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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中秋:构建大国学术

更新时间:2021-03-28 00:49:21
作者: 姚中秋  

   本文论旨基于历史唯物主义之基本命题:经济基础决定意识形态。该命题适用于国内,也许更适用于世界:凡是国力强大的政治体总是在其所能辐射的范围内享有文化领导权,建立和维持世界性思想学术体系。今日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国的霸权走向衰败,中国的国力和国际地位日趋上升,成为世界体系中坐二望一的大国。因此,中国有可能也有必要构建与其大国地位相称的思想学术体系,即大国学术,并引领形成新的世界性思想学术体系。本文讨论了这一发展前景的历史必然性,以及中国式大国学术的内容、价值和方法。

  

   一、世界思想学术中心的转移规律

  

   约 1800 年前后,西欧国家有能力侵略、支配亚欧大陆上的古代国家,世界体系方告完整成型。此后,大国此起彼伏,世界文化的领导权和思想学术的世界中心也随之转移。

  

   18 世纪,法国凭借其规模和庞大的殖民地,实力在英国之上;因而同一时期,巴黎哲人的启蒙思想影响了整个欧洲大陆;法国思想学术界也较早有世界视野,比如最早关注遥远的中国,于1814 年就在西方国家中第一个设立了中国学教席。

  

   而后,英国凭借各种有利条件,于 19 世纪初率先完成工业化,相对其他国家,拥有绝对技术、军事和产业优势,凭此构建了庞大的殖民帝国。由此,英语成为世界性语言,这是一百多年来英美学术界的一项重大优势。英国人也较早以自由主义价值观和个人主义方法论发展现代社会科学中两门最为重要的学科——经济学和政治学。英国的军舰和商人将其思想学术带到全世界;各大学也开始构建“帝国学术”,对帝国权力所辐射到的各文明、国家进行全面研究,培养学术精英作为其思想观念的传播载体,比如,严复在英国接受教育,回到中国后,积极传播英国人的思想学术。

  

   接下来,19 世纪中期,德国和美国快速推进工业化。德国凭借欧陆深厚的文化积累,在学术上率先崛起,当时大量美国有志青年到德国求学。马克思主义趁此大潮而起,并产生了世界性影响。

  

   相比德国,美国的大国学术起步更晚,但因为其国家规模更大,最终完成了西方思想学术对全世界的统治。当然经历了复杂的过程——19 世纪末,美国的工业力量跃居世界第一,乃开始对外扩张:首先进入太平洋,来到东亚,因而 19 世纪末极少数大学建立了东亚系;两次世界大战打烂了欧洲大陆,大量学者逃亡美国,二战以后美国得以构建其大国学术体系。

  

   不过,当时美国面临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苏联。苏联遵循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理论,这是关于人类历史的普遍理论,因而很早就向外传播;但其真正成为世界性思想学术中心还是在二战之后,苏联领导东欧阵营,其军事、政治影响力覆盖半个世界,于是,苏式思想学术不仅在亚非拉众多国家有实质性影响,还吸引了很多西方知识分子和青年的投入。不过,苏联的综合国力终究弱于美国,最终在冷战竞争中失败,苏式世界思想学术体系也随之崩溃。

  

   此后,美国成为唯一的世界性思想学术中心,其支配权空前广阔,几乎覆盖所有国家。同时,清教是基督教的激进运动,因而美国人有强烈的信仰热情,这驱使其非常积极地进行意识形态输出,其公共、私人部门建立各种机制,扩张其思想、文化和学术。比如,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美国相关大学、基金会甚至政府机构设立多个奖学金,吸引中国学者前往学习;又在中国资助设立不少项目,译介、推广美国、西方的思想学术著作。当然,在对外开放、与国际接轨的气氛中,中国学者也积极学习美式价值、观念、思想、学术。这样,中国的思想学术的美国化被快速推进,沦为美国人构建的世界性思想学术体系中的“外围”。

  

   但美式世界性思想学术体系的历史可谓“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不到 30 年就走向衰败。这其中既有成本的原因——传教是要支付巨额成本的;也有政治的原因——中国的国家和文明复兴可能是最为重大的因素,这一事实严重地挑战了其价值、理论、学术的逻辑自洽。弗朗西斯·福山的转向具有重大象征意义: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他欢呼历史已经终结于西式自由民主制度;2010 年以后,他却返回历史,写作《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1)赋予国家能力以优先地位。

  

   基于中国复兴的事实,我于 2012年年底提出“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命题,意谓中国快速发展,且其规模巨大,已经并将继续重塑世界格局。(2)相应地,我于次年提出“中国时刻的思想创发”命题,(3) 主张中国思想学术界应寻求思想的创发,以因应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

  

   对这两个命题,学界普遍不以为然。然而,历史不以知识分子的意愿为转移,仍一往向前:中国持续发展,在实力上逼近美国,进一步撼动世界格局;美国感受到了中国对其霸权的严峻威胁,乃于 2017 年起逆转对华战略,把中国作为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并在贸易、高科技、人员往来等多条战线上对中国发起攻击,试图遏制中国的发展态势,中国面临极为严峻的战略压力。

  

