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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杰文:中西文化碰撞中传统学术方法的变迁与学术研究体系的重构

更新时间:2021-03-29 06:35:09
作者: 郑杰文  
四次称“太公、吕后”,一次称“父母”。因而得出“父母妻子”、“太公、吕后”“此两语可以随意使用,不能依此作为刘邦有无母子在楚军做人质之证据”(14),从而对“顾炎武《日知录》据《汉书·高帝纪》所称之‘太公吕后’,认为只有刘邦之父太公及妻吕后,并无刘邦之母”,与“赵翼《廿二史札记》据《史记·高祖本纪》之‘父母妻子’,则认为除太公及吕后外,尚有刘邦之庶母及庶子肥”的争论作了纠正和补充(15)。

  

   这样,陈垣在使用清人注释古籍的“书证式”方法时,先依据所研究对象的“时间性特点”和“地域性特征”来划定某一“合理性考察范围”(如上述考楚汉相争中项羽所拘刘邦家属包括何人是以《史记》及《汉书》为考察范围),然后穷尽此考察范围内的所有“书证性”材料,即在某一特定“合理性考察范围”内实现“完全归纳”,从而解决“枚举归纳”的“证据或然性”问题,从而得出必然性的结论,来弥补清人“书证式”方法的缺陷。

  

   为扩大“书证”范围,王国维受罗振玉启发,突出强调出土文献在文史研究中的作用。王国维在清华研究院讲演时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材料之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16)以“地下之新材料”弼正或补充“纸上之材料”,对于古典学术研究,尤其是对于资料相对缺乏的先秦两汉学术研究,具有重大作用和重要意义:其一,可补充传世文献内容的不足;其二,可为传世文献的作年考证提供“时代坐标”而提高其利用价值;其三,可启发我们部分还原随着时间的一维性特点而从当代研究者视野中消逝的“文献、文化、作者三位一体”关系的链接,从而使我们打破传统的学术思维惯势,启迪我们去发现传统研究视角、传统研究课题之外的新问题。不管是王国维倡导的“二重证据法”也好,还是在此基础上结合西方传入的民族学、民俗学方法而于20世纪中叶出现的“三重证据法”也好,都可算是对清人“书证式”学术方法的改良,对于古典学术研究有所裨益。

  

   在近现代学术史中,延续和发展传统学术方法的学者,可以运用“诗史互证”方法的陈寅恪和倡导“融通各方”的饶宗颐为代表。

  

   文史不分是中国古典学术的显著特点。战国秦汉人解《诗》已用“诗史互证”法,如《诗序》谓《诗经·硕人》诗“闵庄姜也。庄公惑于嬖妾,使骄上僭。庄姜贤而不答,终以无子。国人闵而忧之”(17),试图以庄姜失宠的历史故事来解此诗;而汉人解《诗经》中之历史诗更多用此法。东汉王逸作《楚辞章句》,穷搜史实及楚地风俗礼制以解之。如解《天问》“勋阖梦生,少离散亡。何壮武厉,能流厥严”四句,引吴王阖庐夺王位一段史实解之(18)。杜甫诗自宋人起称为史诗,后来研究者多索隐其中史实,最有成就者为钱谦益《钱注杜诗》,以考证杜诗与史实间的联系为主,将史诗互证广泛运用(19)。

  

