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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儒敏:如何理解鲁迅精神的当代价值

——和山东大学学生讨论鲁迅

更新时间:2021-03-26 22:50:13
作者: 温儒敏 (进入专栏)  

  

   鲁迅是说不完的话题。在大学里,一届一届的学生都会讨论到鲁迅。不久前,有山东大学文学院部分学生约我谈鲁迅。他们事前上过有关的课,也看过当下某些评说鲁迅的论作,讨论之前做了准备,所提的问题大都带有某些普遍的困惑。我们彼此围绕如何理解鲁迅精神的当代价值等问题,进行较深入的交谈,我也根据自己的理解,回答了学生的问题。后来访谈记录刊印在本校研究生的内部刊物上。近日翻阅这篇记录,觉得有些意思,不妨整理一下发表,也可看看当代青年在哪些问题上比较关心鲁迅,他们又可能怎样去接受这份精神遗产。

   学生问: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时,上海民众将绣有“民族魂”三个大字的白绫旗覆盖在鲁迅的棺上,尊称鲁迅为“民族魂”,以表达对鲁迅的崇高评价,将其视为民族崇高精神的代表。当然,人们对“民族魂”的理解各有不同,但基本上应该不会偏离不屈不挠的韧性战斗精神,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为祖国独立、民族解放肯于奉献一切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些主线。总之,鲁迅已经被树立成为一种道德典范。那么,您认为鲁迅留给历史的最重要的道德价值是什么?

   温儒敏答:“民族魂”是对鲁迅精神的高度概括,也代表当时广大民众对不屈不挠的爱国、奋斗精神的渴求,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关头,人们希望能有这样一种精神作为支撑,就把这种希望投射到鲁迅身上。多年来,对于鲁迅精神的阐释主要都是政治层面的,如爱国主义、牺牲精神等等,当然也符合鲁迅的某些特质。但鲁迅作为一个思想家和文学家,他留给后世的精神财富主要是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是那种深入理解中国文化与中国人基础上的批判精神,他的思想是如此深邃广大,而并不限于爱国主义。用“道德典范”来命名鲁迅不一定适当,我们宁可说鲁迅是一个精神的灯塔。

   问:在《我之节烈观》这篇文章中,鲁迅说过这样一句话:“道德这事,必须普遍,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当然,这篇文章主要是在批判陈腐的封建意识形态对人性的摧残,是为妇女解放作斗争。但是,鲁迅对道德的理解倒是很有意味。您怎样理解和评价鲁迅的道德哲学(道德观)?

   答:虽然鲁迅所论主要围绕妇女解放,但也涉及很深层的哲理性思考。中国传统文化重道德规训,很多经典道义其实都是场面上的,因为标准“太高”,往往脱离人性,并非“自他两利”,结果难于实行,甚至因为扭曲人性,而变得虚伪。普通老百姓大概宁可信服将心比心的《增广贤文》,也不太在意孔子孟子的。鲁迅的道德观基于对人性的尊重,符合现代意识。

   问: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明确提出了“立人”的思想,即“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您认为鲁迅所致力于“立”的“人”是怎样的一个主体?

   答:晚清国势衰落、民族沉沦,很多志士仁人都在谋求“立国”之道,鲁迅也是这样。但鲁迅是思想家和文学家,他更关心民族精神问题,认为民族若亡,则首先亡在精神,所以他特别提出以“立人”作为“立国”的前提。鲁迅所要“立”的“人”,当然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民”、“良民”,而是具有健全独立人格的新人。这种新人脱离了旧的传统道德的束缚,又能摆脱过于物欲化的现代文明的利诱。我赞同有的学者所提出的观点,鲁迅的“人”与传统文化意义上的“人人皆可为尧舜”的“道德主体”以及近代政治哲学意义上的“人人有自主之权”的“权利主体”都是不同的,是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意义上的“张大个人之人格”为“人生第一义”的“精神主体”。鲁迅的这种思想在当时没有可操作性,脱离了社会变革和必要的经济基础,“立人”将无从下手。但鲁迅不是政治家,我们不能过多从操作层面去苛求他。鲁迅的贡献在精神层面,他从精神层面看到“立人”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这是非常重要的警示。特别是若联系当今,如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不让精神坠落,成了很迫切的问题,我们对鲁迅的警示就有更深切的体会了。

