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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逸舟 严展宇:探索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多维向度:科学、人文与艺术

更新时间:2021-03-23 12:39:41
作者: 王逸舟 (进入专栏)   严展宇  
无法渊博到一窥全貌。人类已经不再可能拥有普遍性的知识,但是我们可以鼓励‘哲学精神’以期避免狭隘的专门化。”

   3.国际关系研究不应过于偏重“现代”知识或“古典”知识,要努力保持两者之间的平衡

   国际关系学历史上的科学主义和历史主义之争给了我们很重要的启示:“现代”知识与“古典”知识最终两者都需要保留,并且需要保持平衡和时常更新。传统历史学派通过融合不同的研究工具和探索视角获得了新的生机,而行为主义学派则演化成了囊括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交叉技术的研究方法。鉴于此,我们需要时刻提醒自己:那些璀璨的科学方法是冬夜中闪烁的繁星,令人迷醉向往,但是我们在仰望天空时仍然需要披上一件由人性、价值和历史智慧织就的温暖外衣,以帮助我们抵御子夜的寒冷。

  

   三、“善”的向度:人文的国际关系研究

  

   “关系”是国际关系学研究的落脚点,而“人”又是关系的核心,因此,研究国际关系的本质是对人这个概念的深度考察和终极关怀。所谓人文的国际关系研究,就是把人重新置于国际关系研究的主体地位,将人的境遇、福祉和心灵作为学科关注的焦点,一定要把人大写起来。回顾当下的国际关系研究,我们不免会产生这样的困惑:尽管我们的研究方法符合科学要求,研究主题也紧跟现实,但是在普通大众和不少其他专业的学者看来,国际关系研究似乎只是一个“门槛比较低的”学科。好像只要准确把握时政热点,充分掌握新闻资讯,专业人士和非专业人士都可以涉足这一专业领域。这样一来,国际关系研究和时政评论、政治新闻调查之间的界限似乎变得越来越模糊起来。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困惑的局面?韦伯(Max Weber)在《以学术为业》中提出了一个相似的问题,他说:“那些使自己加入这一专业组织并无限干下去的人,在这些永远注定要过时的生产中究竟打算完成什么有意义的事呢?”国际关系作为社会科学研究,解释诸如中美关系、朝核问题、英国脱欧这些时事热点,并发现它们背后可能隐藏的规律是其任务所在。但是,国际关系学的使命不能止步于此。作为一种知识,国际关系学还需要探索科学向度之外的知识领域——我们要做什么和我们将怎样生活。

   (一)人是国际关系研究中最重要也是终极的行为体

   国际关系研究需要回答关于人的问题——从情感、意志和体验出发,思考我们要做什么和我们将怎样生活。例如:人为什么会变得铁血、软弱或乏力?人为什么会表现出喜怒哀乐?人为什么生存?人为什么得不到发展?为什么有些人可以处在比较核心、优越、有领导力的创新的地带,而另一些人则始终处于被排斥、被不断边缘化乃至被肉体上消灭的地带?这就要求我们在关注国家、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的同时,必须牢记研究人的使命,关注“善”的生活,毕竟,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我们的终极目标。

   1.人文的国际关系研究要求我们要重新确定研究对象

   本文认为,人性和个体是人文向度国际关系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同于自然科学中单纯的物理关系,国际关系本质上研究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自然科学中,质点是没有意识的,化合物也不享有情感,研究对象是冷冰冰的客观事实。但是在国际关系中,我们的研究对象是由人组成的各种群体——不管是家族的群体、部族的群体、社会不同阶层的群体、非政府组织的群体,还是跨国的国际组织群体。人独有的特质始终都深刻影响着其互动的规则与规模,最终使互动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和结果。如果将人的个性特质剔除,或者将其简单类型化为某种社会事实,国际关系研究将同时面临学术和现实的“双重危险”。

