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王贵松:论法治国家的安全观

更新时间:2021-03-29 06:16:14
作者: 王贵松  
但均未作出界定。在刑法学上,对于公共安全有较多探讨,主要集中在什么构成公共(多数人说、不特定人说、不特定多数人说、不特定人或多数人说)、什么的安全(人身说、人身和财产说、公共安宁说等)上。[15]综合法条的规定来看,公共安全是指多数人或不特定人的人身和财产不受威胁的状态。如此界定,个体安全有可能成为公共安全包含的不特定对象,但维护公共安全本身并不是在保护特定个体的安全。

  

   相较而言,国家安全更难界定。虽然国家安全是一个与国家相伴而来的问题,但作为综合的专门概念,“国家安全”一词却是在1940年代才出现。在法律上对国家安全的界定,应该与以领土安全或国防安全观念来理解、或者从政治学、国际关系理论角度来解释国家安全区别开来,以维护国家安全法制的严肃性和统一性。[16]1993年,我国曾制定专门的《国家安全法》,该法并没有界定国家安全,但对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作出了明确(第4条第2款),大致相当于间谍行为。2014年,基于新的国家安全观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并废止了《国家安全法》,通过了《反间谍法》。201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了新《国家安全法》,并对国家安全作出界定,即“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第2条)。该法也明确指出,“国家安全工作应当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维护各领域国家安全,构建国家安全体系,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第3条)。这一总体国家安全观采取极为概括性的安全概念,涵盖了七个方面的内容。其中“人民安全”的人民是一个集体概念,与个体安全是不同的。换句话说,国家安全虽然可能有助于保护个体安全,但并不涵盖个体安全。

  

   概括性安全概念的意义在于,能从维持信赖的高度鸟瞰全体,重视在安全上形成综合性政策的必要性。但采用概括性安全概念,也会出现对国民生活规制的概括性问题。为了实现安全,相互协作是重要的,但因各种规制都有各自的构造,而要挪作他用,就会有马虎应对的危险。为了实施综合性政策,各种机关和各种政策需要相互协作,但也因各种政策的实施方法都有各自固有的逻辑,因为综合而发生混同,进而产生过剩规制或过少保护的问题。[17]所以,需要处理好概括性安全与个体性安全之间的关系。两者有不同的适用场合,概括性安全是因保障个体性安全而出现的。

  

   (四)法律上安全的界定

  

   对于安全(safety),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曾发布指南进行界定。所谓安全是指没有不能容许的风险。相反,可容许的风险(tolerable risk),与可接受的风险(acceptable risk)同义,是指根据现在的社会价值观,在给定的状况下可接受的风险水平。该指南还特别指出,“‘安全’及‘安全的’用词在并不能传递特别有益的信息时,最好能避免作为形容词使用”。“‘安全’及‘安全的’用词容易被误解为没有风险的保证,因而,最好替换为尽可能显示目的的用词。”(ISO/IEC Guide 51:2014, 3.14/3.15/4.2)

  

   安全一词本身具有多义性和可变性,使用时应当慎重。在法律上,适合作为法律概念的是客观安全,如此方可通过客观的标准加以评判;法律要追求的目标是相对安全,如此方可在保障安全的同时保障权利和自由。主观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只能归诸政治,而绝对安全只能存于梦想。在法律上,对“安全”适合作如下界定:安全是指个人生命、健康、财产等基本权利不受威胁的状态。是否达到安全的要求,可以通过一定的客观标准作出判断。这种安全的界定可以契合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为国家权力的行使指明了方向,同时也能为其设定一定的界限。

  

   二、法治国家中的安全定位

  

   安全在公法学上并非始终都被作为重要问题来对待,在前国家时期纯粹只是人的基本需要,在产生国家时构成国家目的,进而成为国家任务,但却因为转化为警察行政法问题而失去了法学上的独立意义,直到国家任务扩张、特别是风险社会的迫近才再次登场。安全在公法上大致有以下三种定位。

  

   (一)作为国家目的的安全

  

   按照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研究,人的需要可分为五个层次,它们依次是: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安全是在满足保全自我的生理需要之后最基本的需要。这一需要在国家产生之前就存在,也推动了国家的产生。[18]

  

   安全,最初是作为国家目的而存在的。国家的目的就在于保障人的安全。英国经典作家霍布斯将国家产生之前的状态设想为自然状态,为了摆脱万人对万人战争的自然状态,人们缔结社会契约,形成国家。他认为,人类最好的政府就是保障安全的政府,建立国家的目的就在于全体人民的和平与安全。在他的理论中,根据国家中每一个人的授权,利维坦就能运用受托的权力与力量,通过其威慑组织大家的意志,对内谋求和平,对外互相帮助抗御外敌,由此就可以获得和平与安全的保障。[19]“国家乃是使用武力的‘权利’的唯一来源。”[20]国家垄断了暴力,原则上禁止私力救济,进而确保和平与安全。国家由此也就承担起安全的保障任务。这里的“安全”重点在于免受其他人侵害的安全。

  

