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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盾:马克思唯物史观视域中的法治问题

更新时间:2021-03-25 16:33:22
作者: 张盾  
当交易成为固定市场的有规律现象时,和平与安全就成为第一需要,这种安全不是靠自力救济或外力保护,而是来自市场经济秩序的法治化。马克思所说的“每一方只有通过双方共同一致的意志行为,才能让渡自己的商品,占有别人的商品”,准确表达了合同法的思想:当为了赢利而转让与获取的互惠交易呈现为自由意志间的合同形式时,财产权也就具有了法律的理性形式,在这种基于法律的交易行为中,抽象的财产权变成具体的现实,合同成了法律思想的核心概念。合同不仅仅是交易的具体形式或者表达意志的具体方式,“在合同之外,主体和意志的概念在法律意义上只是无生命的抽象化。而在合同中,这些概念第一次变得逼真起来。与此同时,最单纯、最简单的法律形式也在交换行为中获得了物质基础。”于是资本主义的财产不再是那种不确定的、随时有可能被推翻的、因而需要外力救助和保护的纯粹事实性的占有,而变成了一种普遍的、规范性的、上升到形式高度的绝对固定的权利,它受到市场经济内在的规律与秩序的护佑。

  

   现在可以回答:为什么现代市场经济构成了法治的社会关系基础?因为,法律的初衷是正义,但法律面对的现实却是现代人的自利倾向与这种“出自理性的正义”之间的深刻冲突。市场经济乃是把现代人的自利倾向与正义结合起来的最自然、最合理的方式。卢梭发现,法律的本质不是强力,而是出于人们自己同意的自我立法。这种自我立法,即“以有利可图为目的的相互承认的契约”,正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真实之义。市场经济直接以每个人追求私利的绝对权利为出发点,法律并不拒绝这一出发点;但法律的本质是普遍性和公共性:“法律只考虑臣民的共同体以及抽象的行为,而绝不考虑个别的人以及个别的行为。”法律最微妙的政治后果恰恰是法律与市场经济的内在契合,即法律是通过一种普遍化的抽象方式,把个人利益转变成公共利益,也就是在公共性框架内重新安排个人利益的获得途径,把公共福祉确立为目标和义务,同时把个人利益的追求变成合法的权利。比如,所有权因为得到法律的承认而有了普遍性,所以对所有权的侵犯就不只是侵犯了特殊的个人的东西,而是侵犯了普遍事物,公共性在这里显示为:“对社会成员中一人的侵害就是对全体的侵害。”因此,法治化的市场经济是把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结合起来的最好方式。市场经济绝不高估人性的水准,也不贬低人的欲望和权利,但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法律秩序却试图在人性中建立起某种道德感,表现为:在市场经济框架内,法律对人性的普遍化要求是可能的。法律假定,人之为人就在于人是能够普遍化的。在市场经济内部,每个人都以自己赢利为目的,而把他人当成手段,在这里,“一切癖性、一切禀赋、一切有关出生和幸运的偶然性都自由地活跃着”;但是,这种利己的目的必须在与他人的普遍联系中才能实现,每个人的生活和福利都同众人的生活和福利交织在一起,赢利的目的在其所受普遍性的制约中,必须建立在相互依赖、相互承认的法律制度的基础上,才是现实的和可靠的。在市场经济对法律的这种内在契合中,公共性归根结底高于个人的权利和利益,表现为个人只能按普遍的方式规定自己的目的和活动,使自己成为法律关系中的一个成员。按照美国制度经济学家康芒斯的看法,所谓“法律的正当程序”就在于,它把市场经济中的私人利益变成公共利益,把私人目的变成公共目的,使资本的商业行为“受到公共义务的制约”,从而赋予其正义性和道德性。

  

