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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逸舟 严展宇:探索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多维向度:科学、人文与艺术

更新时间:2021-03-23 12:39:41
作者: 王逸舟 (进入专栏)   严展宇  

   内容提要:中国国际关系学在取得不断进步的同时,仍需警惕缺少方向感、不同知识间通约对话不足和创造性缺失等一系列短板。对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而言,探索多维向度的学科发展道路是当前的迫切需要。科学向度、人文向度和艺术向度的学科探索,不仅有助于明确知识进步的方向,推动人文精神与人道主义关怀的回归,而且还能够激发更大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本文认为,只有综合平衡科学、人文与艺术的研究视角,并以“三位一体”的思路来推动学科发展,才能不断发掘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新领域、新方法和新增长点,从而实现知识社会学意义上的学科进步。

   关键词:中国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研究;科学;人文;艺术

   作者简介:王逸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严展宇,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1)。

  

   自1919年英国威尔士大学设立第一个国际关系学讲席以来,国际关系学已经走过了百年征程。与西方国际关系学科的成长相比,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发展历程比较坎坷。中国自近代以来,在整个国际体系中长期处在受压迫的边缘位置,包括国际关系研究在内的整个社会科学的研究不仅起步较晚,而且思考相对局促。随着新中国的建立,知识分子获得了更多的激励空间,但是由于特殊的内政和外交环境,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最终还是没有跟上世界知识进步的步伐。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开始出现新局面,并取得了很大进步,在国际上的影响力逐步扩大。但是,与西方大国的国际关系研究相比,我们目前的国际关系研究依然存在明显差距。鉴于此,我们需要寻找推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进一步发展的新增长点,努力在此领域早日赶上甚至超越西方大国。

  

   一、中国国际关系学:反思与展望

  

   新中国成立后,国际关系研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受到了来自不同方面的限制。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基本上采取了偏向苏联的“一边倒”战略,其主要特点有三:一是学术研究的意识形态色彩浓厚;二是“对敌斗争”成了学术发展的主线;三是国际关系研究总体上属于单向度。总之,在早期的学科发展中,相比于学者们的学术自觉,政治环境的影响更为突出。

   (一)在改革开放以后的40年间,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在知识共同体、社会影响力和学科自觉意识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发展。

   1.国际关系学的知识共同体不断壮大

   知识共同体的成熟与活跃程度是评价学科发展的重要标尺之一。对于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而言,院系和学术刊物的数量变化反映着学科的成长历程。早期,新中国高校只有三个国际政治系,它们都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建立,直至90年代才相继更名为国际关系学院,分别设立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现在,根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已有近80个开展国际关系学术教研或者培养国际事务人才的院系与研究单位。我国已经成了全世界国际关系科研、教学机构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在2020年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科的专业排名中,入选世界前200名的中国大陆高校共有6所,位列世界第六,排在美国(44所)、英国(29所)、澳大利亚(11所)、德国(8所)和加拿大(7所)之后。如果将香港特别行政区(3所)和台湾地区(2所)纳入统计,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顶级高校数量将位居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和英国。

   此外,有关国际关系研究的刊物数量不断增多,学术沟通的平台日益多元化。各种各样的学术刊物、智库报告和高校学报种类繁多且形式多样。以2020年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和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扩展版(CSSCI扩展版)为例,政治学类期刊共计51种(CSSCI收录37种),在专业领域的期刊中数量排名第三,仅次于经济学(95种,其中CSSCI收录70种)和教育学(54种,其中CSSCI收录39种)。从专业刊物数量增长的角度来看,国际关系学术交流的活跃程度甚至超过了历史学、社会学等传统人文与社科学科。

   2.国际关系学的社会影响力日益提高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取得的进步还体现在国际关系学科已经成为高校中的“显学”。在科研领域,除了教学研究机构和刊物数量增多以外,国家对国际关系学科的资金投入也显著增多。以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和青年项目为例,国际问题研究的立项数量占比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其中,2016年占比为2.73%,2017年占比为2.14%,2018年占比为3%,2019年占比为3.21%。在专业选择上,年轻人也视国际关系为显学,本科专业报考的热度不减。例如,国际政治自2009年开始就成了高考文科申报的最大热门专业,十年来始终高居前列。无论是本科生招生还是研究生招生,国际关系类专业都成了年轻人优先考虑的选择。同时,各高校设立的有关国际关系的讲座和讨论会经常是高朋满座、人头攒动。有些高端的讲座甚至会常常出现一票难求的局面。

   为何国际关系学能够成为“显学”并不断升温?本文认为,主要原因有三:一是中国正作为一个视野越来越外向的全球化大国,对国际关系、外交和世界政治的兴趣越发浓厚;二是中国在加入WTO之后越来越全面而深入地融入国际社会,不仅大力推动全球化进程,而且还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三是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中国的社会、企业、个人都在积极走向世界,例如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劳工、学生、船队、资本在向世界各地进发,其中包括那些过去很少接触过的极地、外空和深海大洋洋底。所以说,现实的物质增长和经济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促成了国际关系学的繁荣。

   3.国际关系学的学科建设逐步完善,学科自觉意识逐渐成熟

   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一个较为成熟的学科应当满足三个条件。首先,学科的基础是学者们组成的文人共同体,西方学者从理想主义角度称之为“文人共和国”,也就是活跃的知识共同体。其次,学科存在的意义必须得到社会的理解与认可,因为得不到社会理解与认可的学科势必会像“颅相学”一样被历史淘汰。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成熟的学科还需要具备一整套完备的概念体系与研究纲领,以便使该学科对世界的自觉探索成为可能。这意味着国际关系学不仅需要建构自我指涉的基本概念和普遍接受的基本假设,还需要不断发掘更加细致、清晰、多元的研究主题。近年来,国际关系研究中不断涌现各类二级、三级学科,这标志着学科自觉意识正在进一步成熟。例如,非洲学、欧洲学、美国学、拉美学等新兴起的区域国别学研究开始主动摆脱僵化范式与理论教条,尝试从比较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甚至是从文学评论和艺术的视角,寻找国际关系研究的切入点。

