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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擎:2020西方思想年度述评(下):国际变局与欧洲趋势

更新时间:2021-03-24 21:41:17
作者: 刘擎 (进入专栏)  

  

01. 难以修复的旧秩序

  

   在过去四年,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变化莫测,困扰着世界许多国家,包括美国的盟友。原有的国际秩序受到严重的冲击,也处在一个异常状态。美国大选的结局带给许多人些许的安慰——至少惊魂不定的日子终于过去了,似乎可以期待一个回归常态的世界。

  

   但片刻的慰藉很快被新生的忧患所吞噬:原先的常态秩序远不是一个令人向往的世界。至少从十多年前开始,所谓“自由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就一直处于颓势,遭受的怀疑与批评之声也连绵不绝。著名学者艾利森(Graham Allison)称之为“神话”,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视其为“大幻觉”,还有戏称其“既不自由,也非国际,而且无序”的讥讽之辞也广为流传。

  

   当然,持续讨论一个持续衰败的事物,这本身意味着它衰而未死。作为既有范式的自由国际秩序之所以尚未彻底消失,并不在于其残存力量仍然强大,而是因为各种替代性的新选项更加令人怀疑或模糊不清。

  

   2020年似乎到了范式转换的时刻。在经历了新冠疫情的冲击与美国政治的危机之后,自由国际秩序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世界格局面临两种可能的选项:修复既有的秩序,或者创造一种新的秩序。无论作何选择,其前景都取决于主导国家的意愿与能力。

  

   由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还有可能修复吗?新任总统拜登表达了明确的意愿。

  

   早在2017年1月18日(特朗普即将就任的前夕),拜登曾在“达沃斯论坛”上呼吁:“显然,近年来支持这一体系的共识正面临来自内部和外部的越来越大的压力……我们必须采取紧急行动来捍卫自由国际秩序。”

  

   在2020年竞选期间,拜登在《外交事务》3/4月号发表文章,题为“为什么美国必须重新引领”。文章批评特朗普“灾难性的外交政策”对国际秩序造成的破坏,尤其是对盟友和伙伴关系的损害,以及对民主价值的背弃。拜登构想的国际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回归到奥巴马时代的基本方针,但更强调外交决策必须有利于国内政治与经济的复兴,也更注重加固民主国家的国际同盟,并显示出对美国主要竞争对手更为明确的强硬立场。

  

   2021年2月4日,拜登在国务院发表上任以来首次外交政策的讲话,其基本精神与前文一致,主张加强与全球盟友和伙伴的关系,并坚持美国的价值理念。他宣告“美国回来了”,实际上表达了对未来世界的愿景:美国将重返其主导地位,致力于修复已经衰败的自由国际秩序。新政府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的团队主要由民主党的建制派构成,显示了对这一愿景的肯认。

  

   拜登是一位擅长国际事务的老练政治家,曾担任两届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在长达八年的副总统生涯中,他深度介入了奥巴马的外交构想与实践。然而,老练稳健的另一面可能是陈腐守旧。他虽然意识到新形势下的挑战,但选择的应对方案却难以摆脱原有范式的局限。

  

   真正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是:美国还有可能重建自由国际秩序吗?

  

   阅读过去一年发表的几十篇相关评论后会发现,只有极少数论者对此抱有相对积极的态度,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是其中之一。他在《外交事务》2020年7/8月号发表文章,主张重建“下一个自由秩序”。然而他的论证主要诉诸“必要性”的理由:世界各国处在复杂而深度的相互依赖之中,“现代性问题”造成的全球危机需要有全球合作的解决方案,自由国际秩序虽有缺陷,但很难找到更好的替代性选项。他建议从1930年代“罗斯福新政”的遗产中获得启示,重塑一个以美国为核心、以自由民主国家联盟为基础的多边主义的自由秩序。

  

   然而,对必要性理由的论述无法支持可行性论证。伊肯伯里的文章很少触及当今背景下美国主导世界秩序的能力问题。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大多数专家学者和评论家对自由国际秩序的修复提出了悲观或怀疑的判断,其中包括韦瑟(Stephen Wertheim)、麦克塔格(Tom Mctague)、弗兰克尔(Jeffrey Frankel),科什纳(Jonathan Kirshner)、哈斯(Richard Haass)、莱恩(Christopher Layne),古德吉尔(James Goldgeier)和詹特森(Bruce W. Jentleson),以及特珀曼(Jonathan Tepperman)和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等人的文章与对话录(分别刊于《纽约时报》、《大西洋月刊》、Project Syndicate、《外交事务》和《外交政策》)。

  

   综合他们的分析论述可以发现,重建自由国际秩序的努力至少会遇到三方面的阻力。

  