   一方面,虽然将国际关系中的人乃至国家进行均质化处理有助于我们在一定层面上抽象出规律性的结论,但这样的研究并不总是能诚实地再现客观现实。这种方式会导致怀特海(Whitehead)所说的“误置具体性谬误”(the fallacy of misplaced concreteness),即把抽象的东西视为真实的存在,其结果是最终曲解了现实。

   另一方面,人一旦失去色彩成为国际关系研究中千篇一律的质点,我们极易产生“集体主义至上”的思维偏见,进而对个体的“自由”造成威胁。所以说,今天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特别需要有温度、人性和人的面孔,需要直面国际社会对人性的种种物化和异化。在坚持科学方法的同时,我们要以人的好恶和人性的特点去识别、比照、研究“最小的国际关系行为体”,使人重新回归本体地位。

   2.人文的国际关系研究还需要重置研究视角

   在使用整体主义视角研究国际关系的同时,我们还需要赋予个体主义视角更多的价值,尤其是要避免采用简单的“国家主义”视角。中国当前的国际关系研究偏爱力量、大国、整体、英雄主义这些关键词,取胜主义更受重视。当然,作为一个新兴大国,我们需要有“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的战略视野,仅凭外交智慧与战略眼光并不足以支撑一个国家的影响力在国际社会中的可持续发展,一国国内社会的治理水平和公民素质对于国家的外交能力建设同样重要。

   正因如此,我们还需要“以身观身,以家观家”的个体视角,因为只有在个体视角下,人文的国际关系研究才能聚焦国际舞台中人的权利、自由和精神状态,并且还可以告诉我们:什么是人,何以为人,什么是人的精神?它不仅强调如何培养伟大的人格,如何让公民、社会、民族更善于学习,而且也会告诫我们研究不要过于粗线条、简单化、政治化、国家主义化。此外,它还会提醒我们国际社会是多样、具体和复杂的,而不是霸权至上、简单同质、非此即彼的。如果沿着“善”的向度思考,那么看似只有黑暗、斗争和博弈的国际关系研究就会变得更加多面。它不仅有自己的成长与进步,而且也与普通人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相关联。总之,人文的国际关系研究将带领我们进入善良、正义和哲学意义上的崇高境界。

   3.人文的国际关系研究特别强调对他者的关切

   当下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关注要点大多是本国的权力和利益,而对其他国族、国际社会、边缘与少数群体的关注还不够充分。尽管对本国问题的讨论理应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焦点议题,但是聚焦的同时视野也会变窄,国际关系研究和对外政策建议在我国似乎越来越有合流的倾向。国际关系是否等于国家间的博弈?国际关系研究是否就是对我方立场的诠释和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恐怕我们需要警惕这种误区,国家化、政府化、对策化的国际关系研究不应该替代以人道主义、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基底的国际关系研究。对他者的关切,特别是对普通公众切身利益与个体感受的关照,不应该被我们所遗忘。例如,我们在思考和平与战争原因的同时,还需要思考如何减少因战争冲突而带来的死伤问题;在关心跨国公司、国际组织与主权国家之间互动博弈的同时,应当同时思索如何在全球化进程中逐步提高个体的生活质量和水平;在考察族群认同和边界冲突问题时,还要加入关于如何减少社会成员焦虑感和不安全感的讨论。

   (二)微观研究、小国研究和日常生活研究可以作为未来人文向度国际关系研究探索的三个切入点

   强调对他者的关切,要求我们在坚守“祖国”“民族”和“主权”意识的同时,了解人类的“大爱”。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同时关注中国问题和探求世界性问题并不冲突。中国的进步和外部世界的发展紧密相连,无论从中、短周期,还是从长周期时间段考察,它们都是相互促进、彼此影响的。对我们来说,研究中国问题,需要对外部的世界有所体察;探索世界问题,也要对中国的现实有所反思。