   (二)当前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其未来发展应当避免跌入三个“陷阱”

   在看到中国国际关系学繁荣发展的同时,我们一定要意识到这一点,即中国尽管是当今世界国际关系研究最繁荣的大国之一,但我们的学科建设还存在很多不足:一方面,我们和西方大国之间在国际关系研究上的差距仍然很大;另一方面,我国的本土特色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现。所谓本土特色,主要是指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和特色政治实践,还有中国学者在分析国际问题时所独有的问题意识、思维方式和知识传统。中国国际关系学的未来发展任重而道远,我们绝不是要简单否定现有的国际关系研究成果,而是要以戒骄戒躁的心态去审视中国国际关系学的成长历史,标记出前行路上可能出现的陷阱与障碍。本文认为,中国国际关系学未来的发展一定要留心三个“陷阱”或三大障碍。

   1.国际关系研究缺失方向感

   所谓方向感,就是指人们对自身所处的地理空间和周围物体方位的感觉。就国际关系研究的方向感而言,它是指研究者所具有的如何使该学科在正确的轨道上保持不断向前发展的意识。众所周知,随着信息流动加快和学科分工细化,国际关系研究的“碎片化”倾向愈发显著。虽然多元化发展带来了学科的繁盛,但另一方面又致使学科“失焦”——传统的知识评价体系在多元探索的冲击下逐渐消解,以往高雅、古典、有品位的研究不再“独享太庙”。从更严格的意义上来讲,学科知识进步的线索在此背景下开始变得模糊起来。因此,在多元与自由带来的焦虑中,我们很难判断前进的方向。此时,我们尤其应该认识到,多元时代对古典研究的“祛魅”并不意味着乏味、单调、低水平重复研究的“合法化”。我们一定要抛弃粗放的、数量带动的学科发展模式,转而追求知识引导型的增长模式。对于国际关系学而言,我们要有“智识定力”,在知识社会学的意义上探索思想和理论的进步,将注意力聚焦在探索新的范式、方法、议题和研究空间之上。因此,国际关系研究学者一定要把握方向感,要明确知识进步的路径。

   2.不同知识之间缺失必要的通约与对话

   从横向角度观察,如果我们把当前各类区域国别研究放在一起对照,例如将拉美研究、东南亚研究、非洲研究、美国研究和欧洲研究并置考察,如何衡量它们之间的知识通约性?如何实现它们对话的可能性?这是一个值得每一位国际关系研究学者思考的重要问题。从纵向角度考察,如果我们把当前的国际关系研究学者与过去的国际关系研究学者进行对比,以美国研究为例,现在的美国研究学者和资中筠先生、李慎之先生等第一代美国研究学者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显然,现在的学者是“专家”,过去的学者是“大家”。现代性在知识领域延伸的一个重要后果是学科分工的深度精细化。博学家的退场与专家的出现意味着学科的研究空间被逐渐压缩,不同学科之间,甚至一个学科内不同次级学科之间的沟通交流都在不断减少。例如,拉美农业问题、波兰贸易问题、非洲土地问题和中国南海问题之间的“隔离带”似乎愈发明显。然而,学科的发展需要跨越边界,而不是建造“隔离带”。好的学术研究,即便归属不同的学科,彼此之间也一定存在某种知识通约的可能性,例如不同方法论的交锋。因此,国际关系研究一定要实现不同知识之间的通约与对话。也就是说,国际关系学未来发展要绕开“自说自话”或“你做你的,我做我的”这样的人为障碍。只有不同的学术思想得到了充分的交流和延伸,不同的知识之间实现了彼此互补,那么我们的学科才可能健康成长。

   3.国际关系研究缺失创造性元素

   国际关系学兴起于人类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有意识反思,但后来的国际关系研究主题则不限于此。从研究对象来说,它涵盖了政治关系、经济联系、文化交往、群体互动等几乎所有社会知识领域。从研究方法上看,它借鉴了历史学、政治学、哲学、语言学、工程学、统计学、量子力学等不同学科的研究工具。进步的国际关系学理应是开放的国际关系学,任何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都不应该被武断地排除在外。我们需要警惕这样一种陷阱,即国际关系研究的使命仅仅在于为政策服务,因而视功利主义和权力现实主义为国际关系研究的天然底色。如果我们陷入这样的误区,国际关系的研究和探索就会大同小异,因为学科的出发点一旦变成国家各级政府的利益,国际关系研究必然会根据权力、利益加以设计和安排,输赢与利害将成为其关注的唯一焦点。如此一来,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创造性和开放性就会受到威胁,那些具有想象力和艺术特质的灵感跳动在现实主义的光环下恐怕就会黯然失色。因此,本文认为,政策导向不是学科进步唯一的道路选择,国际关系研究一定要具备更多的创造性元素。

除此之外,在反思国际关系研究的同时,我们还需要展望国际关系研究未来的发展道路。探索学科知识增长的新空间和新增长点,其关键任务是要把握知识增长的方向。一方面,沿着这些思路思考国际关系,我们既可以发掘未知的议题空间、捕捉新的线索,还可能融汇不同的研究方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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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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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观察》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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