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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汎森:晚明文人文化的若干面相

更新时间:2021-03-26 09:16:39
作者: 王汎森 (进入专栏)  
编者把地方的乡绅都找来,一起拜天,表示这里面讲的都是真的,要天来作证。《歙志》中有很多王阳明心学的后学的传记,可以看出在安徽歙县这个地方,心学的影响有多大。
像泰州学派的王艮(1483—1541),民国时期有人编了一个王艮的弟子和再传弟子的系谱,人数多得不得了。所以这个草根运动是非常强大的,它决定了晚明文化的性格。因为它认为人的本心才是最“真”的,所以对“真”、对“趣味”、对“个体”等,都给予相当大的重视。像公安三袁,他们的思想多少也都受到心学的启迪,在艺术上、在文学上等各方面都有许多受到心学启发的例子。一直到明末清初的黄宗羲(1610—1695),他已经算是对阳明心学有所修正的人,他编《明文海》的时候,在序里便提到:我以什么标准来选这些文章?以“情真”两个字为宗旨选文章。“情至”的觉醒便多少和阳明心学所启发的趣味有关,文学上喜欢“情至”的东西,艺术上喜欢能表达“真趣”的东西。
在这样一个气氛之下,一个商业非常发达、城市相对繁多、心学遍天下的背景之下,加上晚明山人、党社等之活跃,产生了一个天下到处“游”的风气。明太祖刚起兵得到天下的时候,对人的活动管制非常严,不可以随便离开居住的地方。吴晗(1909—1969)的《朱元璋传》中提到,他对人的活动规定这么严,可能和元朝后期的制度有关。可是到了明代后期,很像德川后期兴起的一种新风气,跨越各藩、到各地去走动游玩的风气。尤其到晚明,党社活动很盛的时候,可称得上是千里邮信,要招募社员,常是跨省、或跨很长的地方去招收各种社员,哪怕是一些乡下的地方都有人要来为复社招社员。这种跨越空间性的活动也是当时很重要的现象。
晚明时期,突然出现一大堆模仿《论衡》《世说新语》的书,这些书的性质,基本上就是解放、突出个人的性格。譬如《世说新语》有三十六类,晚明就有许多书模仿《世说新语》的三十六类来编纂当时的人物志,或者是编历史上人物传记的风气。我目前看到的就有几十种书,它们的编排都是按照《世说新语》的分类,也就等于是用《世说新语》的三十六种类型在取人。而《世说新语》的时代——魏晋,就是个人的自觉最繁盛的时代。《论衡》虽然不及《世说新语》那样突出个人风格、标榜自由,可是《论衡》与很多议论平稳的古书很不一样,《论衡》好作种种尖新之论,而且对当时流行的知识或历史做各式各样大胆的批评。模仿《论衡》,也代表明代士人世界的一股新风气。
晚明有个张献翼(1534—1604),史书里说他每天要把《世说新语》里各种任诞的故事,在路上表演一遍。《孟子》里有一句话是“为长者折枝”,以前的人都将它解释得非常抽象难懂,但张献翼的解释是“这就是为长者按摩”,非常的简单、易懂。这一个解释虽然在以前出现过(汉代赵岐注),但是在朱子注长期流行之后,人们并不熟悉,或是不敢大胆称说,可在明代后期,这一类很特殊的,带有个体自我色彩的对古书的解释,甚至对古书做各种大胆的删节,变得非常流行。譬如袁了凡(袁黄,1533—1602)对《论》《孟》所做的删节和重新解释。还有当时很多用禅宗、用道家的方法来解释《四书》的书,像张岱的《四书遇》、像《论语小参》等,用顿悟的道理来解释《论语》。有一次我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偶然谈到晚明流行用“公案”的方式讲《四书》,有一个听众跟我讲《论语》和禅宗的顿悟性质这么不同,怎么可能用“公案”的方式讲《四书》呢?我说晚明很多人都在做这样的事。所以从许多层面上说,这是一个非常自由、解放,可以容纳各式各样新东西的时代。
此外,我认为这个时代还有“日常生活形而上化”的倾向。在晚明,“百姓日用之谓道”一句非常流行,在王阳明的圈子里更是流行,道不在远处、不在高处、不在抽象、不在圣贤,道在百姓日用。日常生活中的东西,得到非常强大的重视。所以,我在这里称这种现象为“日常生活的形而上化”。当然,这也有着抬高庸俗的日常品味的危险,关于这个问题应该深入探讨,此处没能深谈。譬如晚明许多精致文化的生活品味,每每以“道”为名(如“茶道”)。又如晚明日常生活的东西每每有“经”,看看当时出版的书名,养鱼有《养鱼经》,养花有养花的“经”,各式各样的都有“经”,类似的现象当然不始于明代,但晚明许多这方面的现象,意味着把日常生活的事物提高到“道”的层次,喝茶、焚香等日常生活中的东西,好像都得到了一种形而上的意义。以前不是这样的,在宋朝,理学家不会认为“百姓日用”和形而上的“道”是可以等同的东西。可是在明代,好像要把日常生活中的东西,赋予它一个形而上的意义,所以才无不有“经”。“经书”的“经”字以前不能乱用的,可是看明代的乱七八糟的书里,各种“经”都有。
我对这段历史的兴趣,有一部分来自于跟文艺复兴意大利的比较。我们学生时代时很受一部书的影响,这部书就是雅各·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1818—1897)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化》。书里面提到了文艺复兴是一个“个体自觉”的时代,我觉得跟晚明实在非常相像。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画家开始在画上签名,表达“这是我的创作”(当然也有人反驳,认为这可能不一定是“个体自觉”),个体自觉这个主题贯穿在这本经典之作中。这本书里面所谈到的趣味、生活、自由、解放等各方面,我觉得都跟晚明非常像,但是仔细看还是有不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化》基本上有好几层东西套在一起,其中有一层是古典文化的复兴,这也是本书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它是跟生活、个体自觉、群体自觉套叠在一起的,要在古希腊罗马文化中找到一种公民生活的德性作为他们那个时代的引导,这一层跟晚明不同,晚明是“好古”,中国没有一个时代不“好”古代的,只是“好”的方式不一样、强度也不太一样,而且在晚明比较没有公民生活的德性这一层。晚明体现更多的,是解放的、享受的,执念日常生活,使得生活品味化、日常生活的东西形而上化的时代。
有人在他们的谈话中曾经表示,如果能再活一次,他愿意活在晚明,我想也跟这个时代的多彩多姿、丰富有关。但是在清代的正统知识分子和乾隆的眼里看起来,这是个混乱的时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这个时代中那些我们认为很有创意的、很独特的东西,每每作负面的批评。很多这方面的书是列入存目或者是禁毁的。那些被保留下来的,有一些是因为作者在明末殉国,乾隆认为殉国的是好人,所以他书的内容虽然是令人讨厌的,但允许被留下来。文震亨(1585—1645)的《长物志》之所以能够被《四库全书》留下来,恐怕是因为文震亨后来殉国了,乾隆四十一年编录《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把殉国者的姓名尽量保留下来。乾隆不是不喜欢美,他很喜欢美的东西,但他喜欢的是另一种品味的东西。
晚明文人文化千态万状,是一道非常丰盛的习题,从上面简短的讨论中,可以看出后来清朝盛世,尤其是乾隆时期的文化品味,基本上与晚明颇不相同。我们因此可以大致区分出“明型文化”与“清型文化”的不同。关于这个问题,因为时间有限,一时不能深入,比较详细的讨论,只有俟诸他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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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晚明清初思想十论(增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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