   相反,如果没有发达成熟的市场经济关系作为前提,真正的法治原则就无法实现。正是马克思最先发现,完备的法律体系不可能来自某个权力主体设置的外部规范,而是应商品交易和货币经济发展的要求而产生的。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特别警惕那种把法律关系抽象为纯粹意志的唯心史观幻觉,指出“在私法中,现存的所有制关系是作为普遍意志的结果来表达的”,也就是说,“过去表现为实际过程的东西,在这里表现为法律关系……因而也就在法律上被承认,成为一般意志的表现。”而实际上,法律概念的逻辑受制于市场社会关系的逻辑,而绝非以主观意志为前提的纯粹规范:“各种最自由的立法在私法方面,只限于把已有的法表述出来并把它们提升为普遍的东西。”前资本主义的法律总是带有神学的、强力的和非法律的色彩,在封建时代和近代早期的专制国家,公法与私法是不分离的。只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才使得对权力之法律的理性解释成为可能,因为,正是这些经济关系引起了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分离和对立,在这种对立中,纯粹的统治分解为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并不知不觉地采取了私人利益的形式,也就是采取了私法的形式。从此以后,社会生活中的法律因素首先是那些可以纳入私人利益矛盾框架中的东西,没有私人利益支撑的法权变成了抽象的无法触摸的东西,或者很容易转换为法律的对立面,即绝对权力。这种绝对权力的作用范围越大,应用法律范畴解释社会关系的空间就越小。这一点在缺乏发达市场经济作为背景的公法领域表现得更加明显,在这里,法律的发展总是遇到巨大的阻力。马克思早就指出,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并非法学家的虚构,而是历史发展的产物;现代法律恢复了罗马法对公法与私法进行划分的传统,这是它的一个重要成就,因为这一划分“把特权变成法”,从而实现了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在法治国家,私法从公法的绝对包围中挣脱出来。”私法之所以是法治原则的首先的和基本的层面,就在于形式上它体现的是同位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而公法则体现上下位主体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因此法律的自治性和公共性在私法中得到更充分的体现。这在法律自身的文本特性中也有所反映:私法的体系以简单、明确、完美著称,而公法则无法排除难以把握的单边结构。究其原因,私法中的权利与义务的完美形式只能产生于一种每个人都平等地追逐个人利益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所有经济关系都建立在个人意志自治与协同的原则上,正是这一点决定了社会功能的运行只能采取法律的形式。对近代法治来说私法成为比公法更优先、更基本的层面,这一点正好印证了:近代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奠定了法治的实然基础。

  

   揭示法治的最高理念:作为社会正义的全人类解放

  

   如果说,法治的现实基础是市场经济,那么,法治的最高理念就是正义。“正义是所有合法统治的基础”(Justitia fundamentum regnorum)。马克思的法哲学思考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将这一正义理念规定为作为社会正义的全人类解放。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界定,正义的核心是平等,平等就是相同者相同对待,不同者不同对待,使每个人各得其应得的东西——这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分配正义”,它是一个应然性原则。按照康德的教诲,这种应当存在的正义不能以归纳的方式从法律实践的实然事实予以证明,只能以演绎的方式从法律本身的概念中推导出来。从这种应然性推出的法的本质就是“本身正确的法”,也称“正义法”。正义法在西方历史上以自然法著称。自然法假定,在一切实在法之上存在着一种更高的法,它植根于神意或理性,构成了法律之绝对、永恒和普遍有效的本质,是判定一切实在法之正义性的最高标准。从古代到近代,自然法的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不变的是对法的正义理念的坚守。近代自然法学说的基础是社会契约论。社会契约不能被当成实然事实,即不能被理解为现实的人们为了建国而真实缔结的契约,而毋宁是作为一种虚拟的标准,用它来衡量法律的正义性:如果法律起源于所有人自由缔结的契约,它就是正义的。另一方面,社会契约论是一种个人主义的法律理念:只有当法律符合所有人的个人利益时,它才能被认为来自人与人之间的契约。于是所有正当的法律都依赖于自由平等个人之间相互承认的协议,所有的社会约束都体现为基于个人权利与义务的自我约束,“所有公法都能够成功地化解为私法”。很显然,社会契约论已经放弃了自然法不可改变的普遍有效性,而使之成为“内容可变的自然法”。它实际上证明了,法律的本质和理念并非抽象理性的产物,而是必须适应特定的社会现实;实在法的效力不能只建立在正义法的不可知性的基础上,而是必须由特定的时代和民族来确证之。社会契约论将个人的自由、平等和财产权变成法律正义的新理念,这对法哲学来说是一个革命性的思想,把法哲学的问题真正置入法的应然形式与实然内容、法的正义性与实效性的辩证张力之中。自然法的时代也就此终结。

