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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华:“无主体熟人社会”与乡村巨变

更新时间:2021-03-24 14:42:57
作者: 杨华  
也不再有对村庄其他人的义务和情感,而是只为自己、为私利着想,行事不讲感情、不讲人情面子,只讲利益、只讲公事公办;不再遵守村庄规则和道德,不再为村庄贡献力量,而是普遍持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也不再事事为他人着想,不再在乎他人的看法,而是我行我素,靠力量博弈生存;村庄的生活不再有长远预期,在村庄交往中就不会再忍让和克己复礼,等等。简而言之,没有了农民对村庄的主体性,熟人社会就会解体。所以,一旦村庄的主体性缺失,即便没有人流出村庄,也会出现吴著所列的几大问题。这是很多村庄的普遍遭遇。

   公共性与私人性相对,说的是熟人社会的生活和交往在公共规则约束下展开,并形成公共的社会氛围,从而使得熟人社会向着良性方向发展。公共规则包括道德、共识、常例、原则、程序、信仰、常识、故事、情感等,它既规范着村民的生活和社会交往,也规定着村民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逻辑,进而使整个村庄充满公共性。

   村庄的公共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农民行为具有公共性。不管是个体农民的行为,还是农民群体的行为,都是受村庄公共规则规训和约束的,只有在公共规则范围内的行为才会受到认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考究,不是依据个人的喜好、情感、友情、知识、偏好等,而是援引公共的规则。譬如,在南方宗族型村庄,在上人情礼金时,会依据亲疏远近有一定的标准,关系相近的一般会上相同数目的礼金,不会因为私人交情而上更多的礼金。酒席上菜的数量、分量、内容也是有规定的,不会因为贫富差距而有区分。

   其次,农民的交往内容和效果具有公共性。在私人性的交往中,交往的内容一般是与私人事务相关,其结果是加深私人间的理解,拓展私人间的关系,增进私人间的情感。村庄的交往除了有私人性的一面外,还有公共性的一面,其交往所涉事务一般是涉及村庄层面的事情。这一点可以从村民在一起闲聊的话题中窥探一斑。在公共性较强的村庄,农民闲聊谈论的话题一般包括婆媳关系、家庭矛盾、老人赡养、村庄道德、村庄间竞争、村庄道路、宗祠修建、礼仪礼节、感情送礼等,这些话题中有私事,也有公事,但都援引公共规则进行价值判断,因此带有公共性。在这些交往中,其效果是彰显和强化了公共规则,否定了私人性的行为和想法,使村庄的是非、对错、黑白的观念更加明确。公共性的交往不在于人多人少,也不在于时间与场合,即便是两个人在卧室里聊天,也能达到公共溢出的效果。

   最后,村庄生活具有安全感和可预期性。每个人都按规则行事,按规矩出牌,按惯例思考问题,极少有常识之外的事情发生,村庄生活因此有预期和安全感。

   村庄公共性产生的前提是农民对村庄有主体性。只有当农民具备村庄主体性时,才会在意村庄,才希望村庄变得更好,才会遵循公共规则和主动经营村庄。当农民的村庄主体性缺失时,村庄的公共性就会减弱,人们就不会为了村庄而牺牲自己的利益,不会为了维护村庄规则而得罪他人,相互之间就变成了“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的局面;大家在一起不说村里的事情,只谈国家大事、国际战事,或者专心致志打牌,从头至尾不说一句话。这样,村庄的公共规则就不再起作用,私人的偏好、打算就会堂而皇之地介入村庄生活与交往之中,重塑村庄评价体系,农村的交往就纯然变成了消磨时间、加深私人感情、建构私人关系的方式。

   归属感是一个人精神和灵魂栖息于某地的体验。在传统熟人社会,宗族与村庄既是农民的生活单元,也是农民的归属,是世俗化与神圣性的统一体。农民既在其中获得生活所必需的互助与合作,使生活得以展开,也在其中参与社会性竞争,获得面子、荣耀、尊严、承认和成功的体验,同时还在其中获得宗教般的关怀,使生命有意义和价值。对于流动的农民来说,虽然身体在漂泊,但只要有宗族和村庄在,灵魂就会得到很好的安放。无论漂泊的身体多么孤寂、多么劳累,无论归途的路多么艰辛、多么漫长,只要有宗族和村庄可以想念、可以回望,心灵总是平静的,苦难总是可以承受的,生活总是有动力的。在这个意义上,家乡是中国农民的宗教。吴著中归乡的农民热衷于在重要节庆中参与大型宗族活动、大办“夸富宴”,也只有赋予人生归属的意义才能得到解释。

   农村对宗族和村庄有归属感的条件是熟人社会具有主体性和公共性。也就是说,只有当农民还把村庄当作自己的村庄、把宗族成员当作自己人、把自己视作村庄和宗族的当然成员的时候,当村庄的公共规则还起作用,还能规范人们的行为,村庄还是生活和伦理共同体的时候,宗族与村庄就仍具有归属的意义,就仍能为农民提供归属,农民也仍愿意归属其中。当农民不再对村庄有感情,村庄本身又乱七八糟时,农民自然恨不得赶紧脱离村庄,何谈归属之有?如果农民在农村的归属都没有了,村庄便无法承载农民的灵魂;农民的身体和灵魂都处于漂泊状态,就真的成了“无根基”的人了。

   四

   综上所述,“无主体熟人社会”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论述,一个是“无行动主体”层面,一个是“无主体性”层面。前一个是吴重庆展开理论想象的前提和基础,是指农民行动主体的不在场,可谓“身体不在村”,后一个是我对“无主体熟人社会”的进一步想象,指的是农民主体对村庄熟人社会的情感体验的缺失,是为“人心不在村”。

   “无行动主体”与“无主体性”是一个整体,只有将两个层面有机结合起来,对“无主体熟人社会”的理论建构才是完整的,对农村社会现象和问题的解释才会更全面、更深刻、更有力度。这样,“无主体熟人社会”就不仅囊括了“身体不在村”的理论内涵,还包含了“人心不在村”的理论逻辑,从而既能解释广大中西部“空心村”出现的现象和问题,也能解释人心不在村的“非空心村”现象和问题。进而,在农村社会建设上,不仅是要在留下更多的青壮年劳动力上下功夫,还要在农民“人心”的改造上下功夫,这就需要重建农民的横向联系,重构不仅有行动主体,而且有主体性、公共性和归属感的熟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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