   1.微观研究

   微观的国际关系研究关注具体的人在国际关系中的境遇,与之相关的研究包括但不限于人的安全(human security)、人权(human rights)、政治心理学(political psychology)、情绪研究(emotion in IR)、少数权利(minority rights)和原住民权利(indigenous rights)、世界政治中的记忆(memory in world politics),以及领导人个性特征(leadership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研究。微观研究在吸收、继承这些研究成果的同时,更多关注具体语境中的群体与个人,而不是泛化的群体或者抽象意义上的人。例如,庄礼伟生前提出的“草根视角的国际关系研究”就是此类人文向度的微观研究。他的研究对象是农民工、城市边缘人群等流动人口,考察的是他们所理解的世界和外交。尽管边缘的声音很难在研讨会和课堂中被听到,也很难变成我们大多数作者笔端下的文字,但是我们有必要,也有义务融入他们,倾听他们的声音。

   一方面,微观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特定的国际关系变化对于公众的具体意义。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我们不仅需要关注权力变动、制度变迁、规范演化对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影响,还要关注这些抽象概念对于个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例如,人们生活在冷战核武器阴云下的心理状态是什么?在族群冲突中艰难求生的家庭是什么样的?跨国公司入驻和国际产业链转移对底层工人的影响是什么?另一方面,微观研究可以平衡自涂尔干(Emile Durkheim)以降的物化倾向,使研究对象更鲜活、真实。近年来,国外学术界不断呼吁区分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生物人”和“社会人”现象,提出国际关系中的“社会事实”不是先验的必然性制度,而是需要被反复阐释的偶然性假设。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些概念,例如结构、系统、无政府状态、国家利益等,应该被放置在具体情境中加以定义和识别,而对具体情境的研究正是微观研究的着力点所在。

   2.小国研究

   小国研究和我们传统关注的研究相比有很大的差别,它要求我们把目光从美国这样的大国转向像瑞士、以色列这样小而美的国家,把关注点从军事力量对比和GDP增长转向创新增长、公民素质提升、个性化创造等领域。2019年,喜剧演员泽连斯基(Volodymyr Oleksandrovych Zelensky)当选乌克兰总统,他在就职演说中提到乌克兰未来要像日本一样善于创新,要像以色列一样善于保卫自己,要像瑞士人一样生活,要像冰岛人一样团结。尽管对于乌克兰来说,这场演说的政治宣传色彩更浓一些,因为它最终还是要回到现实的国际政治中来,还是不得不在俄罗斯和美国之间博弈对冲,但是这场演说也给我们的国际关系研究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启发——小国是独特并且不可忽视的,是值得我们研究的。

   在国际舞台上,“小”有时候可能是很美的,“大”却不一定总是好的。在中国,我们经常陷入“大”的迷思,追求盛大似乎就意味着进步,国际关系研究尤其如此,似乎学习模仿美国是唯一的正确道路,美国好像成了我们未来唯一需要超越的对象。试问:当中国硬实力指标超越美国之时,中国就可以被称为大国了吗?很多人可能会这么认为,因为GDP数据和军事实力的确是衡量国家强大与否的重要标准。但本文认为这种判断并不周密,硬实力指标强大并不意味着文明,也不代表教育发达、人文精神发达。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之所以认为小国研究十分必要,原因就在于我们需要认真谦虚地探索“文明”发生和发展的原因。总之,在“善”的向度的国际关系研究中,我们要鼓励倡导一种精神上的执念——对正义、高尚和文明的不断追求。

   3.日常生活研究

日常生活研究主要是指研究与国际关系相关的各类日常现象,具有三个重要的特点。首先,它关注寻常之中的不寻常,重在对日常经验的批判与祛魅,例如不同啤酒品牌消费选择背后的政治意图、日常消费和语言习惯背后的主权逻辑,等等。虽然国际关系现象往往以整体性的面目示人,国家、族群是天然的关注焦点,但在深入细节之后我们也能够从啤酒和俚语中发现被压制、淹没和忽视的个性化的东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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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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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观察》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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