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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逸舟 严展宇:探索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多维向度:科学、人文与艺术

更新时间:2021-03-23 12:39:41
作者: 王逸舟 (进入专栏)   严展宇  
从而推动学科在知识社会学意义上的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强调科学、艺术和人文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我们可以将研究对象重新定位在“以人为本”的宗旨之上,重新实现人的大写。更重要的是,这三个维度不是相互冲突的,也不是彼此失衡的,而是“三位一体”的。也就是说,科学、人文和艺术是国际关系学知识增长的三个重要向度,是探索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不同道路,因而共同构成了知识增长的多维向度。鉴于此,我们需要不断发掘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真、善、美等古典价值,沿着科学、人文和艺术的多维向度,不断推动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学科进步与知识增长。

  

   二、“真”的向度: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

  

   本文认为,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是学科未来发展的重要向度,其价值在于明确知识进步的方向,其目标在于求“真”,其关键在于平衡“现代”知识与“古典”知识。

   (一)从“真”的向度来理解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首先要界定“科学”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内涵

   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人们在正确认识科学内涵方面都是在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变化阶段之后才逐步趋于理性。鉴于此,本文认为,科学的国际关系研 究指的是用现代科学的学科方法、理论工具和评价标准对国际关系和国际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的一门学科。

   1.从西方科学发展历程看,人们对科学的正确理解在经历了诸多变化之后才逐步稳定下来

   从历史角度考察,最早对科学进行系统论述的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在他看来,科学就是通过逻各斯(即概念化语言和逻辑规则)研究恒常不变事物的分科之学,其关注的是的共性而非个性,其强调是公共性知识而非个性经验。另一种对西方古典时代科学内涵的理解是将科学与艺术进行对比,认为科学(Scientia)是关于理论的学问,而艺术(Arts)则是关于实践的学问,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种观点直至15世纪早期仍然流行于欧洲,因为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科学是通向艺术的道路”,而“没有科学的艺术则毫无价值”。

   16—17世纪的科学革命完成后,近代以来的科学观念与古典时代相比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在自然科学领域,牛顿力学、日心说和血液循环说分别在物理学、天文学和生物学中取得了统治地位。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而言,科学革命的遗产是以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等人的思想为基础的世界观念让位于“新哲学”“自然哲学”或“机械哲学”。简而言之,以经验主义为基底的实证主义思潮取代了古典与中世纪时代的人本主义与规范传统。政治学(Scientia Politica,Polizeywissenschaft)也在17世纪晚期成为一门以系统化方式进行教学的科学(Scientia,Wissenschaft),不再是从实践中获取“艺术”的学科。到了19世纪,法国哲学家孔德(Auguste Comte)将实证主义引入社会科学研究,开创了“社会的自然科学”,从而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大门。

   2.从中国科学发展的历程看,人们对“科学”的认知态度不断趋于理性

   回望中国历史,五四运动以来科学思潮兴起,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观念开始在中国传播。随着新旧之争中“西学”的胜利,以实证主义为核心的科学思想开始成为学术研究的“信仰”。“社会科学是拿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不但应该提倡自然科学,并且研究、说明一切学问,都应该严守科学方法,才免得昏天黑地乌烟瘴气的妄想、胡说。”然而,随着科学革命不断推进,科学哲学和社会科学哲学研究逐渐成熟,人们对“科学”的认知态度也不断趋于理性。人们认识到,具体的科学理论和陈述经验的方式并非一成不变,甚至深层次的科学观念也在发生渐进式的变化。因此,科学更多是一种认识论意义上的态度和方法论意义上的工具,而非本体论意义上的教条。

   3.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指的是用现代科学的学科方法、理论工具和评价标准进行的国际关系研究

   一般来说,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要求得出确定的规律性结论,并且其研究过程还要经得起重复性检验,因此,这种研究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上具有浓厚的实证主义色彩。回顾西方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历史,在20世纪50—60年代发生的被称为“历史主义和科学主义大辩论”的学术争鸣,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学术事件,因为这次辩论的结果是科学研究方法逐步取代了古典的历史人文研究方法,从而成为后来学科发展的主流。

   尽管科学方法自20世纪60年代后成了国际关系研究的主流,但“科学”的具体内涵并非一成不变。从早期的逻辑实证主义、行为主义研究方法,到后来库恩(Thomas S.Kuhn)的范式主义,再到拉卡托斯(Imre Lakatos)提出的研究纲领,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科学方法”不断更新。所以,有学者称国际关系的学科史是“科学革命阶段的曲线发展史”。然而,不论具体研究中的“科学观念”如何变化,科学在认识论与价值论层面却始终保持着相对稳定状态——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始终期待理解国际关系中的“铁律”,对探索国际互动中的规律有着强烈的学术冲动,并且在研究方法上呈现出向自然科学靠拢、模仿的发展趋势。在学科发展过程中,一代又一代学者们对建构不同层级理论的不灭热情,以及对预测事业的不懈尝试反复印证了这一点。尽管有学者对国际关系研究的“过度科学化”趋势表达了某种忧虑,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得益于国际关系研究与科学研究之间的对话,当代国际关系学才得以与时俱进,不断朝着专业化和规范化的方向发展。

   (二)在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中,明确知识的进步方向极为重要

   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除了要求我们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去解决具体问题外,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它有助于我们确定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力方向。