  

   法治是人类文明的财富。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看法:“法治和人治问题是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的一个基本问题”。在今天,法治已超越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分歧,成为世界性的普遍共识。法治的那些基本原则,诸如法律在政治生活中的至上性、中立性、自主性,以及法律内容本身的普遍性、明晰性、确定性,已不再是西方国家专有的信念,而是被不同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的世界各国普遍接受,正如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汤普森所指出的,法治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成就”,它惠及所有人,因而是“一种绝对的人类善”。在我国,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已成为基本国策。从世界历史的观点看,这种世界性的对法治理念的一致认同是一项前所未有的成就,没有任何其他政治理念曾获得如此程度的普遍性认同。此事究其根源,近代几百年发展形成的高度专业化、形式化的现代法律,是人类有史以来最良善的实在法体系,它以高度复杂的市场化经济社会作为其现实基础,并服务于这种复杂市场经济,建构了迄今在实然意义上相对来说最公正、最合理的社会经济—政治秩序;它所揭示的自由与公平、权利与义务诸原则,则在前所未有的形式意义上接近于理性赋予法的本质的正义。那么,马克思对法律的正义理念持何种态度?

  

   一般认为,马克思对近代法治传统持批判态度。人们根据马克思一些论述和论点指认马克思最有代表性的法哲学观点是:法律被经济结构和财产关系所决定,它只是认可现存的关系,而没有自己独立的存在和历史;因此,现代法律只是资产阶级意志的表现形式和其利益的实现工具。在实然尺度上可以说,马克思的这些观点都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众多论者乃至某些深刻的西方法哲学家(如施塔勒姆、庞德、卢曼)都由此出发,对马克思的法律观作了简单化的理解,似乎马克思对现代法治的意义和成就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极端立场。这几乎将马克思法律观与现代法治的本质联系乃至奠基作用完全予以遮蔽。首先要承认,马克思著作中很少集中讨论法律问题,在他看来,法律只是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形式要素:“这些法律形式作为单纯的形式,是不能决定这个内容本身的。这些形式只是表示这个内容。”或许马克思从事理论工作的19世纪中叶尚处在早期市场资本主义时代,其特征是生产技术、经济总量、市场规模和社会结构的复杂性都非常有限,劳资矛盾尖锐,而刚刚挣脱自然法理念的作为抽象普遍规范的现代制定法体系尚不成熟健全,以致法治问题无法引起马克思的足够重视。但这只是表面化的理解。真正重要的实情是:马克思确实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现代法律的内在关联中思考了法治的本质,并聚焦于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矛盾这一现代法治的最大难题。这说明马克思对现代法治的本质问题有深刻的把握。

  

首先,马克思对现代法律的形式化特性有着足够的认知。所谓法律的形式化,按照韦伯的经典解释,就是法律的制定与实施脱离宗教权力或世俗权力的权贵个人的直接控制,而由受过专门学术训练的法律专家以系统而合理的方式完成立法和司法的全部程序。尽管马克思正确地指出现代法律是资产阶级实现自己意志和利益的工具,但他也认为,法律的形式化表现为“对所有的人都有效”的普遍性,从而在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同时,能够“使其不受他们之中任何一个单个人的任性所左右”,这无疑是法律的历史性进步。“随着市民社会的发展,即随着个人利益之发展到阶级利益,法律关系改变了,它们的表现方式也变文明了。它们不再被看作是个人的关系,而被看作是一般的关系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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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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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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