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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杰文:中西文化碰撞中传统学术方法的变迁与学术研究体系的重构

更新时间:2021-03-29 06:35:09
作者: 郑杰文  

   内容提要:中国传统学术方法以经学方法为主体,历经千余年演变而独具特色。自19世纪中后期起,传统学术方法在西学东渐过程中开始发生变革。学术界出现了以梁启超、胡适为代表的中西学术方法并用的“结合派”,以王国维、陈垣为代表的改良传统学术方法的“变新派”,以陈寅恪、饶宗颐为代表的发展传统学术方法的“传统派”等不同流派。前辈学者的学术实践为认识中国传统学术特点和重构当代中国学术研究体系提供了宝贵经验。产生于东方文化环境中的中国古典学术具有迥异于西方学术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手法,因此在重构当代中国古典学术研究体系的过程中应从东方学术特点出发,以整理、会通古代典籍为基础,将中西学术方法结合起来进行义理研究,重构具有“东方本位”的学术方法体系。

  

   关 键 词:学术方法;西学东渐;东方学术体系

  

   作者简介:郑杰文,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山东 济南 250100)。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西方现代学术方法、学术理论大量涌入中国学术界并被运用到中国古典学术的研究中去。西学方法与理论在为中国古典学术研究提供新视角、开拓新领域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其产生的文化土壤与中国文化迥异,故在运用西学方法、理论研究中国古典学术的过程中难免产生“方枘圆凿”或“削足适履”的现象。近年来,中国学术“本土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在此过程中,回顾中国传统学术方法的发展历程及在近代面对西学方法冲击时的反应,不仅可以为中国当代古典学术研究提供有益借鉴,而且有助于在西学体系之外构建独具特色的东方学术体系。

  

   中国古典学术以儒家经学为主体,经学研究方法的产生则始自孔子。孔子早年继承“官学”系统中“信而好古”的学术理念和“述而不作”的学术方法;晚年由于社会政治思想的变化,改为“信古为今”的学术态度和“改作言教”的学术方法。

  

   西汉起,经学方法经历了五种历史形态:在继承孔子晚年“改作言教”学术方法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西汉今文经学家整理和研究经典的“微言大义”方法,在继承孔子早年“述而不作”学术方法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两汉古文经学家整理和研究经典的“章句训诂”方法。

  

   延至南北朝,南、北学者各持己见,经义注疏混乱,“南北之学”矛盾不解。唐代“大一统”局面下,南北纷争的学术亟需统一,故唐太宗“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考定《五经》,颁于天下,命学者习焉。……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①。此外,贾公彦撰有《周礼疏》《仪礼疏》,徐彦撰有《春秋公羊传疏》,杨士勋撰有《春秋榖梁传疏》。它们与《五经正义》合称“九经义疏”。“九经义疏”等注经成就使得“书证式”的注疏之学发展到顶峰,后人难以超越;而释、老二学泛滥所形成的对儒学的强力冲击又使得以捍卫中华文化命运为己任的知识士子倡起“毁佛”之风。于是,在这种固守中华学术本位的新历史文化背景下,唐代宗(762-779年)前后出现了与“笃守古义”“各承师傅”的经学传统颇异其趣的两大学术倾向:“舍传求经”与发挥诸经义理。这种学术倾向成为宋代经学的先声。

  

   宋代经学典籍整理和经学研究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对自汉以来章句训诂之学的对立和发展。汉唐以来大量陈陈相因的传笺与疏解,使得经学难以适应现实需要,使得怀疑旧注、重新探求经文原义的宋学应运而生。宋学破旧注、发新说、重义理,具有大胆怀疑精神,取得诸多成就,但其进一步发展,由改经注发展到径改经文,如王柏著《诗疑》而删《诗经》“淫奔诗”30余首、蔡沈作《书经集传》臆改《尚书》等,这实际上是今文经学家的治学传统;加之陆九渊宣扬“六经注我”②,有点全部推倒儒经注疏甚至经文的味道,因而使得今文经学方法逐渐被学界舍弃,遂有清代乾嘉考据学的兴起。