   问:提到鲁迅,人们绝对不会绕过的一个话题就是国民性批判。“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鲁迅:《娜拉走后怎样》)“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鲁迅:《随感录(三十八)》)“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鲁迅:《无声的中国》)“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鲁迅:《论睁了眼看》)……从这些话语上,我们看到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力度是非常猛烈的,以至于有不少人开始对鲁迅的国民性批判产生了抵触情绪,认为他全盘否定传统文化,挖苦贬损国人,与史密斯的《支那人气质》别无二致。您对此持怎样的看法?

   答:鲁迅二十年代还介绍过美国传教士史密斯(A.H.Smith)的《支那人气质》一书,对“国民性”这个概念的借用,以及对中国人民族性格心理的分析等方面,显然接纳过史密斯的影响。但鲁迅并非就是用西方人的眼光来批判中国人的国民性。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完全是基于他对中国传统国民性的深入了解,基于思想启蒙的要求,有鲁迅自己深切的体验和独特的思考,外来的影响只是某种启发和促进。近年来有人指责鲁迅批判国民性是源于“西方人的东方观”,这是粗率的结论,显然生硬地套用了眼下流行的所谓“后殖民”理论。不能否认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常采取偏激的姿态,让人震撼、惊愕,虽然不习惯却又顿觉清醒。鲁迅这是有意的逆反,凸显一种批判的、不合作的精神。如果站在鲁迅批判的语境里来研究鲁迅的言论,你会发现鲁迅的偏激并非无的放矢,而且只有如此才能够深入本质,打到疼处。现今我们读鲁迅要注意鲁迅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思想家,而是“文学家的思想者”;和通常思想家的纯理性表述不一样,鲁迅总是带着强烈的个人体验去看待历史和现实问题,他还习惯采用杂文笔法,把问题强烈地突出起来,引人警醒。我们看到现实中很多批评鲁迅偏激的论者,其实未必读懂了鲁迅。他们不领会鲁迅的批判语境和有意的逆反思维,不了解鲁迅作为“文学家的思想者”之特点,就事论事抓住一句两句走偏锋的话,随意加以否定,那就根本不可能接近鲁迅,领会鲁迅的精神。

   问:鲁迅选择以“国民性批判”的方式以期达到最终的社会改善的目的,但社会现状并没有因他的努力而有所改观,甚至更加恶化,这使他对自己所选择的这条路径产生了怀疑。晚年,他在保持独立性立场、不做政治权力附庸的前提下,更注重社会解放和阶级解放之于人的解放的不可分割性和重要性,就是对“国民性批判”现实窘境反思的结果。鲁迅支持“左联”,又与“左联”保持一定距离,而“左联”的解散最终又使得鲁迅对个人独立性与社会现实关怀完全统一的期待落空,不得不再次一个人“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鲁迅:《〈自选集〉自序》)。直至最终逝世,他也未曾见到社会较大的改善。所以,有人说鲁迅本身就是一个悲剧。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答:也可以这样说吧。鲁迅基本上是个悲观主义者。这里说的悲观主义,是哲学层面、精神层面的。因为鲁迅深刻,反叛,永远不可能与现实妥协,而又找不到出路,正如他自己在《野草》中所坦言,“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鲁迅:《希望》)。虽然看不到希望,却也不甘虚无颓唐,还是要反抗、奋斗。正所谓“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就是悲剧精神。不过说到“左联”,鲁迅一开始就不抱多大的期望,这从他在“左联”成立时的讲话就可以感觉得到。事实上后来“左联”被宗派主义和“左”倾思潮所控制,鲁迅是很失望的。但不宜就此论说鲁迅因为支持“左联”就是悲剧。现在看来,没有完全介入党派政治,始终比较超脱,反倒是成就了鲁迅。前面说过,鲁迅主要是以“文学家的思想者”身份干预现实,他始终是清醒的,这才是他的价值。

