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赵树凯:围绕包产到户的高层纷争(上篇)

更新时间:2021-03-20 23:09:56
作者: 赵树凯 (进入专栏)  
搞不好还可能破坏公共财产。人心一散,各奔前程,集体经济没有了,基本建设也不搞了,科学种田也搞不起来了,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就破坏了” 。17同期《农村工作通讯》还发表了署名为刘必坚的文章:“包产到户是对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丧失信心,否定了统一经营,有什么生产责任制可说呢?由此可见,包产到户既没有坚持公有制,也没有坚持按劳分配,它实质上是退到单干”。

   《农村工作通讯》创刊于上世纪50年代农业合作化的高潮时期,是毛泽东倡导创刊并题写刊名,在农村工作领域的权威地位,如同《红旗》杂志之于全党。该杂志1980年第二和第三期的三篇文章作者,其中印存栋时任巢湖地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安排安徽干部写文章反对包产到户,显然更有力度;杜润生是国家农委分管政策研究的副主任,他的文章阐述包产到户之不行,分量尤其沉重;“刘必坚”是化名,真实作者是时任农业部常务副部长李友九,当时在农业部分管经营管理和政策研究。李友九晚年,将这篇文章还原为本名并收入《 李友九回忆录 》。

   在《农村工作通讯》这组文章发表之前,安徽方面曾经做出努力,希望杂志同时刊登滁县地区包产到户的调查报告。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安排地委办公室主任陆子修带了文章来北京,但是遭到拒绝。万里对于这组文章很不满意,成为后来万里尖锐批评农口部长和处理李友九的重要因素。

   万里离开安徽前,省委已经明确将包产到户列为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俗话称“为包产到户报了户口。”但是,在万里之后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张劲夫,态度迥然不同,安徽开始动荡。1980年4月24日,张劲夫在芜湖主持召开长江以南地委书记碰头会。说:“四人帮批右无边无际,我们批左也要有个界限,不能无边无际,不能把正确的东西当成左来批。正确的东西如果越过一步就会变成谬误。包产到户,在穷的地方效果明显,但不能说成是灵丹妙药,可以说是治穷之一方。如果是灵丹妙药,那马克思就不灵了,社会主义就不灵了。”“包产到户,我们说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搞,是带着惭愧的心情同意的,因为过去犯了很多错误,带来严重后果,对不起,人民没有办法才搞这种办法。有人把它当成好办法推广,条件好的地方也搞包产到户,超过了赵紫阳同志讲的范围,那我们就有分歧了。至于农民要求包产到户,可以说,这是我们对几十年来没有搞好集体生产的一种抗议,不能说是一种优越性。如果户比组、比队优越,那社会主义怎么干呢?”“毛主席他老人家领导我们推翻了三座大山,搞社会主义建设,走集体化道路。如今,他老人家尸骨未寒,有些人就想否定他老人家正确路线,搞单干,搞资本主义。我们要维护毛主席的旗帜。毛主席晚年有错误,但不能把他老人家正确的东西是要否定掉了,我们有坚持社会主义,要走集体化的道路”。“现在,文风不正,有的人在那里舞文弄墨、强词夺理,硬说包产到户不是分田单干,迟早有那么一天,要算他们的帐!”。18省委主要领导人的这种态度直接导致基层用行政命令纠正包产到户,农民砍树杀牛等现象发生。这是包产到户在安徽遭遇的政策危机。

   万里晚年曾说,关于农村改革的最激烈斗争,是在1980年的春夏之交。对于万里本人领导农村工作来说,也是最为困难的时期。

   四、理论宣传系统

   关于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的谈话背景,《邓小平文选》的尾注说是“这是邓小平同志与中央负责工作人员谈话的一部分”。很多人认为,这是与万里等人的谈话,其实不然。这是与胡乔木、邓力群的谈话。胡乔木时任分管宣传理论的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是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谈话稿由邓力群整理成。这天的谈话中,邓小平还重点谈了反对封建主义影响问题和国际问题。现在收入文选的谈话稿,是在当初下发内部讨论稿的基础上修改而成。