  

   清代学者对宋学的增字解经、妄为“叶音”甚至径改经文等解经方法不满,故重倡汉学,复用举例为证的古文经学方法并加以发挥,引用众多的古书实例,来证明字义、注释音读、校理错字错简,从而推求经典义理,被称为“书证求义”的朴学方法。这种书证方式中融涵的扎实考证精神,为后人注书立下了一种可靠范式,但由于清儒注书过分单一地使用书证归纳法,而不知运用其他方法,故亦有让人诟病之处。因此,传统学术方法的改革迫在眉睫③。

  

   传统学术方法改革的内在需求,与19世纪中期以来“西学东渐”之风带来的西学方法碰撞融合,导致了近现代学术史上学术方法的变迁。乾隆盛世后,清王朝急剧衰落,内政腐败,外侮入侵。历来以“担道义”为己任的知识士子,忧心如焚,寻求救治良策。于是,改革朝政的呼声高涨起来。政治风气变革与文化学术风气的变化相表里,鸦片战争前后出现了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代表的学习西方科技的主张,“西学东渐”的文化劲风开始在中国疾吹。

  

   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西学及学术研究方法渐次介绍到中国。最早传入的西学是天文、历算、机械制造等应用科技知识,其次是数学、物理学、化学、地理学等自然科学理论,再次是法学、教育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理论,最后是学术方法。在西方学术方法和中国传统学术方法的双重作用下,近代中国学术界的学术方法发生了深刻变革。

  

   西方学术方法对中国古典学术研究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如邹伯奇、陈澧、杨保彝、张惠言等晚清学者在整理研究《墨经》的过程中,已注意利用西方科技成果来比照墨学内容④,但他们仅仅是用西方科技知识部分地代替了传统的书证内容,所用仍是“书证式”注墨,未在方法层面作出根本性突破,更没有析论式的墨学义理研究论著。真正将西学方法引入墨学研究领域的学者首推梁启超。梁启超在其所著《子墨子学说》一书中结合西学方法注墨、研墨。

  

   从论述结构上看,《子墨子学说》前有《叙论》,以下分六章依次梳理了《墨子》所包含的诸种学说和影响,以及墨学传授系统。每章下再分节论述。这种结构方式,是西方的论著方式。从所用语词看,该书每章的章名、节名以及内文论说,多借用西方词语,如章目取“墨子之宗教思想”“墨子之实利主义”“墨子之政术”等,又如节名称“中西宗教家哲学家爱说之比较”“墨子兼爱说之梗概”“墨子兼爱说之批评”等。从考论方法看,也有借用西学方法者,如第一章第一节中仿日本高濑武次郎《杨墨哲学》,将中国古籍中所论之“天”,综合分析为“有象”“无象”之天;“无象”之天又析为“有灵”“无灵”之天;“无灵”之天又析为“运数因缘”的“命”天,与“原则理性”的“理法”天;并使用了列图表现方式⑤。这是借用西学方法中的析论方式。另外,梁启超还使用了西方的比较论析方法。如第三章第一节中,将印度“外道”的爱灵魂不爱躯体、希腊阿里士帖菩(Aristippus)和伊壁鸠鲁(Epicurus)及中国杨朱的绝对自爱而不顾他人、儒家的亲亲尊尊等差之爱、墨子及耶稣的无等差之兼爱、佛家的普爱众生,逐一列出以作比较⑥。这实际上是仿效西学的比较方法。

  

   但细读《子墨子学说》我们就可以发现,这类新的论述方法的使用,在书中少而又少;大量使用的,仍是清儒排比书证的论说方式。大部分章节下(第四、五、六章不分节),都是先提出一论点,接着排列《墨子》书中相关原文,然后略加综说。这实际上是对传统的古文经学家“循经求义”注经方法和今文经学家“发挥经义”解经方式的引申⑦。因此,梁启超虽然较早地接受西学方法并加以使用,却没能很好地将中西方法结合起来。

