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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今:丝绸之路与中原“音乐”的西传[1]

更新时间:2021-03-25 18:36:42
作者: 王子今  

   据汲黯所说,“诗以为歌”,也是“作乐”。其中“四夷服”及“九夷服”都涉及西域民族。只是我们不知道这样的“乐”即“歌曲”“歌诗”是否曾经传布到“四夷”“九夷”地方。

   5、龟兹热心接受长安“钟鼓”“歌吹”

   龟兹在西域交通格局中居于重要地位。[35]龟兹与汉王朝的文化联系有特别的情势。《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有这样的记载:

   宣帝时,长罗侯常惠使乌孙还,便宜发诸国兵,合五万人攻龟兹,责以前杀校尉赖丹。龟兹王谢曰:“乃我先王时为贵人姑翼所误,我无罪。”执姑翼诣惠,惠斩之。时乌孙公主遣女来至京师学鼓琴,汉遣侍郎乐奉送主女,过龟兹。龟兹前遣人至乌孙求公主女,未还。会女过龟兹,龟兹王留不遣,复使使报公主,主许之。后公主上书,愿令女比宗室入朝,而龟兹王绛宾亦爱其夫人,上书言得尚汉外孙为昆弟,愿与公主女俱入朝。元康元年,遂来朝贺。王及夫人皆赐印绶。夫人号称公主,赐以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绮绣杂缯琦珍凡数千万。留且一年,厚赠送之。后数来朝贺,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外国胡人皆曰:“驴非驴,马非马,若龟兹王,所谓驘也。”绛宾死,其子丞德自谓汉外孙,成、哀帝时往来尤数,汉遇之亦甚亲密。[36]

   “乌孙公主遣女来至京师学鼓琴”,是西域国度学习长安“音乐”的明确历史记录。而龟兹王得乌孙公主女,“元康元年,遂来朝贺”,“赐以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则又保留了长安“音乐”传入西域的重要信息。

   龟兹王夫人曾经“来至京师学鼓琴”,亲自到长安接受“鼓琴”表演艺术方面的训练。此后“朝贺”又来到长安,得“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之赐。“旗鼓”应包括仪仗用“鼓”。而“歌吹数十人”的表演队伍,可以理解为一个乐团。“后数来朝贺,乐汉衣服制度”,此所谓“制度”应当是包括“乐”的制度的。回龟兹后所居“宫室”与出行仪仗,应当都模仿长安形制与汉地风格。所谓“撞钟鼓,如汉家仪”,说“音乐”方面已经全面承袭了“汉家仪”的影响,于是受到“外国胡人”“驴非驴,马非马”“所谓驘也”的讥讽。大概“外国胡人”们是比较看重“音乐”方面的民族个性的。可能龟兹受到汉文化的影响比较全面。[37]而如长安“音乐”等汉文化的西传,其他西域“外国”也都或多或少有所接受。

   有学者注意到文物发现与龟兹接受长安“音乐”史事的关系,指出(龟兹)石窟早期壁画出现了排箫、阮咸等中原乐器,当与此段历史有关。”[38]

   6、胡空侯”与汉武帝“令乐人”“始造”“空侯”

   历史进入东汉时期,洛阳取代长安的地位之后,我们看到包括“音乐”在内的较多西域文化因素影响中原文化生活的情景。如《续汉书·五行志一》可见宫廷生活中出现“驾”“驴”“驱驰”“以为大乐”情形的相关记载:

   灵帝于宫中西园驾四白驴,躬自操辔,驱驰周旋,以为大乐。于是公卿贵戚转相仿效,至乘辎軿以为骑从,互相侵夺,贾与马齐。案《易》曰:“时乘六龙以御天。”行天者莫若龙,行地者莫如马。《诗》云:“四牡骙骙,载是常服。”“檀车煌煌,四牡彭彭。”夫驴乃服重致远,上下山谷,野人之所用耳,何有帝王君子而骖服之乎!迟钝之畜,而今贵之。天意若曰:国且大乱,贤愚倒植,凡执政者皆如驴也。其后董卓陵虐王室,多援边人以充本朝,胡夷异种,跨蹈中国。[39]

