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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前红: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宪法至上

更新时间:2021-03-23 12:50:52
作者: 秦前红 (进入专栏)  
现代化具有理性化的基本特征,表达了人的理性意志在政治社会中的绝对主导地位。这是德国近代社会科学家马克斯·韦伯开启的讨论场域,其中就包括法理型权威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宪法作为联系政治过程和法治体系的根本法,既表达民主的实质理性,也表达法律的形式理性。这也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和法治建设的过程之中。习近平明确指出:“宪法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是通过科学民主程序形成的国家根本法。”宪法作为根本法的至上地位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标志性成果,是人类政治社会走向现代化的根本转折。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制定宪法法律,确立了宪法的根本法地位,确认了宪法至上的法制地位,成功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路。

   首先,宪法至上确保国家治理的科学理性和客观性。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存在一定的客观规律,基本原理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决定了社会形态的演进逻辑。人类社会存在着从低级走向高级的规律,在形态上可以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社会。这对于理解国家治理的本体性特征来说至关重要。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立适应当代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关系,并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项制度反作用于推动生产力发展。其中,一个根本性原则就在于国家治理必须坚持理性,以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制度的积极性功能为基础,逐步实现国家现代化。如何科学理性地、客观地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这就要求将集中体现党和人民根本意志的宪法作为最高权威,确立宪法至上的法制地位,充分发挥宪法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法治建设中的根本法地位。从人类社会走向近代化的历史中可以发现,宪法的诞生对于确立国家统治结构的科学理性与客观性来说是革命性的。宪法并不是从来就有的。相反,制定一部根本法并确立其至上地位,正是近代以来的政治文明成就。选择宪法作为根本法的政治结构和国家治理方案,一个重要原因正是为了防范人治的恣意性,防范权力的专断性,从而也避免了国家陷入非理性政治之中。在理性意义上,宪法是人民通过科学民主程序制定的,是理性意志的表达,是民主科学的结果。通过成文宪法记载的根本意志具有明确性,也就具有了客观性。马克思在反思法国革命不断制宪及其失败的历史时,提出宪法应当充分发挥根本法的作用,宪法的修改和解释都不能是随意的。在批判1849年法国统治者删除宪法中的劳动权条款时,马克思就指出宪法是“法律的法律”“法律的准绳”。在批判统治者滥用宪法解释权时,马克思指出理解宪法的权力应当属于宪法的接受者,必须在切实可行的意义上解释宪法,不能只维护统治者和资产阶级的利益。批判1850年法国总统路易·波拿巴试图修改宪法时,马克思指出了宪法修改必须在合法的基础上进行。这些都体现了马克思对于宪法的客观性与通过宪法展开的政治理性的认识。在中国,坚持宪法至上,可以防范我们在政治发展和法治建设过程中出现根本性、颠覆性错误。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指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宪法法律和制度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把制度建设摆到突出位置,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定型。这就要求发挥宪法的根本法作用,确保宪法至上的法制地位,阐明宪法对于国家治理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的重大意义。

   其次,宪法至上确保国家治理的组织性与有效性。以国家治理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主题,以现代化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目标,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特征。国家治理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是一种实践性的创造活动。实际上,针对国家治理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之争议一直存在。早期治理理论具有去国家化的特点,强调公民中心、多元共治与共同协作。这也是20世纪中后期西方政治理论发展的一个突出趋势。进入21世纪,特别是经过十年发展之后,无论是外部世界局势,还是国内情势,都出现很多变化。从外部看,中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内部看,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这个时候,进一步突出组织力量在治理中的作用和地位,特别是强调国家治理的主导性,正是中国为世界政治发展提出的新思路。西方反思20世纪民主政治实践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当代美籍日裔政治学家福山就提出了西方民主体制的焦虑以及国家能力、治理效能的回归。重视制度逻辑,发挥组织优势,体现治理效能,可以说是中国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种重要尝试。这些内容依赖宪法,因为宪法的基本任务是组建政府。按照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理论,社会契约结成之后需要设计一个政府,既不至于篡夺主权,又不至于无法自我维持,这是基本要求。宪法为政府赋权,同时也赋予了正当性,从而确保“有为政府”的有效治理。作为主权者的人民因为同意宪法,所以同意这样的政府。人民通过建制化渠道表达其主权者地位,行使政治权力。这就是宪法权威的基本功能,也表明了通过宪法展开的国家治理是离不开国家,离不开组织力量的。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