  

   相比于梁启超,胡适对西学方法的接受与运用则娴熟得多。胡适于1917年至1918年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先秦名学史》基础上完成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中,继承宋学方法中的“怀疑精神”,将杜威的五步思维法与汉学、清代朴学的书证法有机结合,融汇中西学术方法⑧,创设了实验求证的材料考辨、明变求因的解析研究、发展流变的历史评价的“三步研究法”。

  

   胡适遵从杜威实验主义规范,从事学术研究时首重材料考辨。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中强调,研究哲学史的“根本工夫,叫做述学”⑨,即研究材料的考辨和整理。他把研究材料分为“原料”(各哲学家的著作)和“副料”(有关哲学家及其著述的其他材料)。两者在使用前都须考辨真伪。考辨方法有五种:史事真伪法、文词特点法、文体特点法、思想鉴别法、旁证法。审定后的材料须经校勘、训诂、贯通(即会通材料内容,理解思想脉络)的三步功夫。至此“述学”完成,才进入明变、求因、评判的研究阶段⑩。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卷)在论说诸子学说时,十分注重对各家学说的渊源、产生、发展、变化、影响的线性论述;而在这样“明变”的同时,又将“求因”贯穿其中,作逻辑的横向研究,分析某家学说产生及变化的社会背景、学术原因;从而作纵横两方面的论述和分析。并在论述和分析中使用了比较法(如儒家对立观点的比较)、考证法(如墨子年代考)、解析法(如对“三表法”的分析)、表谱法(如对墨辩逻辑辩式的解说)等。这就是胡适“明变求因”的解析研究方法。

  

   胡适不把某家诸子学说当作一种孤立的学术存在,而是把它置于先秦诸子学说发展系统中作历史的考察。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卷)以先秦诸子的哲学方法为主要研究对象,依次研究老子的无名论、孔子的正名论、墨子的论辩逻辑、庄子的思辨逻辑和荀子的名辩逻辑,并试图寻绎它们的内在联系和发展线索,试图在梳理先秦哲学方法诸命题的发展递变中,凸现某家学说的历史文化作用。这是胡适哲学史研究中“发展流变”的历史系统方法。

  

   在胡适所创立的实验求证的材料考辨方法、明变求因的解析研究方法、发展流变的历史系统方法中,体现着中西学术相融的文化精神。

  

   除借用西学方法、西学概念以研究中国古典学术外,在中国近代学术界特别是古典学术研究界,传统学术方法仍有顽强的生命力。除胡适、梁启超等中西学术方法并用的“结合派”以外,不乏立足于传统学术方法并对其进行改良、修正或延续传统学术方法的学者,前者有以陈垣、王国维为代表的改良清代“书证式”学术方法的“变新派”,后者有以陈寅恪、饶宗颐为代表的延续传统学术方法的“传统派”。

  

   清代“书证式”方法的优点是寻求尽可能多的书证来作注释、考证和研究,作者主观上想用完全归纳法,但中国古籍浩如烟海,他们实际上做不到完全归纳而实际上在使用枚举归纳。这一方法到陈垣手中,却寻求到一种新途径——部分完全归纳法,即划定一定材料范围的“完全归纳法”。如陈垣对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汉王父母妻子”条的校正,即为运用部分完全归纳法的显著一例(11)。

  

关于楚汉相争中项羽所拘刘邦家属包括何人?陈垣遍查《史记》及《汉书》有关此事之全部记载,发现《史记》提及此事七次(12),三次称“父母妻子”,另有四次称“太公、吕后”或“太上皇、吕后”;《汉书》提及此事五次(13),(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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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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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史哲》(济南)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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