   进入1980年4月,由于地方上包产到户苗头猛涨,政策纷争趋于明朗,也空前激烈。围绕包产到户的争论,公开形式是“联产”还是 “不联产”的问题。当时,共识是农业生产应该建立责任制,分歧在于建立责任制可不可以“联系产量。”准许联系产量,则为“包产到组”甚至“包产到户”留下了活路。初期的公开争论还停留在是否可以允许包产到组的问题上。了解农村者则知道,一旦包产到组,则可走近包产到户,因为三五户一组演变为父子兄弟组成,即为实质性到户。当时政策的基本精神是不准联系产量,因为联系产量即“资本主义物质刺激”。如果不准联系产量,则包产到户失去了政策空间。

   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目是“因地制宜建立健全生产责任制”。社论说:“当前春耕生产大忙季节已经到来,无论实行哪种责任制,都应该稳定下来,不再改变,抓好当前生产是当务之急。去年三月十五日,本报曾在一篇编者按语中对包产到组作了不适当的指责,挫伤了一些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的积极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些规模较大的生产队,实行包产到组后增产效果显著,集体经济更加巩固。包产到组这种组织形式,没有改变所有制,而规模又较小,把个人的劳动报酬和集体的收入更为密切地联系起来,群众说是看得见,摸得着,解决了劳动数量和劳动质量、工分和产量的矛盾,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当然,在不适于实行的地方不可强求推广,而在条件比较适合的地方,则应该继续发展。”这个社论明确肯定了包产到组,尤其是检讨了上年3月关于“张浩来信”的编者按,在基层引起了很好的反响。人民日报的这个表现后来受到了万里赞扬。1981年春天之后万里曾不止一次表扬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等媒体思想解放,而批评农口中央部门依然思想僵化。

   4月9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发表了吴象、张广友的文章,题目是“联系产量责任制好处多”。这两人是万里进京时从安徽调到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是万里改革思路的阐述者。针对社会上认为联系产量责任制是“方向、道路问题”,是“倒退”、会导致“两极分化?”等批评,这篇文章指出:“联系产量的责任制比不联系产量的责任制更有利于提高出勤率,提高劳动效率,提高农活质量,增产效果更为显著”,“实行联系产量责任制决不是‘倒退’。”文章指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这有什么不好呢?如果说这是退,那正好是退到适合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状况,是人们的认识向符合实际的方向前进了一步,是经营管理向符合客观规律的方向前进了一步,”“实践证明,联系产量责任制并没有引起“两极分化”,而是为扩大生产、共同富裕创造了条件”。本文堪称1980年上半年以万里为代表包产到户支持者的扛鼎之作,在农村改革理论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这篇文章是万里安排吴象、张广友反驳《农村工作通讯》1980年第二三期上文章的。当时,万里刚调来北京,住在京西宾馆,张广友把这两期杂志送给了万里,万里指示吴象、张广友写文章反驳,特别交待要文章不点名,摆事实讲道理。文章写好后,经万里审阅。本来万里建议《安徽日报》以“安徽省委农村工作部”名义发表,但是被时任省委第一书记张劲夫拒绝,遂由《人民日报》以署名文章发表。这篇文章亮明观点支持联产承包,推进了当时的政策争论,但在整体社会的政治情景之下未取得理论优势。不论是政策讨论,还是实际工作,纷争更加激烈,也在持续深入。