   再次,宪法至上确保国家治理的中国特色。对当代中国来说,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的必经之路,是实现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当然内涵。不过,我们所追求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这就要求正确认识国家治理的中国特色,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在法治中国建设方面,首先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一道路的内涵十分丰富,要回归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展开,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我国宪法在表达和确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方面发挥着根本作用。一是因为宪法明确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2018年现行宪法第五次修改在第一条所增加的内容,以根本法的形式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将党的领导写入了宪法正文。在制定“八二宪法”时,关于是否将党的领导写入宪法正文曾经存在争论,当时的选择是在序言中描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历史进程。现行宪法第五次修改将党的领导写入宪法正文,反映了“八二宪法”的根本性变革。这可以说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和法治建设的标志性安排,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鲜明主张。二是因为宪法规定我国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国体是对国家根本性质特别是关于最高权力归属的一种制度性表达,体现了政治共同体的根本特征,反映了主权设计的根本方案。宪法确认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表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建国建政方面的基本主张和伟大成就。这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当家作主的最根本表达。它也包含了人民的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政治保障的必要性。三是因为我国宪法规定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宪法的根本意义在于始终确保一切国家权力属于人民。这也是我国宪法确立的基本理念。人民作为国家的主人,行使国家主人的权力,并不是随意的,而是建制化的,即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展开。我国《宪法》第2条就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在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是深刻总结近代以后中国政治生活惨痛教训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中国社会一百多年激越变革、激荡发展的历史结果,是中国人民翻身作主、掌握自己命运的必然选择。”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必须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特别是坚持宪法至上,突出宪法权威,既防止领导个人对制度、法律的破坏,也防止被煽动起来的非理性大众群体带来的危害。这是习近平在论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势时特别指出的问题。在法治建设中,“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就包括坚持宪法确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不动摇,坚持宪法确定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不动摇”。这凸显了宪法至上法制地位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

  

   三

   宪法至上是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根本支柱

  

   正是宪法塑造了现代化的政治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历史进程中,宪法的首要功能都是在国家(政治共同体)形成之后建立一个立宪政府体系。这里的政府是指广义的政权机关。对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来说,宪法既是根本依据、根本支持,也是根本约束、根本边界。我国正在建设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高度现代化的制度体系。习近平非常重视制度和治理体系,特别强调了“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制度稳则国家稳”。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具有丰富的实践成果。”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宪法至上正是这一制度体系的根本支柱。

   首先,宪法至上确保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正当性。宪法是政府的“准生证”。美国独立运动时期的思想家潘恩有一句广为引用的名言:“宪法是先于政府存在的,政府只是宪法的造物。国家宪法不是政府的行为,而是人民构建政府的行为,一个没有宪法的政府是一项没有权利存在的权力。”这是因为,从理论起源上看,宪法是人类在进入政治社会、结成政治共同体之后,尝试建立一种立宪政府的产物。所谓立宪政府,根本在于政府之上存在着更高的人民主权权威。换言之,是人民决定政府,而非政府决定人民。这个逻辑正是近代以来社会契约学说的结论。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立宪为政府提供了正当性基础,因为宪法代表着人民根本意志,政府是依据宪法建立起来的。因此,维护宪法权威,实际上就是维护立宪政府的权威,维护政府治理体系的权威。一旦宪法失去权威,那么政府治理结构也失去了正当性基础。通过宪法塑造政府,是新中国政府体系的基本特征。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我们召开新政协会议,通过起到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为中央人民政府提供根本法依据。1954年,第一部社会主义性质宪法“五四宪法”颁布施行。根据宪法,我们选举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形成了新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现行宪法同样发挥了赋予政府治理体系正当性的功能。1978年我们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定。这也意味着“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那一套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已经无法适应改革开放新要求。习近平指出:“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路线方针政策,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深刻吸取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借鉴世界社会主义成败得失,适应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新要求,我们制定了我国现行宪法。”这就反映了为什么“八二宪法”被称为是一部“改革开放的宪法”。习近平反复强调现行宪法是“一部符合国情、符合实际、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好宪法”。

其次,宪法至上确保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人民性。这里的人民性是指宪法可以确保政府始终接受人民的控制和监督,实现人民民主。党的历史上有著名的“窑洞对”。在面对民主人士黄炎培提出的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之问时,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已经找到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实现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民主必须依靠宪法。宪法是近现代以来政治文明的最辉煌成就,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它表达着一种宪法之下的民主观。宪法可以从社会契约理论中推导得出:它既是人民根本意志的载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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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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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法学》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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