   驴引入中原,有较早的文化迹象。[40]而自张骞“凿空”,丝绸之路正式开通之后,“驘驴馲駞,衔尾入塞”[41],成为“野人之所用”的重要的交通动力,被看作汉地接受西北方向草原民族文化影响的重要迹象。[42]而以“驴”为“骖服”竟成为帝王“宫中”“大乐”形式,使我们联想到前说“音乐狗马”“音乐舆马”等“娱心自乐,快意恣欲”的表现。汉灵帝又有对于来自“胡”的乐舞的特殊喜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43]其中,“胡空侯、胡笛”应当都是来自西域的乐器。音乐考古学者对于包括“箜篌”的丝弦乐器的传入有所论说:“秦汉两朝,中原地区与西北各民族往来频繁。特别是西汉时期,中国和西亚各国的音乐文化交流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在音乐考古方面,发现了一些来自古代两河流域和波斯的丝弦乐器图像。据文献记载,这一时期常见的西来丝弦乐器有琵琶、五弦、箜篌等,但至今出土实物仅见箜篌一种。”[44]于“胡空侯、胡笛”之后说“胡舞”。《后汉书》卷七八《宦者传》李贤注引《昌言》:“为音乐则歌儿舞女,千曹而迭起。”[45]可知西汉社会的一般认识,“歌”“舞”都被概括于“音乐”艺术形式之中。

   《急就篇》:“竽瑟空侯琴筑筝。”颜师古注:“竽,笙类也,宫管在中央,三十六簧。瑟,庖牺氏所作也,长七尺二寸,二十七弦,今则二十四弦。大瑟谓之洒,长八尺一寸,广尺八寸者也。空侯,马上所弹也。一名坎侯。琴,神农所作也,长三尺六寸六分,五弦,曰宫、商、角、徵、羽。周文王增二弦,曰少宫、少商。大琴谓之离,二十七弦者也。筑,形如小瑟而细颈,以竹击之。筝,亦瑟类也,本十二弦,今则十三。”[46]所说六种乐器,“瑟,庖牺氏所作也”,“琴,神农所作也”,应是中原人发明。其他“竽”“筑、筝”未作说明。而“空侯,马上所弹也”,所谓“马上所弹”的通常使用方式,似可理解为其最初源起和普遍使用与草原民族文化有密切的关系。

   一方面“马上”民族发明和使用的以“胡”为名号标识的乐器“胡空侯、胡笛”等向东流传,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原“音乐”则向西传布,东西两个方向形成了活跃的文化对流。

   虽《续汉书》有“胡空侯”之说,“胡”字标示明朗,然而史籍又可见“空侯”为长安“乐人”“始造”的记载。《史记》卷二八《封禅书》写道:

   ……其春,既灭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见。上善之,下公卿议,曰:“民间祠尚有鼓舞乐,今郊祀而无乐,岂称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乐,而神祇可得而礼。”或曰:“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于是赛南越,祷祠太一、后土,始用乐舞,益召歌儿,作二十五弦及空侯琴瑟自此起。

   效仿“民间祠”“有鼓舞乐”,“郊祀”亦设“乐”,是汉武帝时代礼祀制度的重要变化。所谓“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可以联系前引颜师古说“瑟,庖牺氏所作也”,理解其发明权的归属。其中“空侯”,裴骃《集解》引徐广曰引录了东汉学者应劭的解说:“应劭云武帝令乐人侯调始造此器。”[47]按照应劭的说法,此“空侯”为中原“乐人”承汉武帝指令“始造”。《风俗通义》卷六“空侯”条写道:“谨按《汉书》:孝武皇帝赛南越,祷祠太一、后土,始用乐人侯调依琴作坎坎之乐,言其坎坎应节奏也,侯以姓冠章耳。或说空侯取其空中,琴瑟皆空,何独坎侯耶,斯论是也。《诗》云:‘坎坎鼓我。’是其文也。”[48]《宋书》卷一九《乐志一》:“八音五曰丝。丝,琴、瑟也,筑也,筝也,琵琶、空侯也。”“空侯,初名坎侯。汉武帝赛灭南越,祠太一后土用乐,令乐人侯晖依琴作坎侯,言其坎坎应节奏也。侯者,因工人姓尔。后言空,音讹也。古施郊庙雅乐,近世来专用于楚声。宋孝武帝大明中,吴兴沈怀远被徙广州,造绕梁,其器与空侯相似,怀远后亡,其器亦绝。”[49]所谓“空侯,初名坎侯”,“乐人侯晖依琴作坎侯”,也说“空侯”的发明情节。

   7、“赐呼韩邪竽、瑟、空侯”

   我们还看到,甚至有这种乐器由长安通过“赐”的方式流入匈奴的记载。《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载:“单于前言先帝时所赐呼韩邪竽、瑟、空侯皆败,愿复裁赐。”值得注意的是,所谓“竽、瑟、空侯”,词序竟然与《急就篇》“竽瑟空侯琴筑筝”之“竽瑟空侯”完全一致。是否可以理解,单于请求“复裁赐”的“竽、瑟、空侯”,是汉地乐器的一般通称呢?所谓“愿复裁赐”,李贤注:“言更请裁赐也。”[50]这种“赐”,竟然是连续行为。可知汉地制作的“竽、瑟、空侯”等乐器受到草原民族爱重。

