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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步克:古代政治制度研究的一个可选项:揭示“技术原理”

更新时间:2021-03-25 22:24:42
作者: 阎步克 (进入专栏)  
为此提出了“三指标”:品位体制的复杂或简单程度,品位待遇的优厚或简薄程度,获得品位的开放或封闭程度。周代品位简单,但待遇优厚、具有封闭性;唐宋品位繁复,待遇较优厚,具有开放性;等等。不同品位的功能差异,如何描述?为此提出了“五要素”,即权责、资格、薪俸、特权、礼遇,这就能更精细地区分不同品位的性质。汉代二十等爵有等级待遇,但不涉及权责、不构成做官资格,但晋以下封爵就构成做官资格了;中正品系一种做官资格,但不涉权责、也无薪俸,等等。古代品位序列,很大一部分是从职事官蜕变而来的,为此提出了“职阶转化律”……

   最初对纷纭错综、千变万化的具体等级现象,即便考清了制度细节,仍不知其意义何在;而在建立了一个原理性的架构之后,它们在一个整体图景中便各得其所。所提出这些原理具有普遍性,可用于任何品位的分析。比如,从“技术原理”看,则从秦汉秩级到魏晋隋唐官品的变化,就不像以往那样,仅仅视为级名、级差的变动了。九品官品是一个大框架,把职、阶、勋、爵都容纳其中,这是一个“一元化多序列的复式体制”。又如,从“技术原理”层面看,汉代朝位已显示了一种与官品类似的“一元化”功能:在各色官贵“欢聚一堂”时,通过空间位次安排,把秩级、爵级、班位、军号一体化了。所以,魏晋官品的问世,很可能跟朝位存在着相关性。再看后世,魏晋南朝的官品效力有限,就往往通过朝位的居上、居下调节官资。北宋官品效力大降,与朝位密切相关的“合班”挺身而出承担“替补”,在管理官资上发挥着重大作用。而唐与明清官品正常发挥功能,朝位在管理官资上就没那么大意义了。朝班与官品的“此起彼伏”,其背后当有一个“技术原理”,即二者在功能上的相关性。

   西方行政学、管理学、组织学大量地服务于现实需要,以“效率”作为首要论题,所以对人类社会的一般品位现象的研讨相当简略,不能为中国传统品位结构研究提供充足的分析工具,留下了很大一片灰色区域;而周以来3000年所留下的丰富品位史料提供了一个不小空间,可供中国学者提炼出新论题、新方法,从而不但使具体研究更深入系统,还可以把所发现的原理性认识反馈于现代行政学、管理学、组织学等。

   中国自帝制伊始,便建立了一个世界上最庞大的政府体制。历代典章制度文献,也颇浩繁。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有它的特有问题,位阶衔号传统即是其一。此外,又如中国古代有一种官制设计思想,以《周礼》之书和新莽改制为代表,以高度数列化、形式化、礼制化的方式设计制度,从而体现出一种“官制象天”的独特思维。这种制度设计理念,在其他地方也不是没有,但在中国无疑是“尽其极致”。又如,中华法系的一大特点,就在于它是一种“行政化”的法体系。拘泥于“法治─人治”模式,便无法解释中华法系的系统化的法典和严整的司法机构──它不同于现代法治,却也很难简单说成“人治”。昂格尔有一个“官僚制的法”的提法,极富冲击力。据此可在法治、人治之外揭举一个“官治”概念。“官治”也有它自己的“技术原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各子系统都可能潜藏着尚未被揭示的“技术原理”,可以成为致力的选项。总之,深厚悠久中国制度传统,尤其是其特有问题,应能为人类政治制度研究提供新知──不光是事实方面的新知,还将包括“原理”意义上的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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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河北学刊》(2019年1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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