“千年一见的人”,亚伯拉罕.林肯也确认“一切荣耀统归杰斐逊”,无论此说是否允当,杰斐逊在很大程度上都成为了美国宪法和美国自由帝国的塑造者。他的帝国语言同汉密尔顿的国家语言之间难以调解的冲突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这个自由帝国的矛盾式存在和二元悖反的命运;一方是高昂、深沉的理想主义,另一方则是马基雅维利式的现实主义。奥鲁夫不失敏锐地评论说:“共和党人发动的‘1800年革命’确保了他们所激发并利用的民族感情至少在当时不会集中在联邦国家身上,拒绝接受联邦党人所说的统一、‘有活力的’后帝国政权,占支配地位的共和党人在推动一种完全分散的和去中心的国家认同,这种认同可以通过在年轻一代爱国者看来是在重现革命的选举动员中得到不断更新。反对强大的中央政府侵犯的美国人惟有在意识到他们是一个民族的时候,他们彻底实现共和的帝国才能成其为一个国家。”简言之,如果说共和帝国或者自由帝国观念将不断地在经验领域遭遇挫败,那么也可以说,恰恰正是这一系列的挫败,强化了共和帝国观念在美国的生命力,因为这种生命力正是源自理想和现实之间的二元张力,一旦这一张力消失,美国帝国语言所能唤醒的生机力量也就随之消失了。

   对于此种共和主义先知政治观念,恐怕没有人能像亨利·亚当斯那样给出如此一针见血的点评了:“杰斐逊的理论乃是弗吉尼亚的共和理论,而非民主理论;他的共和主义同宾夕法尼亚和新英格兰的民主观念没有任何共同之处,除了热爱自由而外;弗吉尼亚的自由观念同北方的民主自由观念可不是一回事情。”就这样,美利坚生活的两大传统,新英格兰的加尔文宗清教传统和弗吉尼亚的自然神论传统,确切地说就是杰斐逊主义,分别以汉密尔顿和杰斐逊本人为人格化的体现者和伸张者,在一系列历史事件推动之下,融构出美利坚生活那奇异的悖论格局,并最终成为主宰着美利坚内政和外交的两大潜流。佩里·米勒在《清教徒》一书中对这两大传统之于美利坚生活的塑造已经成为经典,他得出结论认为,无论是从马萨诸塞统绪出发,还是从弗吉尼亚统绪出发,在美利坚之天命的问题上,在美利坚之德性的问题上,结论都是一样的:美国是一个自立于旧日历史潮流之外的“孤立”民族,是得到上帝特殊恩宠并受命铸造人类新开端的民族。由此观之,将美利坚之权利观念、德性观念以及那种兼具“孤立”和“世界主义”的天命观念,溯源于清教精神,显然是有失偏颇的;不仅如此,以美利坚实际的历史进程观之,这种看法显然也是发生了严重错误。在这个问题上,正如美利坚生活最为深刻的剖析者詹姆斯·布赖斯评述的那样:“有人会说,美利坚政府和宪法乃建基于加尔文神学和霍布斯哲学。此说是否恰当,姑且不论,有一点是无论如何都是真实的:1787年宪法当中灌注的人性观点,乃是铁打的清教观念。确切地说,1787年宪法乃是一批有着深沉的原罪信念的人创制而成的,这批人乃决心竭尽所能地关死越权和滥权的门径。此种精神乃同1789年法国人的那种热情洋溢的乐观精神恰成对照。这不仅仅是种族气质的差异问题;这是根本观念的差异。此种清教精神乃融合了双重的律法精神。制宪者们并不是那种依靠伦理力量来协助政府运作的人,相反,他们设置了一套精密的法律体制来保持各分支机构之间的平衡。宪法的诉求并不是为了为了达成伟大的共同目标而去保证一个好政府,而是要避开诸般政治恶端,不仅仅是来自坏政府的恶端,也包括了来自强政府的恶端,因为强政府很可能会威胁到既有的共同体以及公民个体。1776精神,若是从《独立宣言》以及帕特里克.亨利的辉煌生涯观之,则主要是一种革命精神,这种革命精神乃体现在对抽象原则的信仰,也体现在革命者们的一项决心当中,说白了,革命者们乃决心推行巨大的政治变革以扫荡诸多人间恶端,尽管此类恶端在冷静的历史评判当中并没有丧失生存空间,而且,此类恶端也是有可能藉由不那么强劲的办法来加以清除的。但是,1787精神乃是一种英格兰精神,因此可以说是一种保守精神,革命斗争所激发的对暴政的仇恨当然浸染了这场革命,对人间不平等的那种初生的憎恶同样也浸染了这场革命,不过,总体而言,1776精神乃是一种英格兰精神,此种精神之诉求乃是要依循先例指明的老路行走,将政府视为维持秩序并保障一切人之权利的手段,而不是什么伟大的、理想化的权能,仿佛这种权能真的能够引领并培育民族生活一样。”