   陈寅恪将这一方法作为其学术研究的主要方法。早在20世纪30年代,陈寅恪即从《钱注杜诗》中得到启发,关注唐诗与唐代史实间的关系,于1935年作成《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辨证》,以李商隐《无题》中“万里风波一叶舟”一句考订李德裕归葬日期(唐宣宗大中六年即公元852年夏),此为据诗考史之始。他于30年代末以八年之功作成《韦庄〈秦妇吟〉校笺》,考出这一敦煌卷子中发现的唐代长诗所含的史实——黄巢进长安时,作者从长安东奔洛阳,经汴路逃于东南。并考东南因军阀混战,阻断水陆交通,人民困苦不堪。并由《旧唐书·杨复光传》《新唐书·王重荣传》所记两军合攻黄巢事,考证韦庄此诗所记秦妇之遭遇,有《北梦琐言·李氏女》事官军之隐情,故韦庄事后蜀王建后,因其手下大将多官军旧将,因致此诗不敢流传。1950年,陈寅恪作成《元白诗笺证稿》,考二人诗中所含唐代史实。最后,陈寅恪移志于明末清初钱、柳诗,作成《柳如是别传》,以明末清初钱谦益和柳如是的诗歌为研究对象,杂以柳如是与陈子龙关系,用诗史互证的方法,考证钱、柳、陈二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政治变迁以及人情风俗等,以大量诗文资料考证三人的心态品性,从而将那一段江山易代的历史风云再现在读者面前(20)。

  

   总体看来,陈寅恪的诗史互证方法有如下特点。

  

   其一,诗史互相考证发明,以史实证诗,以诗句证历史。如考《琵琶行》白居易是否真与琵琶女同船,洪迈《容斋三笔》之《白公夜闻歌者》条,以不合礼法谓白居易未入,而陈氏《元白诗笺证稿》第二章《琵琶引》中分析:“惟其关于乐天此诗者有二事可以注意:一即此茶商之娶此长安故倡,特不过一寻常之外妇”(21),即相当于“同居”,社会舆论不作为茶商之家人,可入;二考唐代受胡风影响,不拘礼法,确入。这是以史实证诗。以诗句证历史,则上已举数例。

  

   其二,由小证大。陈氏不管是以史实证诗也好,还是以诗句证历史也好,绝不像清人那样仅止于字词考释,仅止于个别史实的考求,而是能由小见大,由小证大,从中探索历史规律,或解释某种社会现象,或解释某种文学特点。如其考韦庄《秦妇吟》,由此证唐末东南之乱,由此揭官军中掳掠妇女之苦。又如从其研究杜甫诗的三篇文章《以杜诗证唐诗所谓杂种胡之义》《书杜少陵〈哀王孙〉诗后》《庾信〈哀江南赋〉与杜甫〈咏怀古籍〉诗》中,分别将诗中“杂种”“朔方健儿”“无赖”等词句与史书所记唐代史实相印证,考证唐代的军事建制、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等。在这样的考证中,陈寅恪特别强调考证事件之时间、地点、人物间的有机关联,注意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

  

   其三,反对以今逆古。诗史互证在于求言外之意,故有后人以自己所处之环境逆求古人之意的穿凿附会之弊。如上举洪迈《容斋三笔》之《白公夜闻歌者》条所犯即此类错误。他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指出,在整理和排比考证材料时,“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熏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22)。为避免此弊端,陈氏所用方法有二:其一,充分占有资料,有人统计《柳如是别传》引书达千余种;其二,持实事求是的谨慎态度,他往往从文字考释入手对研究对象作自己的解说。

  

   其四,将诗史互证扩展到散文与历史互证、小说与散文互证。如其《读莺莺传》得出两点结论,一为“唐代社会承南北朝之旧俗,通以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官,俱为社会所不齿”,由此以说明元稹在《莺莺传》中自我标榜对莺莺始乱终弃的态度,是社会风气所然,故不被同行耻笑,此其一;其二,“唐代贞元、元和时小说之创作,实与古文运动有密切关系”(23)。前者,是作者与两《唐书》、唐散文、唐诗歌及其他笔记小说互证所得;后者是作者将《莺莺传》中文词与散文对比研究所得。由此,作者将诗史互证扩展到古典文献各文体类型的互证。

  

   陈寅恪是清华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清华研究院是古文经学派学术方法传播的大本营之一,故陈寅恪的“诗史互证法”被学者特别是受古文方法影响的研究者所推崇、仿效。游国恩在《楚辞》研究中与上古史互证、缪钺《杜牧年谱》中以晚唐史证杜牧诗、邓广铭在《稼轩词编年笺注》中文史互证、周汝昌在《红楼梦研究》中以史证小说、程千帆《古诗考索》中以史证诗等,都是此一方法的运用。