   首先,远在特朗普执政之前,已经出现了扎卡里亚所说的“其余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rest)趋势,表明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美国的经济与军事力量仍然位居世界之首,但在全球的相对权重已经显著下降。这种衰落将减弱美国提供全球公共品和干预区域事务的能力。另外,虽然美国一直从其主导的国际秩序中获益,但普通民众对此缺乏直接的切身感受,他们反而对于为阿富汗与伊拉克这两场持久战争付出的代价更加敏感。大多数美国民众反对在国际事务上“浪费资源”,赞成“美国优先”的转向。在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高涨的背景下,拜登“让美国重新引领世界”的雄心,将面对国内民众及议会代表的反弹阻力。

  

   其次,自由国际秩序的基础是欧美之间的“跨大西洋联盟”。但美国与欧洲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过去四年,特朗普恶化了与欧洲盟友的关系。许多欧洲国家已经体验到,甚至适应了“失去美国保护”的局势。同时,美国两党的政治极化不断加深,弱化了其外交政策的持续稳定。为了规避美国政局动荡的风险,欧洲也需要降低对美国的依赖。相应地,欧洲追求自主性的诉求日渐高涨,马克龙宣扬“欧洲主权”的理念,试图通过欧盟来复兴法国的影响力。德国也有意愿寻求欧洲的自主性,主要因为德国公众态度的转变,以及对进入中国市场的需求。因此,拜登期望与欧洲盟友“重修旧好”从而巩固“跨大西洋联盟”的计划,将会是非常艰巨的任务。

  

   最后,重建自由国际秩序也会面临来自中国的挑战。拜登的对华政策尚未完全成型。他声称中国是美国“最严峻的竞争对手”,但同时表示“只要符合美国利益,愿意与中国展开合作”。在2021年2月19日“慕尼黑安全会议”的在线会议上,拜登呼吁盟友联合一致,做好“与中国长期战略竞争”的准备。3月3日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John Blinken)在白宫发表长达二十八分钟的演讲,向美国人民介绍新政府的主要外交政策,其中将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列入八项优先任务之一。布林肯强调,美国面临着若干国家的挑战,但来自中国的挑战与众不同,这是“二十一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因为“中国是唯一——以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的力量——对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构成严峻挑战的国家”。他指出,美国与中国关系将会是三种类型并存:“竞争如果应该,合作如果可能,对抗如果必要”,而这三者的共同基础是“需要从强势地位与中国打交道”。为此,布林肯重申了与盟国和伙伴合作的重要性,“因为我们结合在一起的权重是中国更难以忽视的”。

  

   拜登任命的国家安全与亚洲事务的官员背景,以及他们的公开言论,都显示新政府倾向于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但与此同时,绝大多数国际问题专家都强调必须防止中美冲突升级,避免走向“新冷战”或热战。《大西洋月刊》的一篇评论指出,与冷战时代美国的对手不同,中国已经达到了相当水平的财富、活力和技术进步(尽管与美国还有差距)。更重要的是,中国具有苏联从未拥有的一种“武器”:能够在经济冲突中(借用形容核战争的术语MAD)“确保相互经济毁灭”(mutually assured economic destruction)。在此局势下,一部分国家希望能同时与中美两国保持良好关系,它们很难全心投入一个由美国主导但却排斥或对抗中国的国际秩序。

  

   从哈斯对“后美国世界”的描述,到古德吉尔阐述的“美国并不具有领导世界的天然资格”,都试图论证美国难以恢复在二十世纪后半叶主导国际事务的能力。拜登声称“美国回来了”,但世界已经改变。未来的发展甚至有可能走向两次大战之间的格局。

  

   02. 现实主义的战略转向

  

   美国外交战略具有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双重性,在实践中也有此消彼长的历史记录。2020年国际政治论述中出现一种明显动向,就是预判美国会再次转向现实主义,体现为全球的战略收缩(retrenchment)。实际上,美国的战略收缩在奥巴马执政时期已经开始,特朗普只是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趋势。

  

   兰德公司在2021年1月发表其“国家安全研究部”(National Security Research Division)的一份报告,题为“实施克制”(Implementing Restraint),副标题为“美国区域安全政策转向运用一种现实主义的克制大战略”。这份长达一百八十二页的报告全面介绍和评估了“克制大战略”的主张,这是与“主流外交政策界”不同的另类选项。

  

   需要注意的是,这份报告本身并不是推举克制战略的政策建议,而是试图解释,如果选择这种战略,美国在关键区域的安全政策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因此是“为了帮助美国政策制定者和公众理解这一选项”。

  

   报告的作者将克制大战略的倡导者视为一个学派,他们以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为指南来构想美国外交的大战略。与当前主流的大战略相比,他们对美国利益的界定更为狭窄,对美国面临威胁的评估也更低。报告援用一个理论模式显示,在“总体支配”与“孤立主义”两极之间的连续谱中,存在多种可能的大战略选项。

  

美国在冷战后的外交政策采用了靠近“总体支配”一级的“霸权大战略”(Hegemonic grand strategies),这需要更高程度的军事介入。但如果美国在国内外各种制约下无法延续这种战略,就需要向“孤立主义”一端移动,转变为“克制大战略”(Restrained grand strategies),相应地将减少或保持最低限度的军事介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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