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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汎森:跨学科的思想史——以“废科举”的讨论为例

更新时间:2021-03-29 11:58:18
作者: 王汎森 (进入专栏)  
它也具有前面所提到的五个元素。识拔的标准是片面而主观的,没有人能“真正”了解成千上万人的能力,甚至所谓“真正了解”是不是一个正确的表达方式,也值得考虑。而且所谓某某人有没有能力也是部分的,没有一种可以对个人的“全部”才能、德性一览无余的判断机制。15

   就像朱敬一教授所说的,“传讯”源于交易双方所拥有的信息不对称,既然无法直接沟通,只好求助于“传讯”。譬如商人或劳工皆需透过信息的传递,让别人知道谁是“优质”的。常用的例子是如医疗保险市场或二手车的市场,如果一部二手车外表打理得非常光鲜,则它的车况包括是不是在台风来袭时泡过水,基本上从外表是看不出来的,这时如果祭出“半年免费维修”,则可以“传讯”车子的车况。16

   斯宾塞的传讯理论已经应用到许多方面,如劳动市场、教育理论、契约订定、竞争行为、产业发展乃至于公共政策之形成,远远超出我的能力所能掌握的范围。在这里我仅以他的经典名著Market Signaling一书中所举的市场中的传讯机制为例,谈市场的传讯机制经常要问的几个问题。而如果我们把书中讨论市场中征人与应征者的种种关系,想象成是科举考试中考官与考生的关系,则有相当程度的仿佛性。以雇佣市场为例,如雇主用什么“符码”来传讯他们所偏好的人才,而这些“符码”由什么决定,符合他们的需要吗?“符码”何以一直改变?它们有完成传讯的需求吗?人们了解雇用者或政府不想传讯的东西吗?在市场中,雇用者用什么“符码”展示其对人才的优劣判断,而应征者如何理解?应征者如何努力以符合那些“符码”的特质(譬如考科举时,把八股文写好一点) 以公共政策为例,如果当局将长照纳入健保,这即是一个重要的signal, 那么人们的理财规划(如存老本)便会有所不同。如果当局将买房的贷款比例降低或提高,即显示当局想要鼓励房市或打压房市。一个环评委员会的组成中,如果当局将生态派环评委员换掉,代之以产业派委员,这也等于送出一个信息,表示当局想以产业为重,而这则信息也将改变投资者的计划。

   如果用“传讯”来解释科举,在一个广土众民、人才不知散在哪个角落的帝国,用什么方式来“量人”,决定一个人可以进入仕途或决定一个人是“忠”或“奸”?凭借科举,这个帝国似乎得到一个并不一定让所有人满意,但是却相对稳定、公平、便利的解决办法。借用斯宾塞的“传讯系统”的观念,则科举是一套识认人才的“传讯机制”。有些时代是以对经书解释程度的高超与否作为传讯符码,有些时候是以“八股文”的好坏作为传讯符码,好似认为八股文做得越好就表示他越有聪明才智、越为忠诚、越有资格成为精英。

   如果把科举想成一套传讯机制,那我们可以考虑以下问题:正如“传讯”系统有声望高低之别,不同时代的科举系统的信赖程度亦有所不同,政府如何维持科举的信赖度?考官对抡才大典的可能结果随时在揣想着,考官也想从各种表征去区别出人才的好坏,一如公司征才时,雇主们想从应征者的履历、举止、态度、衣着中看出一些端倪。17而考生也会依据当时文风所显现的传讯符码(commutative code),尽量改善自己、尽量“投其所好”。考官会渐渐形成一些沟通符码,而这往往受时代风气的影响。在某一个时代,人们认为边疆的知识重要,在其他时代人们认为金石学的知识重要,正如《凌霄汉阁谈荟》一书中说:“壬寅(1902)、癸卯(1903)、甲辰(1904)乡会试,着重时事、经济、科学、西方政俗,皆生员所未曾学得。”18上述这四种“沟通符码”:时事、经济、科学、西方政俗成为考官的偏好,若连续一两科获取的都是这一类的文章,则众多考生便会尽量设法趋近它们,尽可能增进或改变自己可被观察的表现,使自己看起来更吸引人,造成士人风气的变化。“沟通符码”的形成很值得探讨,譬如一样都考八股文,但八股文中的许多细节,甚至字体的差异都是不同的传讯符码。正因为才能是不透明的,所以前前后后才会发展出许多考试的方式,这些考试方式即“沟通符码”,让人们知道在哪些方面表现才是获得考官青睐的依据。明清科举制度的八股文是其中之一。在明清时代,考官们透过八股文的好坏“钓”出考生的才能。考官之所以用八股来“钓”出考生的才能,是因为当时人们或多或少相信八股文的好坏,即可大致看出一个人的才能、性情。一如买者在买的当时,不完全知道所买之物的真正品质,所以可能依赖名牌来做选择。