   1.从科学哲学家们的论述中可以发现,自然科学的进步是推动社会科学进步的重要因素

   从逻辑实证主义到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我们看到了国际关系研究从机械的系统论观点到范式间折中、融合的转变。尽管形而上的科学观念与具体的国际关系理论之间常常不具有可以相互推出的关系,因为同一种科学观念可能指导着不同的具体理论,具体理论也有可能受到不同科学观念的启发。但是,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我们要有敏锐的“元理论”眼光,要看到科学、科学哲学,以及社会科学哲学发展对国际关系研究的指导意义。关注国际关系的形而上学并不能直接帮助我们解决现实问题,但它可以为我们在学科“森林”里的探索中指明前进的道路。

   2.要特别重视自然科学进步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启发

   尽管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量子思维尚未取代牛顿力学思维,但量子思维模式对不连续性、跃迁、复杂因果关系和不确定性的关注无疑有助于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国际关系。例如,温特(Alexander Wendt)2015的著作《量子心灵与社会科学》彻底颠覆了国际关系学界对传统意义上的科学观念的理解,量子思维被系统引入到了国际关系领域。特别是,量子思维中有关纠缠态和波函数的讨论,对我们理解主体间性的产生与变化、施动者与结构的互构进程、非理性行为的动因都有很大的启发。

   (三)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目标在于求真

   本文认为,对什么是“真”的回答并不是我们此刻的紧迫任务,但是,重新加入这场自“轴心时代”就开启的讨论,其目的就在于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一些线索。

   1.无论是人文研究还是科学研究,求真都是知识探索与传播的永恒标准与目标,而求真的关键在于不断突破与创新

   在国际关系学中,研究范式、方法与思想观念的更新是指引我们不断趋向真理的灯塔,而对金钱、权势和低质量增长的追求,只会让我们在知识的“森林”中迷失。另一方面,国际关系中的“真”是有条件且不断变化的,因此,我们一定要识别不同语境下“真”的具体含义,发现不同时空中“真”的位置。在自然科学中,对“属真”知识的判断会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入而变化。例如,天文学经历了从地心说到日心说,再到现代宇宙说的三次革命。但是,这三种理论在不同时期里都作为真理与常识而被普遍接受。在国际关系领域,作为共识的知识也在发生变化。例如,主权概念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至今始终处在自我扬弃的过程中,无政府状态假设的内涵经过数代学者的反复论争之后仍无定论,至今仍在更新之中。

   所谓求“真”,是用历史和发展的眼光去看待“真”的条件,是为多元化的知识寻找与其匹配的解释框架和评价标准。例如,要理解欧洲的国际关系,就需要首先关注不同时代欧洲人的宇宙观和欧洲国家行为与目标之间的联系:16世纪主要表现为循环时间观和王朝—神权政治之间的互动;18世纪主要表现为牛顿力学和均势政策之间的互动;19世纪主要表现为进化论和革命、争霸之间的互动;20世纪主要表现为发展观和制度治理之间的互动;21世纪则主要表现为量子工程学和网络系统之间的互动。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要结合现代性进行反思,这不仅是哲学思辨的需要,也是科学精神的彰显。

   2.国际关系研究应当在可能的政策建言与学术要求的严谨客观之间建立动态平衡

   国际关系研究天然具有政治影响力和决策上的利害关系。对于一个合格的研究者来说,一方面要搞好自己的研究,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就国家面临的重要涉外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或者通过建言献策的方式为政府提供解决问题的思路和理论依据。这里的关键就是如何掌握“度”的问题。国际关系学不是象牙塔里的智识游戏,理想的国际关系研究在追求知识增长的同时,也直接或间接地表达着对现实问题的关切。求“真”既是学术要求,也是现实使命。因此,兼顾科学精神和社会担当应当始终贯穿于我们的研究思考过程之中。

   3.求“真”要求国际关系研究做到谦虚、开放,通过营造良好的知识交流平台,实现知识之间的通约与共鸣

   我们要避免国际关系不同领域之间各说各话的现象,要打通国际关系学和政治学、比较政治学这些次级学科之间的隔膜,让它们之间能够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不过需要承认的是,国际关系学在政治学、比较政治学面前还只是一个“小兄弟”,因而应该更多地向其他学科学习和借鉴,主动承认我们的年轻和不足。

   (四)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关键在于平衡“现代”知识与“古典”知识

   任何一门学科都是在自己过去的发展历史基础上演变过来的,因而在开展研究时如何将现实研究与历史研究平衡起来,对于该学科的健康发展非常重要。

   1.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一定要关注技术变革带来的知识进步

   无论是纯粹的量化研究方法还是机器模拟手段,其产生和使用都和科技全球化时代存在必然的联系。20世纪60年代行为主义盛行,美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因而出现了很大变化,传统的经验历史研究方法逐步边缘化。这个趋势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60年代达到高峰,70年代以后盛况尽管不如以前,但是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直到如今,量化研究再次成了主流。“现代”是科学向度国际关系研究的一副面孔,我们应该鼓励年轻人,尤其是擅长最新技术的研究者们不断探索。

   2.在探索科学向度国际关系研究的同时,我们还要警惕技术奴役人们的心灵这一现象

科学不是统治性与排他性的教条。在科学的审慎之外,我们还需要树立伟大崇高的价值观。17世纪科学革命时代一位人文主义者的呼吁至今仍然发人深省,他指出:“知识正在不断走向碎片化,我们凭借自己偏狭的能力将艺术与科学分成了碎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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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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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观察》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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