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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盛峰:法律与自由主义技术伦理的嬗变

更新时间:2021-03-25 15:59:37
作者: 余盛峰 (进入专栏)  
其四,真实个体不断被含括到数字画像的黑箱算法之中,他们不清楚自己成为何种群组的临时成员,也缺乏与编入这些群组的其他成员的互动。这些群组本身就具有高度偶联的特征。其五,隐私侵权开始发生于群体层面,潜在的隐私侵害可能并未涉及任何具体个人,但它可以深刻影响所有人的信息环境,从而侵犯不特定群体的利益。

   因此,在新的技术时代,传统洛克式的个人保护路径开始失效。新的社会结构不再是简单的个人/社会二元论图式,在个体之上,群组成为新的算法决策参考对象。正因如此,弗洛里迪(Luciano Floridi)等信息哲学家提出,群组应当成为技术伦理的基本单元。在大数据时代,需要考虑的不能再只是个人同意权,而是群组同意(Group Consent)、集体同意(Collective Consent)等新的概念。

   一九〇三年,严复将密尔《论自由》(On Liberty)译为《群己权界论》,隐含假设了个人与社会的二分。“群”者,群体、社会公域也;“己”者,自我、个人私域也;公域和私域在边界上是可以辨识的。但在新的技术时代,所有的决定都不再只是“个人决定”,因为所有“个人决定”,都可能转化成一种“个人—群体决定”。以生物基因数据为例。如某A同意,此一决策不仅代表他个人,更指向所有与他相似的人(与A同属某临时群组的成员)。如果A同意将其生物数据用作研究或商业用途,他的知情同意,将直接或间接影响所有与他共享相似生物特征的主体。大数据与生物技术深度结合,其影响将超出受试者本人,扩展到所有与他相似的主体。知情同意不再限于个人,而将是一种会对他人造成直接或间接影响的风险决策。

   因此,在做出知情同意之前,个人是否有义务全面考虑此一同意将对与其相关的主体带来的潜在影响?而此种个人—群组同意会产生诸多新的伦理难题,即:个体在知识和资源上如何获得足够支持去做出理性判断,个体是否具有判断因为自身行为和决策将受到影响的主体范围及其相关利益的能力?他是否足以承担此种复杂的认知任务和责任负担?具吊诡意味的是,正是由于个人—社会二元论假设的崩塌,以及由此种崩塌带来的传统法律归因机制和归责机制的失效,反而有可能进一步促成技术风险通过黑箱化的算法机制进行转移与释放。

   3

   新的技术时代,传统的自由主义技术伦理已不足以应对,无论是自主原则、伤害原则抑或个人原则,都出现各种不适症状。传统技术伦理在工业时代背景之下,是相对可行的,但在经历从工业时代的原子世界到信息时代的比特世界变迁之后,技术系统的总体运行逻辑发生了重大转变,其相应的技术伦理和法律框架也面临重构的需要。在今天,时代迫切需要新的技术伦理,一种超越传统自由主义的技术伦理。限于篇幅,这里仅对应传统技术伦理,即自主原则、伤害原则与个人原则,提出技术设计保护、风险学习治理与社会一体多元三项原则,作为新技术时代的伦理参考框架。

   技术设计保护原则突破了康德的自主原则,在新的技术背景下,仅仅依靠人类的自主理性已不足以对抗技术系统的过度扩张,有必要通过技术对抗技术,通过将相关价值理念落实到基于技术设计的内嵌保护,借助技术来捍卫自由主义的人文价值。

   技术社会学在传统上有三大流派,即技术决定论(Technology Determinism)、技术中立论(Technology Neutrality)与技术现实主义(Technology Realism)。技术中立论最有影响力,其认为技术只是人类的工具和手段,隶属于人类的主导与控制。技术本身无善恶,关键是使用技术的人类主体的目的和选择。而以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阿伦特、芒福德、马尔库塞为代表的技术决定论则深刻意识到现代技术的自主演化逻辑,技术发展正愈益凸显其自身的封闭法则,甚至利用人性的欲望与弱点来推动技术系统的无限扩张。综合以上两大流派,技术现实主义洞察到当代技术发展与政治、经济及社会结构之间的动态关系,意识到在这种复杂的结构耦合关系中,单纯依靠个人自主理性,甚至政治与法律系统的外部干预,都已无法对技术形成有效控制能力。相反,需要在技术内部建立类似“分权制衡”(Check and Balance)的机制,将各种道德与法律价值转译为可被机器识别和执行的“代码”,刺激“因果性闭合”的技术开发新的工程学方向,通过例如源代码开放(Open Source)、数据失真(Data Distortion)、人工智能对抗攻击(AI Adversarial Attacks)、隐私计算(Privacy Computing)、沙盒(Sandbox)机制等技术设计,形成对人类身心秩序的更好保护。

   风险学习治理原则修正了密尔的伤害原则。在新的技术条件下,仅仅通过事后对直接或间接伤害的甄别与计算,已无法有效保护个人法益,有必要扩大对相应决策行为的事物、社会和时间维度的全方位考察,通过加强法律机制的学习能力与反思能力,强化对各类技术风险的追踪和治理。密尔原则试图客观计算并精准定位外部危险与损害事实,而当代技术风险却呈现全方位的不确定性,无论是技术风险的事实形态、技术风险波及的群体范围,以及技术风险在时间上的呈现效果,都无法事先就予以明确的预期和规范。技术风险的产生本身就与人类持续的干预行动与治理决策相关,为了应对技术风险制定的各种法律和技术举措,其本身就可能引发新的社会风险。这就要求法律不再只是简单通过“令行禁止”的方式进行规范,而需要法律自身从外在客观的“治理者”视角转变为内在观察的“共振者”(Resonance)视角,提取更长的时间维度,灵活运用各种标准(Standard)、轻推(Nudge)、实验性规制(Experimental Regulation)手段,展开具有学习性、反思性特征的技术风险治理。

   而社会一体多元原则则超越了洛克的个人原则,它意识到在新的信息社会时代,技术风险已经高度网络化与系统化,不仅影响特定个体,也影响到整个社会。必须突破简单的个人/社会二元图式,采取生态主义的多方利益攸关者(Stakeholder)视角,改变单向度的经济主义和技术主义思维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基于对未来的恐惧,人类行动就不会鲁莽,而会谨慎行事,肩负人的世界责任。”汉斯·约纳斯(Hans Jonas)早就先知一般地呼吁责任伦理对传统伦理的革新:在现代技术权力面前,需要从“邻人伦理”转向关注未来“总体状况”的伦理,从私人伦理转向超个人的公共伦理。在此意义上,以上三项原则正是对约纳斯责任伦理的重新演绎,或可作为讨论未来新的技术伦理框架的基础。

   (《技术、医学与伦理学——责任原理的实践》,[德]汉斯·约纳斯著,张荣译,上海译文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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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21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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