   问:鲁迅一生都在呐喊与彷徨中度过——“在思想上可以说终生都是一个在找路的人”(冯雪峰:《鲁迅和俄罗斯文学的关系及鲁迅创作的独立特色》),他在灵魂深处有着强烈的孤独感,常常焦躁烦恼,身心极度疲惫,以致心灰意冷。他在1930年3月27日致章廷谦信中写道:“我并不笑你的‘懦怯和没出息’,想望休息之心,我亦时时有之,不过一近旋涡,自然愈卷愈紧,或者且能卷入中心,握笔十年,所得的是疲劳与可笑的胜利与无进步……”但鲁迅对青年人一直都怀有热情,给予很大的关怀和鼓励——“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鲁迅:《导师》)前后两者呈现出相当大的反差,一个近乎绝望,一个又满怀希望,怎样来解释鲁迅看似矛盾的心态?

   答:这就是前面说的,在哲学层面、精神层面,鲁迅是悲观主义者,他永远不可能抵达理想的境界,因为他永远都是不满意现实的。鲁迅思想的深刻性即在此。但在生活中,鲁迅不见得全都这样悲观,何况他一度还相信过进化论,希望青年总比老年好,未来总比现在好。所以他对青年总还是寄托有希望。现在的青年学生要了解鲁迅那种“深层的悲观”,也应当有批评精神,但不一定年纪轻轻就都那样“看破红尘”,我也不赞成处处都要与现实作对,毕竟时代不太一样,在生活中、实践中还是要阳光一点好。

   问:鲁迅的原创文字题材很丰富,有小说、杂文、诗歌,也有学术文章,基本都使用白话文,从阅读体验上来说确实带有明显的“鲁迅风”,但不同的题材似乎在语言上又有不同的感觉。读《伤逝》,诗意、细腻;读《阿长与〈山海经〉》,朴实、温情;读《这样的战士》,气势恢弘;读《灯下漫笔》,锋利、尖锐;读《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风趣、家常。您认为鲁迅的语言风格是怎样的?不同题材之间有什么区别?

   答:鲁迅创作总是不断更新,很少重复自己,但语言风格还是有一些共同的特征。鲁迅杂文喜用讽刺、幽默,有那种大气度的喜剧美感。他好用反语,就是倒着说,借用论敌的话来说,结果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这是一种修辞,叫戏仿,将对手语言的偏颇推于极端。还有就是漫画笔法,抓住对方的特点或矛盾,加以放大、突出。有时又将含义相反的或不相容的词组织在一起,造成陌生感,强化了词语的某些质感或者功能。鲁迅的杂文把汉语的表意、抒情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多用曲笔,说话是绕着弯的,制造一种张力。鲁迅常常反规范、反常规,有意制造一种不和谐的“拗体”,以打破语言对思想的束缚,取得幽默、犀利的美学效果。在阅读过程中不断摩挲、体味,那是一种很特别的审美享受。

   问:在《人生识字胡涂始》中,鲁迅讲:“现在的许多白话文却连‘明白如话’也没有做到。倘要明白,我以为第一是在作者先把似识非识的字放弃,从活人的嘴上,采取有生命的词汇,搬到纸上来;也就是学学孩子,只说些自己的确能懂的话。”但现代人在阅读鲁迅时,也常常会感觉不那么通达顺畅,以至于前段时间教材上对其文章篇幅裁减不少。这某种程度上说明鲁迅一贯提倡的文字表达方式与现代知识普及的要求已经不太合拍,您对此持什么看法?

答:现在同学们读鲁迅在语言上感觉可能艰涩一些,因为有时代的隔膜。鲁迅的语言带那个时代书面语特点,有时文白夹杂,现在读起来有点阻碍,但也有它特殊的韵味。鲁迅的文学语言极大地扩展了现代汉语的表现力。我们很习惯的一些语言用法,其实很多是从鲁迅那个时期开始的。比如古代小说都是描述性的语言,主语、谓语等语序很清楚,一般主语在前,比如“悟空道……”这样的语言方式,并没有多少变化的。但鲁迅开始就活泼多了,有时就把说话的人放在语句的中间。语法上也有变化,用了一些欧化手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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