   从国家农委会议资料来看,进入五月初,中央高层开始部署出台关于包产到户的政策规定。5月5日,杜润生主持农委部分领导和政策研究室负责人会议,会议传达了赵紫阳的表态:“同意润生意见,中间地区不搞包产到户,其他地区可以搞”。另外,针对杜润生提出“自留地数量未解决”的问题, 赵紫阳表态:“可以扩大点”。允许贫困地方搞包产到户和普遍扩大自留地,这是当时农村政策放宽的两大基本点。5月9日,杜润生主持听取江苏等地方汇报,讲到:“小平讲高度贫困区可搞包产到户,我说中间地区不要提倡,紫阳说不要搞,万里同志也说不要搞。”5月12日,农委第一副主任张平化与杜润生一起召集会议,讨论代中央起草关于包产到户的政策规定,参加人员有农业部副部长李友九、赵修、王常柏,农委政研室的陈平、李千峰、刘堪等。杜润生传达赵紫阳指示,要求以答记者问形式发表,核心内容是贫困地区可以搞,一般地区不要搞,可以搞的地区要拿出标准。谈到如何界定标准,杜润生说:“三靠地区、困难地区均不确切,可以按周总理当初选定的不发达地区123县,约四千万人口”。杜润生还传达了赵紫阳的意见:“一是要把生产队划小,二是不要硬顶,要有领导地搞,不然要砍树。生产队有些地方小点就小点,以堵住包产到户。”“原则上还是特殊困难、居住分散。权限由省委划,全国5%地区。”接下来,杜润生谈了如何修改答记者问草稿,强调要先写“依靠集体,在此前提下允许因地制宜搞责任制”。特别指出:“公共财产已经很多的、现在办不好经过努力可以办好的,均不要搞包产到户”。“过去是集体经济没有办好,农民没有信心。三中全会政策巩固了,和以前不同了,可以办好了”。19会后,文稿由李友九负责修改。文稿报送高层领导后没有通过,故未公开发表。

   与杜润生根据赵紫阳指示起草《国家农委负责人答记者问》稿的同时,胡乔木也在部署包产到户的新闻宣传。5月10日和11日,胡乔木先后给新华社社长穆青写信,就包产到户问题做出指示。

   5月10日,胡乔木批示:“ 穆青同志:包产到户稿已看过,因人民日报四月上旬发表了文章和社论,文章引起了一些争论,现此稿实质上也未超出该文范围,故我意暂时内外都不必发表,你以为怎样?此稿材料和看法都还不够全面,即只讲了好的一面,基本上未讲由此引起的问题。问题我想到的有:(1)推行的范围和限制问题,有些地方推的过宽,办法限制不严,实际上动摇了集体所有制;(2)对集体资产已有的如何处理?将来如何发展?(3)对党团员活动和部队干部、社队组织影响如何?包括民办学校、赤脚医生、农业技术员等。(4)对缺少劳力户的影响,特别是对部队战士家属的影响,这后一点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已影响到连队的安定和巩固。部队许多同志感到在这一问题上政治工作很难做。要写一个全面材料,必须包括这些和其他类似内容,希继续调查研究。”

   次日,即5月11日,胡乔木又批示:“穆青同志:昨信想必收到,所说不只是个人意见,中央准备过一段时间再根据各省经验和意见,进行正式讨论和在必要时做出决定。对于地广人稀的地区,特别是深山区,对于集体化很不巩固、艰难勉强维持的地区,对于适宜分散经营的作物和副业,可以自主或应当包产到户,但现在一些省已超出这个范围,这就是我所说的范围过宽。包产到户影响部队的反映过去已有不少,现在更多。现抄上一段总政的材料供你参考”。在批示中,胡乔木认为媒体包产到户正面报道太多、搞包产到户地方太多,新华社报道重点要调整。胡乔木批示中所提中央将做出决定,农委起草答记者问文稿是第一步。由此可以看出胡乔木关于包产到户的政策态度。

拟允许百分之五人口包产到户的文稿,报送高层后因意见分歧未能公开发出。进入五月中旬后,中央书记处工作因西藏问题而紧张起来。20日,胡耀邦、万里一起去了西藏。据万里回忆,在西藏的十来天,他与胡耀邦有充分思想交流,关于包产到户想法高度一致,并商量好分头做省委主要领导人工作。31日,他们经青海格尔木回到北京。这天,邓小平在家里见胡乔木、邓力群,谈了包产到户等问题。        虽然万里与邓小平有经常性接触(主要是打桥牌),但是万里对于邓小平此次谈话事先并不知情。吴象晚年回忆:“这个谈话一出来,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内部刊物《情况通报》就登出来了。万里没有看到,我先看见了。那天,万里来找我,走到了书记处研究室,我把这份材料送给他看,他对我说,这个东西我拿上。我说,邓小平态度很明确,说的很肯定,你看到了没有?他说这几天没有到邓小平那里去,所以还没有看到。又过了两天,他告诉我说,问了邓小平了,邓小平在那儿批评了一些中央干部思想守旧,不解放”。20万里还告诉吴象,谈话是针对胡乔木、邓力群说的。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5647.html
收藏