   然而,2020 年横扫全球的新冠疫情打乱了美国的战略节奏,并对世界格局产生了巨大影响。西方国家应对疫情之无力混乱与中国的果断有效形成了鲜明对比。西方世界的价值自信受到极大打击,中国人对于自己国家、文明的自信却广泛而坚定地树立起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也真切认识到中国的实力和善意。在全世界范围内,西方价值之正当性和国家的威望正在快速流失,可以预料,美式世界思想学术体系必然随之崩解。我们已经看到了西方世界两位重量级学人的惊慌失措:弗朗西斯·福山对美国抗疫失败的解释已近于语无伦次,(4)尼尔·弗格森对中国的态度已近于失心疯。(5)凡此种种反应颇类似于深陷危机之中的晚清士人。

  

   美式世界性思想学术体系的崩解,并不意味着人类将回到思想学术的部落状态。世界体系既已存在,就不可能因为某个国家的衰落而解体;必将有新的世界秩序逐渐形成,也必将有新的世界性思想学术体系涌现。环顾今日世界,中国最有可能提供这种知识,但前提是中国学界的心态转向:从“外围”心态转向大国心态。

  

   二、中国的大国学术传统与当代议题

  

   就人口和地理规模来看,中国从来就是大国,并具有广泛的世界影响力,因而有深厚的大国学术传统,主要有如下两个。

  

   第一个是古代的天下学术体系。自国家形成以来,中国的规模就是东亚最大的,经济技术水平是最高的,文明是最成熟的,自然对周边的族群、国家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中国也主动承担起世界责任,构建东亚乃至于印太天下秩序,由此中国的思想学术也成为世界性的,即“天下学术体系”。

  

   古代圣贤的思考方向是普遍主义的而非个别主义的,致力于思考普遍的“天下”善治之道。由此形成的“五经”“四书”阐明了天下、人类止于至善之道。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这些经书及阐明其大义之儒学传至周边的朝鲜、越南、琉球、日本等国,经学、儒学成为世界性思想和教化体系,以人口规模论,东亚儒教世界甚至超过佛教世界、伊斯兰教世界、基督教世界。中国的历史学家也普遍具有世界视野,《史记》不仅记中国之事,还设立“四夷传”,记载四边的蛮夷戎狄之事;这一体例为后世正史沿用,当宋代中国进入海洋贸易体系之后,又增加了“外国传”。这些史书既是中国史,更是世界史。

  

   19 世纪后期,遭到西方列强冲击,东亚天下秩序崩解;中国不仅不是大国,甚至不是正常国家而沦为半殖民地。相应地,天下学术体系也失去正当性:日本有所谓“脱亚入欧”之论,竭力摆脱中国文化的影响,越南、朝鲜亦然;这套学术体系在国内也遭遗弃,清末新政中废科举、书院,摧毁了天下学术体系之制度依托。此后的中国思想学术不仅不再是大国的,甚至丧失了自主性,以日本为中介,沦为英国主导的世界性思想学术体系的外围。进入民国后,这一局面仍未改变,只不过转向依附美国。

  

   不过,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再度有了大国思想学术的气象,形成第二个大国学术传统。中国共产党成立于世界历史进程中,其领导的革命始终具有世界自觉。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极大地削弱了苏联党的威信,苏联进而谋求与美国缓和,放弃领导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责任,中共乃积极发展革命外交,一度成为世界革命的思想和政治中心。在此过程中,毛泽东发展了“中间地带”理论,又发展了“第三世界”理论,这是极具创新性的中国式世界体系理论。相应地,学术界也比较重视对世界的研究,尤其是对第三世界的研究,而且是完全自主的。

  

   只是,文化领导权终究是以国家实力为基础的,当时中国国力不足以支撑这一文化领导权,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中国选择了意识形态战线的收缩。很快,中国思想学术再度沦为美国主导的世界性思想学术体系的外围,在思想价值上普遍接受英美的自由主义,在学科范式上普遍地美国化。

  

   进入 21 世纪后,渐有学者摆脱这种依附性,比较重要者有大陆新儒学的兴起,与世界新左派联系密切的所谓“新左派”的思想努力,以及各学科零零散散的“本土化”努力。2008 年以来,中国在政治上的道路自信日益坚定,压缩了自甘外围的思想学术的活动空间。美国近两年来打压、排斥中国的蛮横做法,与其宣传的价值、构建的学术完全相悖,出乎意料地成为中国思想学术去殖民地化的神助攻。因而,尽管目前各学科普遍还处于茫然无方向感的状态,但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形成思想学术的中国自觉。

  

   恢复自主性是中国思想学术常态化发展的第一步,而当今中国浓重的世界属性则要求进一步发展大国学术。参照历史,大国学术的根本特征是世界视野和对人类的普遍责任意识。传统中国思想有“安天下”之志,19 世纪末以来的中国思想学术则在国家接连遭遇失败之后,翻转为防御性的民族主义格局,完全聚焦于中国自身的救亡和发展。今日中国已成为大国,各方面的利益广泛分布于全世界,其作为也有力地影响世界,并致力于塑造新的世界秩序。那么相应地,思想学术也就应有世界视野,不仅思考中国问题,还要思考世界问题;从中国思考世界,在世界中思考中国。

  

对这样的政治和学术努力,总有人看似智慧地说,中国应先解决好自己的问题。此论看似谦逊,实则颟顸:至少自 1840 年以来,中国已存身于世界中,中国的困境就是帝国主义维护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造成的;那么反过来,也唯有在世界之中,才有可能找到脱困之路。之所以救亡图存的众多努力归于失败,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社会革命取得胜利,就是因为其从一开始就是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凭借广泛的世界性资源推翻了世界性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构建的政治社会势力。今日中国处境之性质当然已与百年前大不相同,但世界属性却有增无减:不仅需要继续反抗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遏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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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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