   从传讯机制出发来了解清末废除科举,可以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几个重点。首先,“废科举”可以理解为传讯系统的崩溃,而在经济学中对传讯系统崩溃所造成的研究很多,可以借鉴。清代末年科举与新式“学校”之间的竞争,就好像贝克尔与斯宾塞的争论的翻版。科举理解人才的方式,比较接近斯宾塞;而清末新式学校的逻辑,则比较接近贝克尔人力资本的说法,把人化为可以直接应用于生产的资本,而不是像“传讯系统”透过一种不一定跟“内容”相关的传讯来进行。

   我对“传讯机制”的了解是很少的,而且其中有许多是我的扩大想象。不过无论如何,提到跨学科的研究,不是要成为那一科的专家,而是想借此打开一个比较宽的视野,提醒我们问一些原先不一定会去问的问题。接着我想以它为引子讨论与“废科举”有关的几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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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科举”是将行之近千年的一套仕学合一的传统切断。虽然之前经过不短时间的酝酿,是一株已经被反复推、摇了不短时间而终于枯死的大树。但当科举被正式废止时,仍然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许多人都惊慌失措、如丧考妣。“废科举”在思想文化上影响很大,而且目前已有的研究十分丰富(如艾尔曼、罗志田、关晓虹等,无法在此一一列举),大致而言都倾向同意自从科举这条大动脉被斩断之后,旧文化、社会、政治的传统失所依持,许多原来的社会系统崩溃,许多原先处于边缘的或新加入的分子得以成为主流,或是成为主流之一。仕学合一传统之中断、四民秩序之崩溃、上层与下层社会沟通机制之中断、“自然知识”压过“规范知识”、士的“自我边缘化”、思想文学的解放、多元价值观之出现、新知识分子之产生、新式职业社会之出现、乡绅社会之解体等都是比较明显的现象。

   在“废科举”之后,如果以“传讯机制”理论为引子,下面几点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由于科举是一个行之千年的选拔精英的传讯机制,它的中断使得谁可以成为精英成为一个暧昧、可疑的问题,因而产生了各式各样传讯机制,有的是旧制度的,有的是多元叠合,或者是各种花样。在传讯中断时,买方与卖方,也就是官方与百姓都在寻找对方的存在,猜测有限信息或谣言到处横行。由于没有信息被传达出来,人们只能用先验猜测的平均值来当作和政府互动的基础。

   第二,“沟通符码”的问题,也就是质问“什么等于什么”的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传讯符码都是在上位者或某些人可以任意决定的。事实上“什么”等于“什么”,总是受时代氛围或风气的形塑,而且它有产生有利结果的一面。有时候某种氛围或某种风气是由居于领导地位者所引起,譬如君主的爱憎影响一代学术风气者,张舜徽《壮议轩日记》举例说,清仁宗时白莲教乱平,曲阜的衍圣公具疏入贺。朝廷优诏褒答曰:“愿卿昌明正学,正学明则邪说自熄。”张舜徽说,从此士大夫表彰“正学”之文盛行,如程晋芳《正学论》、蒋琦龄《崇正学》之类,张认为由此可知有某些时候一代学术之转变,“又不可不取资于当时诏命也”。19

   一些特殊的“符码”,譬如八股文、小楷、试帖诗,虽也可以用来鉴别智力、学养、性情,但是如果要选拔实干的人才,而不只是在翰林院中优游涵泳,备位清华,点缀太平,八股文等“符码”便显得有些牛头不对马嘴了。后来改试策论,时事、经济逐渐成为考题内容,使得“什么等于是什么”产生了一定的变化,再后来大量考科学、西学时,“什么等于是什么”又有了重大的变化。

