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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今:丝绸之路与中原“音乐”的西传[1]

更新时间:2021-03-25 18:36:42
作者: 王子今  

  

   内容提要:丝绸之路促成东西文化交流,包括史籍所见不同民族就音乐等艺术形式的相互学习。以往研究者对西域乐舞影响中原社会关注较多。其实,汉代丝绸之路交通史亦可见西域民族爱重喜好汉家“钟鼓”“歌吹”“音乐”的例证。贾谊曾经提出以“音乐”等方式对草原民族实现文化影响的战略设想。后来历史演进的迹象告知我们,中原“音乐”通过丝绸之路通道向西传播,也是汉文化实现对外影响不宜忽视的重要方式之一。

  

   丝绸之路的早期开通,即显著促进了东西文化的交流。史籍记载所见在音乐等艺术形式方面不同民族的相互学习,是丝绸之路文化交往史的重要现象。西域乐舞介入中原社会艺术生活,以往受到研究者的较多关注。而另一方面,亦可见西域民族爱重喜好汉家“钟鼓”“歌吹”“音乐”,热心接受并有所传播的史例。中原与西域,双方曾经形成以“音乐”为主题的活跃的文化对流。贾谊曾经提出以“音乐”等方式对草原民族实现文化扩展式影响的战略设想。后来历史的演进,说明汉文化的外向型影响的实现,包括中原“音乐”通过丝绸之路交通通道向西传播的方式。

   1、“音乐”:汉家文化精华

   西周以来高度成熟的“礼乐”传统之中,“乐”的文化构成占据重要地位。“礼乐”的内涵,与政治原则、社会等级、宗法秩序、阶级结构密切相关,亦涉及文化意识、道德理念、艺术品位、情感涵养等多方面的内容。

   汉代文化史家对汉家“音乐”所体现文化内质的理解,往往超越了艺术范畴。《史记》卷二四《乐书》写道:“音乐者,所以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2]强调“音乐”有“正心”的作用。《乐书》最后又有“太史公”明确的表态:“太史公曰:夫上古明王举乐者,非以娱心自乐,快意恣欲,将欲为治也。正教者皆始于音,音正而行正。故音乐者,所以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3]

   秦文化虽然与中原存在距离,但秦人很早就接受了东方“音乐”的影响。秦公钟、秦公镈以及秦景公陵墓出土编磬等文物的发现就是证明。李斯《谏逐客书》说:“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昭》、《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4]中原文化对“音乐”的欣赏与喜好,在秦统一之后影响了帝国上层。如:“魏勃父以善鼓琴见秦皇帝。”[5]又有高渐离故事:“秦皇帝惜其善击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击筑,未尝不称善。”[6]而“音乐”文化在汉代文化中有更突出的显现。不仅皇家对“音乐”有狂热的爱重,达官贵族乃至整个上流社会,亦尤多喜好“音乐”者。汉武帝、司马相如、李延年等人物的表现,都成为音乐史的重要迹象。“音乐”文化的时代特点,于是出现了可以说以长安为中心的繁荣。《史记》卷五九《五宗世家》:“王者当日听音乐声色。”[7]《史记》卷一〇七《魏其武安侯列传》:“(田蚡)所好音乐狗马田宅。”[8]《汉书》卷五三《景十三王传·鲁恭王刘余》:“(刘光)好音乐舆马。”[9]《汉书》卷六六《车千秋传》:“(劝上)玩听音乐,养志和神,为天下自虞乐。”[10]《汉书》卷八二《史丹传》:“建昭之间,元帝被疾,不亲政事,留好音乐。”[11]所谓“好音乐”“日听音乐”“玩听音乐”成为一时文化气象。