   之后,英国启蒙思想家洛克认为:“虽然人们在参加社会时放弃他们在自然状态中所享有的平等、自由和执行权,而把它们交给社会,由立法机关按社会的利益所要求的程度加以处理,但是这只是出于各人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他的自由和财产的动机(因为不能设想,任何理性的动物会抱着每况愈下的目的来改变他的现状),社会或由他们组成的立法机关的权力绝不容许扩张到超出公众福利的需要之外,而是必须保障每一个人的财产,以防止上述三种使自然状态很不安全、很不方便的缺点。所以,谁握有国家的立法权或最高权力,谁就应该以既定的、向全国人民公布周知的、经常有效的法律,而不是以临时的命令来实行统治;应该由公正无私的法官根据这些法律来裁判纠纷;并且只是对内为了执行这些法律,对外为了防止或索偿外国所造成的损害,以及为了保障社会不受入侵和侵略,才得使用社会的力量。而这一切都没有别的目的,只是为了人民的和平、安全和公众福利。”[21]洛克不仅确认了安全对于国家的意义,更是将其重点置于防止国家权力滥用侵害自由上。也就是说,成立国家的目的在于保障个人的安全,而国家自身也会侵害个人的自由。故而,需要通过权力分立等来控制国家权力。这里的“安全”重点在于远离国家的安全或免受国家侵害的安全。

  

   安全作为国家的一种目的,是国家具有正当性的重要基础。这在早期的宪法或宪法性文件中得到记载。作为其典型的代表,1776年7月4日美国《独立宣言》就有如下著名宣示:

  

   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利,则是经被统治者同意授予的。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对这些目标的实现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予以更换或废除,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新政府所依据的原则和组织其权利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有可能使他们获得安全和幸福(their safety and happiness)。

  

   德国学者伊森泽(Josef Isensee)认为,立宪国家按照其发展阶段有三种目的论维度。第一阶段是近代国家的登场,国家承担起保护公民免受他人侵害的任务,通过垄断暴力在制度上克服了内战、复仇和私人行使武力。第二阶段是民主法治国家时期,国家的目的在于保护公民免受国家权力的侵害,国家权力受宪法拘束、行政的合法律性、权力分立、人权、特别是其防御功能,便是在服务于这一目的。第三阶段是社会国家时期,保护社会安全是19世纪以降课予国家的任务,国家要保障、提升人类生存尊严的各种现实条件。相应地,保护义务、防御权、社会权在历史上相继在三种国家目的和宪法构造的层面得到定位。[22]安全国家便是这样一种三层构造。前两个层面主要是宪法和行政法领域的问题,第三个层面主要属于社会保障法领域的问题。

  

   (二)作为国家保护义务的安全

  

   安全作为国家目的,还是一种国法学的基础思考。在国家成立之后,安全就转化为国家的任务,国家有义务保护个人的安全。这也给安全带来另一种定位,即作为国家保护义务的对象。

  

   在启蒙思想之下,安全保障被视作君主的义务、臣民的权利。但进入19世纪后,在自由主义的倾向中,安全的国家目的逐渐丧失了国家义务、市民权利的法的意义。其法的意义仅限于将侵害自由予以正当化,国家可以为了保障安全而干预或限制他人的自由。在将侵害正当化之外,安全便与法无关。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安全任务丧失了法的性质,也影响了警察任务的设定。警察任务在于保护公共安全和秩序,即使个人法益的危险防御成为问题时,它也不是在与个人的关系上履行保护义务,而是为了一般利益,是警察义务的反射。[23]在近代法治国家中,安全曾因法实证主义的影响而从宪法学上消失了一段时间,仅在警察行政法上得到现实的体现。在自由主义法治国家中,国家的目的不在于推进社会福祉,而是消除危害。只有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受到具体的危险时,行政权才能为了保障权利的安全而行使,而且因为要对第三人的行为加以限制,行政权还要受到侵害保留的法律保留原理、比例原则等法治国家要求的限制。

  

   1960年代之后,随着社会国家原理的深化和基本权利作为参与权的提倡,国家目的论研究再次兴起。这时的国家目的成为国家或国家权力行动的法的评价标准,不仅通过宪法限制国家和国家权力,也课予国家和国家权力积极活动的义务,成为国家完成将来任务的有拘束力的指针。国家目的不再是先验性给定的,而应通过公共的过程不断重新确定。现代国家目的论重点不在于探求已然存在的国家目的的实体,而在于确定并实现国家目的的过程和程序。[24]针对安全的国家保护义务便成为实现国家目的的重要任务。

  

   安全之所以能在现代复兴,其背景在于,自由主义的法治国家向社会民主的法治国家发展,人们开始直面自由主义法治国家未曾经历的危险和风险,期待国家成为安全的保证人。与此相应,开始在宪法层面重新认识在自由主义法治国家消失了的安全任务,将其作为基本权利保护义务的对象,甚至提出了安全的基本权利概念。而在法律层面,也通过在传统介入阈值之前采取行动(风险预防)、国家因给付能力的局限而与私人合作,进而克服危险。[25]

  

   (三)作为基本权利的安全

  

与国家目的或国家任务相对,公法上还有将安全作为基本权利来定位的做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5761.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