   废除科举使得许多沟通符码失效,许多与这些符码相关的,也就是与八股文化远近相关的种种政治、社会、文化都失去其依附的根据而彻底动摇了;同时也因为“旧”的动摇,每每也使得“新”的出现成为可能。不过因为是传讯机制的中断,是买方卖方关系的中断,“仕学合一”的传统中断,与符码有关的政治、社会、文化等元素失去附着之处,并不是彻底的被否定或排除,而是从接榫处散碎开来漂浮各处,或处于边缘,并非全然消失。

   第三,在后科举时代,功名的传讯功能并未完全失效。它虽不再是唯一、也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但它可以转换成社会声望,或与其他有效力的传讯机制结盟。晚清末年,许多人去日本留学获取一个文凭,或是加读法政或速成学堂,形成以旧功名与新功名复合的“复合传讯”,或“接力式传讯”。因为有各种不同的传讯管道出现,形成了多元竞合的情况。这些新的、多元的传讯机制是什么?如何产生?是很值得探讨的。舒新城在《我与教育》中提到,他一度进“地方自治研究所”,因为当时人们认为“地方自治研究所”毕业之后即可以在地方作“绅士”,20可见当时人对新的管道有一些复杂的换算方式。而且当时人际网络的性质也产生微妙的转变。如王锡彤《抑斋日记》中所显示的,在废除科举之后,原来由旧功名者所形成的网络,很快地与日本留学归国者所形成的新功名网络嵌合在一起,21互相援引,互相合作,在官、商社会中形成新的精英群体。

   第四,在纷然并置的传讯渠道中,有“强传讯”、“弱传讯”之别,两者竞争、交织,不能简单地以“废科举”后一切皆中断来解释。事实上,科举这个持续近千年的主要“传讯机制”中断了之后,仍然余音绕梁,22并且与其他的传讯渠道互相竞合。所以,这整个变化是由一个稳定、单一、权威的传讯管道变成像“物联网”般、许多想不到的事物都在发挥传讯的功能,成了“无所不在的传讯机制”。但整体而言,对大部分的人来说,废除科举切断了主动脉,至少对一般人来说,不再存在一个公认的标准/渠道来鉴别进入仕途的精英,变成可能是靠关系、找推荐、拉派系,甚至拐、骗、夺各显神通。用舒新城的话是“各奔前程”,23或是用吕思勉的话说,变成一个“侥幸社会”24——侥幸得之、侥幸失之,不像科举功名的阶梯那样有标准可循。后来吕思勉写过若干文字鼓吹文官考试,多少也是对“侥幸社会”的不满。而且精英形成的管道变得混乱而不可预测,才有《郑超麟回忆录》中所提到的“绅士大换班”,25说以前的老绅士死了,谁可能替换上去,多少是可以猜到的,可是在废除科举及辛亥革命之后,变得不可预测了。

第五,多元叠合的“传讯机制”。我们可以比较确定地说,在废除科举之后,确认谁是精英成了一个困扰的问题,尤其是在地方社会。但清末官方始终想以一套比照的方式来应付这个问题,以学堂的文凭比照科举的功名,奖励出身、特科进士等等,名目繁多,不一而足。废除科举之后的“比照”风,可从徐珂编的《清稗类钞》“讥讽类”的“洋进士洋举人”条看出端倪:“科举时代之进士、举人,略如欧美日本之学位。宣统己酉,学部奏酌拟考试毕业游学生章程,中有分等给奖一条,列最优等者奖给进士,列优等、中等者奖给举人。各冠以某学科字样,习文科者称文科进士、文科举人,他科仿此。顽固之人以若辈皆自东西洋游学而归也,辄以异路功名视之,谓之曰洋进士、洋举人。……游学生既经学部考验合格,分别等第,于保和殿举行廷试,即科举时代之殿试也。廷试须作经义一篇,题由钦命。主试、襄校、监临、临试、提调、收掌、弥封、庶务、监场各官,一切职掌,于向之乡、会试情形大相类似。盖朝廷之于学校,固仍以科举视之耳。”26从这一段文字可以看出:一方面是在“学校”与“科举功名”之间不停地附会比照,另一方面也让人感觉清廷仍多少希望把“华衮之权”,也就是“传讯机制”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同时也在两个渠道之间——一方面是以“学校”养成人才,另一方面是以“科举”甄选人才,取得一个比照。一般百姓也如此期待着,傅斯年回忆说,他在中学堂读书时,每次回家乡,总有人问他:“几时出官,官有多大”,而当清廷决定停止比照出身时,一些家长便把小孩从学校叫回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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