  

   与陈寅恪所用方法相似者还有饶宗颐“立中融外,汇聚诸法”的研究方法。众所周知,饶宗颐学贯中西,在文学、历史、哲学、艺术诸领域都有重要成果,其中甲骨学、敦煌学、简帛学、宗教史等方面的论著更被同行注目。在这些论著中,我们可以感知到他弘扬中华文化精神的强烈使命感。加之他所居住的香港是中西文化交汇点,因而其研究方法进一步呈现出“立足国本,融会中外,跨越学科,诸法并用”的特点。

  

   在《殷代贞卜人物通考》自序中,饶宗颐提出考史与研经合一的学术观念,说“史”记载的是事物原本,“经”承载的是从事物中“提炼”出来的思想,因而提倡“经”“史”互证互补的研究方法(24)。在具体研究中,他推重乾嘉朴学重书证、重原典的研究方式,说自己的研究首先从反复“研磨”原典和原始材料入手。在研究考证中,他提倡“文、物互动”的多角度考证方法,将文献记载与出土实物材料相互证明,相互补充。

  

   总之,近现代那些以中华民族命运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为改变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而向西方学习,不断引进西方文明以求救世。“西学东渐”的文化劲风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学术认知体系,出现了新的学术评价系统和学术研究方法,近现代学者面对中国古典学术,立足于中国传统学术方法的优长,吸取西方诸种研究方法,在中国古典学术中取得了很大成就,为我们重构“东方本位”学术研究方法体系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启示。

  

   新中国成立后,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阶级分析法”、“经济基础决定论”逐渐发展成人文社科研究中的“强势”方法。改革开放以来,在“拨乱反正”思想潮流的带动下,“面向西方”的人文学界不断引入西方新兴研究方法,不但“现代主义”方法被重新使用,诸如“旧三论”“新三论”“后现代”“接受学”“叙事学”等也被用来研究中国古典学术。但是,产生于东方古老文化环境中的中国古典学术那固有的异于西方学术的本质特点,不是用西学思想来比附和单纯用西学方法来解析就能把握的。20世纪某些“以西框中”来解说中国古典学术而失败的例子(25),应给我们的古典学术研究以诸多启示。“以西框中”的研究方式,只会使中国古典学术的研究徒有形式上的“新变”,难有实质性的创新(26)。

  

   中国古典学术相对于西方近现代学术来说,不但思想内容各不相同,在表现手法上也有较大差异。这是因为,其一,中国古典学术所使用的表述语言是汉字,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六书”中的“假借”、“转注”之法,又使得多数汉字具有一字多义性;汉字字义的这种不确定性使得同一汉字文词可有两种或更多的合理解释。再者,古汉语文词又甚为简括,此种简括性增加了中国古典学术典籍文句的含蓄性,从而使之具有较大的可扩展性。这种可扩展性,使得对中国古典学术的解说和研究具有多义性特点。

  

   其二,中国古典学术典籍特别是早期儒家经典多由短小章节缀成,难以通篇连贯理解,这也造成了解说和研究具有多义性。

  

   其三,以儒生为主流的中国历代知识士子多讲求社会参与意识,多追求用所继承的思想学说来指导执政者确立统治理论以治理万民,即所谓“立万世法”“为帝王师”。这样,便使得中国古典学术大多与社会政治紧密相连。特别是每当新王朝讲求稳定、寻求调节社会矛盾的指导思想时,以儒生为主流的中国历代知识士子多会依据执政者的新需要和发展变化了的社会实际,综合运用文、史、哲各学科典籍,引申和发挥其本义,改造旧说,追求自己所继承的思想学说的社会价值的重构。这也使中国古典学术的解说和研究具有内容多义性特点,并具有学科并包性特点。

  

这样一来,社会不同发展时期的执政者对古典学术的不同要求,以儒生为主流的中国历代知识士子对古典学术之社会价值进行重构的愿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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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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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史哲》(济南)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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