   清人徐文靖《管城硕记》卷三〇《杂述》写道:“沈约《宋书》云:汉武帝令乐人侯晖依琴作坎侯,即空侯也。《汉书·郊祀志》:‘祷祠泰一、后土,始用乐舞。益召歌儿,作二十五弦及空侯、瑟,自此起。’晋钮滔母孙氏《箜篌赋》:‘考兹器之所起,实侯氏之所营。’又杨方《赋序》:‘作兹器于汉代,犹拟《易》之《玄经》。’应劭曰:‘箜篌,汉武帝令乐人侯调依琴作。’《宋书》云‘侯晖’,恐字误也。惟刘熙《释名》以空侯为师延作,不知何据?《隋书·礼乐志》又云:‘箜篌出自西域,非华夏旧器。’杜氏《通典》谓:‘竖箜篌,胡乐也。汉灵帝好之。体曲而长,二十二弦。’又《后魏书》云:‘乌洛侯国有箜篌,木槽革面而施九弦。’《隋志》以为非华夏旧器,疑此类也。”[51]或说“空侯”“实侯氏之所营”,或说“空侯为师延作”,都以为出自中原。所谓“箜篌出自西域,非华夏旧器”则发生较晚。

   不过,“木槽革面而施九弦”,“木槽革面”的形制则与西域器物相似。但是,“施九弦”之“弦”,即“絃”,其字从“糸”,很可能来自出产丝的东土。《说文·弦部》:“弦,弓弦也。从弓,像丝轸之形。凡弦之属皆从弦。”段玉裁注:“弓弦以丝为之,张于弓。因之张于琴瑟者亦曰弦。俗别作絃,非也。”对于“像丝轸之形”,段玉裁注:“谓[XCWZJZ1.tif]也。象古文丝而系于轸。轸者系弦之处。后人谓琴系弦者曰轸。胡田切。十二部。今字作弦。○按轸当作紾。从车者,讹也。紾者,转也。《方言》:轸,戾也。轸乃紾之叚借字。丝紾,言弦戾也。”[52]所谓“弓弦以丝为之,张于弓”以及“张于琴瑟者亦曰弦”,而“俗别作絃”,“弦以丝为之”体现的与“丝”的关系,提示我们应当注意其“所起”“所营”的空间位置可能在“丝”的生产区。

   8、北匈奴使团“请音乐”

   可以看作长安“音乐”西渐历史延续的突出表现,见于东汉洛阳文化沿丝绸之路影响草原民族的历史记录。

   东汉初年,北匈奴使团来到洛阳。使团的构成似乎有“西域诸国胡客”。《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记载:“(建武)二十七年,北单于遂遣使诣武威求和亲”,汉光武帝“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随后,北匈奴单于又进一步明确示好:

   二十八年,北匈奴复遣使诣阙,贡马及裘,更乞和亲,并请音乐,又求率西域诸国胡客与俱献见。

   所谓“请音乐”,是北匈奴主动提出引进中原“音乐”的明确的历史记载。

   应当注意到,在“乞和亲”这一传统交好形式之外,“请音乐”,是此次出使洛阳的南匈奴使团向汉王朝提出的唯一的请求。

对于如何回复北匈奴使节,刘秀的态度是郑重谨慎的。史载“帝下三府议酬荅之宜”。[53]据《资治通鉴》卷四四“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八年”胡三省注:“三府,太尉、司徒、司空府也。”[54]《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记载,“司徒掾班彪奏曰:臣闻孝宣皇帝敕边守尉曰:‘匈奴大国,多变诈。交接得其情,则却敌折冲;应对入其数,则反为轻欺。’今北匈奴见南单于来附,惧谋其国,故数乞和亲,又远驱牛马与汉合巿,重遣名王,多所贡献,斯皆外示富强,以相欺诞也。臣见其献益重,知其国益虚,归亲愈数,为惧愈多。然今既未获助南,则亦不宜绝北,羁縻之义,礼无不荅。谓可颇加赏赐,略与所献相当,明加晓告以前世呼韩邪、郅支行事。报荅之辞,令必有适。今立稿草并上,曰:‘单于不忘汉恩,追念先祖旧约,欲修和亲,以辅身安国,计议甚高,为单于嘉之。往者,匈奴数有乖乱,呼韩邪、郅支自相雠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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