   显然,所谓清教徒精神之于美利坚生活,真正的要义就在于对人性之罪恶以及权力之罪恶的深沉意识,制宪者们正是以这样的意识作为指导原则,制定了极具保守特质的1787宪法。更确切地所,清教精神之于美利坚,主要是在内政王国发挥了主导权能,在建立并维系国内正义以及和平方面,这部宪法在诸般历史机缘的推动和辅助之下,取得了令整个世界历史为之侧目的成功;但是追究此一成功的背后机理,却也显然是超越了布尔乔亚阶层的文化洞见的;无论是麦迪逊还是汉密尔顿,对政治-社会问题和政策的见解和态度毫无疑问都是现实且实用的,《联邦党人文集》对历史经验、历史起落的意识和品鉴,如若一定要做个类比的话,则可以说是站在埃德蒙·伯克这一边,托马斯·杰斐逊则是严格地站在法国大革命的抽象主义和乐观主义一边,同他们对峙。由此造成了美利坚生活当中内政方面的实用主义和现实主义态度,以及对外领域的理想主义态度;在此种各据一半真理和一半错误的悖论格局当中,美国人在理论上总是站在布尔乔亚观念一边,在实践上却是权力制衡机制以及治国术的大师。

   此一鸿沟的观念源头和历史渊源自然非杰斐逊莫属,正是杰斐逊的弗吉尼亚观念,催生了美国人创造崭新政治体乃至崭新人性的巨大热忱,更对自身之“纯洁”建立起根深蒂固的信念,这已然同清教徒的原罪观念不但相去甚远,更是背道而驰了。杰斐逊的“纯洁”观念当然不会植根于新英格兰的启示宗教文本,而是藉由法国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及其自然神论,淬炼而成;正如他在《弗吉尼亚记事》当中着重阐发的那样,“自然的上帝”乃是超拔于历史起落和世事罪恶之上的。据此,美利坚的天命便是在一个腐败且罪恶的世界上藉由创立新共同体的办法,制造人类事务的新开端。他宣示说,“欧洲的那些君主本应当竭力将臣民从目前的无知和偏见当中解放出来,然而,他们却如此热忱地干着相反的事情,如此一来,即便给他们千年时光,他们也不可能达到我们今天的水准。”

   每个世界历史民族都有自身的罪恶,美利坚民族最为严重也最为根本的罪恶,毫无疑问就在于这种拒斥罪恶的“自我纯洁”观念和态度。杰斐逊的“纯洁”观念一旦面对现实,当然会制造出美利坚幻想和美利坚现实之间的鸿沟,令此一观念本身如若避免被放弃的命运,就只能发生极度的变形和扭曲;在这个问题上不妨看一看尼布尔的锐见:镀金时代结束之后,迎来了进步主义时代,“巨大经济权能的操持者们反而是采纳了杰斐逊有关政府权能越小越好的教义。此时的美利坚民主,就如同这世界之上一切健康的民主体制一样,学着对政治权能实施更为平均的分配,既然政治权能是无可避免的而且就内在语普选制度当中,此举显然是为了对抗经济生活中权力集中的趋向。这个进程在‘新政’催生的国家政府体制当中达到顶峰,新政乃构筑了农民、工人和中间阶层的大联盟,并动用国家的权力在住房、社会保障以及卫生保障等等方面建立最低‘福利’标准。很显然,上层和特权群体并没有从这种最低限度正义标准当中获益太多,他们要比‘福利国家’的支持者付出更大的成本和代价。于是,他们便运用杰斐逊主义这一意识形态武器来抗击此一潮流;此前那些因杰斐逊主义的平等取向而受益的阶层则放弃了这种意识形态,因为他们已经无法确定经济关系领域的彻底自由是否就能导向平等。就是在这样一个进程中,社会中下层逐渐发育出对社会-经济生活当中的权力要素的现实主义意识,反而是上层和特权阶层祭起杰斐逊的大旗,借此继续维系古典自由主义的幻象:权力并非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因素。他们认肯利益的力量;不过,他们也认定,利益竞争本身就能够达成正义,无需权力的介入和道德的规训。问题是,除非各种利益背后的权力得到公正且公平的分配,否则正义格局就是无望的,很显然,在背后支撑利益的权力并未公平分配。既然美国是作为一个布尔乔亚社会发育起来的,古老封建文化的残留只是作为精神气质的点缀品存在,那么这个社会也就天然地趋向布尔乔亚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的核心就是:人类关系和人类共同体当中,权力终究是邪恶且有害的,经济利益才是纯洁且无害的,经济利益才是理性。”

   二、非罗马化的美利坚

   我们将看到,就是这样的“自我纯洁”意识,这种传承久远的杰斐逊主义,而非清教徒精神在推动并支配着美利坚的“世界主义”进程。

从比较的角度来看,美国显然不是行政一体化的帝国,但也绝不是类似罗马帝国那样以设想中的公民权之普遍扩张为基础的帝国。美国自身的经济体制,尽管联邦干预程度以及集体化程度已经相当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5771.html
文章来源:《复旦大学政治哲学评论》第12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