   东汉时代仍然继承了这一文化趋势。《后汉书》卷七《桓帝纪》:“论曰:前史称桓帝好音乐,善琴笙。”[12]《后汉书》卷一四《宗室四王三侯传·北海靖王兴》:“(刘)睦乃谢绝宾客,放心音乐。”[13]《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曹瞒传》:“太祖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14]《三国志》卷四《魏书·三少帝纪·齐王芳》裴松之注引《魏书》:“帝日在后园,倡优音乐自若,不数往定省。”[15]《三国志》卷一五《魏书·张既传》裴松之注引《魏略》:“(游)楚不学问,而性好游遨音乐。乃畜歌者,琵琶、筝、箫,每行来将以自随。所在樗蒲、投壶,欢欣自娱。”[16]《三国志》卷三二《蜀书·先主传》:“先主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17]《三国志》卷五四《吴书·周瑜传》:“瑜少精意于音乐,虽三爵之后,其有阙误,瑜必知之,知之必顾,故时人谣曰:‘曲有误,周郎顾。’”[18]社会上层人士每多喜好“音乐”。而文化人如“曲有误,周郎顾”故事,被看作“精意于音乐”的典型表现。如“桓谭、蔡邕善音乐”[19]等,亦成为文化品级的标志。

   “音乐声色”“音乐狗马”“音乐舆马”以及“倡优音乐”“游遨音乐”并说的情形,说明“音乐”是上层社会享乐生活中的重要构成内容。而包括诸多知识人在内的有为之士亦“好音乐”“善音乐”“精意于音乐”的情形,也体现“音乐”作为社会精神生活的优雅构成,充实、丰富并提升了汉代文化的品质。

   2、“乐”的文化“和”“同”功用

   汉代社会意识中,“乐”有“和”“同”的文化功用,已经受到普遍的认可。除前引太史公曰“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之外,《史记》卷二四《乐书》也特别强调了“乐”的这种文化意义——“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正和。”[20]

   处于“治世”的时代背景下,“乐”有“安”的效能。其“正”“音”则以“和”为主旋律。

   《史记》卷二四《乐书》又反复说到“乐”与“礼”作用有别且层次不同的文化品质:

   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21]

   乐统同,礼别异,礼乐之说贯乎人情矣。[22]

   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23]

   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24]

   “礼”主要是区别等级秩序的“别”与“异”的,而“乐”则主要是促进“民声”“和”“同”,实现“相亲”的。

   当时敏锐的文化学者已经认识到,实现这种“和”“同”的空间规模,可以衍扩至于“四海之内”。《史记》卷二四《乐书》就此有明确的表达:

   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不失;节,故祀天祭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如此则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矣。

   张守节《正义》就此有所解说:

   言行礼同节,故四海合敬矣。乐同和,故四海同爱矣。[25]

   所谓“乐同和,故四海同爱矣”,说“乐”促成“同和”的作用,可以超越地域和民族的差异,以求实现“四海同爱”的境界。

   秦史记录有秦穆公对敌戎王,曾经借用包括“乐”的文化艺术征服力。因“戎王处辟匿,未闻中国之声”,试图“遗其女乐,以夺其志”。后来“以女乐二八遗戎王”,果然“戎王受而说之,终年不还”。于是“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26]看来,“乐”是可以与军力结合,并力实现“四海合”“四海同”的。而秦穆公克服戎王之后,“天子使召公过贺缪公以金鼓”[27],也是以“乐”宣示政治认同的。与秦穆公的策略类似,汉初贾谊有相关论说。

   3、贾谊“五饵”战略设计中“音乐”的意义

   贾谊曾经为汉王朝设计制服匈奴的“三表五饵”策略。《汉书》卷四八《贾谊传》:“施五饵三表以系匈奴”,颜师古注:“《贾谊书》谓爱人之状,好人之技,仁道也。信为大操,常义也。爱好有实,已诺可期,十死一生,彼将必至:此三表也。赐之盛服车乘以坏其目。赐之盛食珍味以坏其口。赐之音乐妇人以坏其耳。赐之高堂邃宇府库奴婢以坏其腹。于来降者,上以召幸之,相娱乐,亲酌而手食之,以坏其心:此五饵也。”[28]

   关于所谓“赐之音乐妇人以坏其耳”,贾谊《新书·匈奴》中还可以看到比较具体的说明:

   降者之杰也,若使者至也,上必使人有所召客焉。令得召其知识,胡人之欲观者勿禁。令妇人傅白墨黑,绣衣而侍其堂者二三十人,或薄或揜,为其胡戏以相饭。上使乐府幸假之倡乐,吹箫鼓鞀,倒絜面者更进,舞者蹈者时作。少间击鼓舞其偶人,昔时乃为戎乐,携手胥彊上客之后,妇人先后扶侍之者固十余人,令使者、降者时或得此而乐之耳。一国闻之者、见之者,希盱相告,人人忣忣唯恐其后来至也,将以此坏其耳。一饵……[29]

   这是除了令“妇人”妆饰美好,又“先后扶侍之”之外,以包括“乐”“舞”等形式满足匈奴“使者、降者”欲望以“乐之”,诱以怀柔,并进而使得“一国闻之者、见之者,希盱相告,人人忣忣唯恐其后来至也”的策略。[30]关于其中“倡乐”,刘师培指出:“《琴操·怨旷思惟歌》云:‘后单于遣使朝贺,元帝陈设倡乐,乃令后宫妆出。’此汉以倡乐晏胡之证也。”[31]认为汉元帝接待匈奴单于“陈设倡乐”的方式,可以证明这一设想确实实行。

   此“倡乐”与“戎乐”对照,应是贾谊比较熟悉的中原乐舞。匈奴人可以“乐之”,且“一国闻之者、见之者,希盱相告,人人忣忣唯恐其后来至也”,说明这种艺术形式对于草原民族形成显著文化影响。

   4、汉武帝的“天马”“西极”之歌

   在汉武帝瞩目西北,并致力于西域交通线路的保障之后,曾经为改良马种,提升交通动力水准,谋求在向远方进取的同时寻访良马,并就此亲自创作以“神马”“天马”为主题的“歌诗”。对于汉武帝此“诗以为歌”,汲黯称之为“作乐”,指出了这种艺术形式中文学与音乐的密切关系。《史记》卷二四《乐书》:

   又尝得神马渥洼水中,复次以为《太一之歌》。歌曲曰:“太一贡兮天马下,沾赤汗兮沫流赭。骋容与兮跇万里,今安匹兮龙为友。”后伐大宛得千里马,马名蒲梢,次作以为歌。歌诗曰:“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中尉汲黯进曰:“凡王者作乐,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马,诗以为歌,协于宗庙,先帝百姓岂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说。丞相公孙弘曰:“黯诽谤圣制,当族。”[32]

   前称“歌曲”,后称“歌诗”。所谓“从西极”“涉流沙”“跇万里”“经万里”,都记述了丝绸之路交通形势。《汉书》卷二二《礼乐志》载《郊祀歌》十九章有“《天马》十”:

   太一况,天马下,沾赤汗,沬流赭。志俶傥,精权奇,籋浮云,晻上驰。体容与,迣万里,今安匹,龙为友。元狩三年马生渥洼水中作。

   天马徕,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天马徕,出泉水,虎脊两,化若鬼。天马徕,历无草,径千里,循东道。天马徕,执徐时,将摇举,谁与期?天马徕,开远门,竦予身,逝昆仑。天马徕,龙之媒,游阊阖,观玉台。太初四年诛宛王获宛马作。[33]

   这是汉武帝这位对丝绸之路开通有重要贡献的帝王直接关于“万里”丝路文化交往的“歌曲”“歌诗”。其中“天马下”“迣万里”“天马徕,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天马徕,历无草,径千里,循东道”,都是以“音乐”形式表现的丝绸之路史料。[34]其中所谓“涉流沙”“历无草”,体现作者对于丝绸之路走向及通行条件是具备基本的交通地理知识的。

汲黯的批评,以为“今陛下得马,诗以为歌”,不符合“凡王者作乐,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的政治文化原则。公孙弘简单以所谓“诽谤圣制,当族”严厉斥责。其实,汲黯和公孙弘都没有体会汉武帝并非仅仅只是“得马”“为歌”,而是宣示了对于“有德”“灵威”的政治自信,表达了“降外国”“四夷服”的视界高远的政治追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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